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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等。虽然“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在1975 年至1978 年;主要特征是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因为事实证明,“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进一步证明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领导和坚强有力。
1.党心所向众望所归
1975 年1 月至1976 年4 月,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党政军很重要领导职务,并先后主持过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直至后来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国内外认为这是中国主要领导人新老交替的重要征兆。1975 年6 月,一些外宾在与邓会面时表示:邓先生负有重大责任了,当客人对他曾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攻击过,现在却又成了中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大惑不解时,邓谦逊地讲:我也不是什么第三号人物,我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做一部分具体工作的人。当客人称赞中国有他这样一个领袖也是中国的一个荣幸时,他仍旧谦逊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他强调,我们讲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也要由什么人来执行,特别是领导核心。不加强就不能执行好的路线,就没有力量。
叶剑英也讲,培养接班人“是党中央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要吸取教训,在人民群众中发现、培养、选择新一代的接班人。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在9 月7 日他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还郑重地讲: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时,毛泽东在心目中,也是把邓作为周的接班人或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同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他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邓小平不负众望,卓有成效地进行全面整顿,但结果是于1976 年4 月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又一次被打倒,但是,以他为主要代表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党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实的主要群众基础由此奠定。
2.叶剑英等重要成员的作用发挥
1976 年10 月,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和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危急时刻毅然决然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 文革” 这场灾难。“从组织上打跨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从而为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清除了基本障碍。
坚决阻止“四人帮”篡党夺权,使党和国家、军队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是建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文革”期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和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指明原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提出了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重要观点。他们认为,苏共是列宁建立的党,苏联是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坚持列宁的路线。列宁、斯大林算是第一代了。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自1954 年上台以后的20 多年中,把列宁建立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湟夫算第二代,第二代就变化。西方国家鉴于苏联第二代出了问题,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所以,我们要总结这个经验,对青年进行教育,引导青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邓小平曾对外宾风趣地说:事情要靠年轻人了,这种话可能对年轻同志来说有点不敬了,摆老资格了,但这是自然规律,老的总要慢慢地退出舞台,由年轻人来接班。总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归根到底要决定在青年的身上。”。
实际上,邓小平在1965 年12 月就已经明确地讲到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中央领导集体新过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问题。认为总是要见马克思的,这是肯定的。去见马克思,就要有接班人。党总是要有接班人的,接班人也要去见马克思的。因此必须把党的正确的思想、组织、政治路线坚持下去。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他反复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他还举例讲: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在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不是都靠不住了吗?
可见,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权交给什么样的年轻人,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1975 年当71 岁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时,心怀不满的王洪文避到上海讲:十年后再看。当时,王40 岁。就年龄而言占优势。所以,邓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决定要选择一批经受过考验、能够联系群众,为群众爱戴的领袖,选择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由此可见,建立新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不仅极为重大,而且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重病中的毛泽东含蓄地讲自己一生中没有做完的两件大事,应交给下一代。他断言: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所以,从1975 年1 月开始担负党政军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以后,邓小平先后主持国务院、党中央日常工作。在此前后,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先后重新返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如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李先念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务副总理,正是这一大批被“解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执重任,团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才使全面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也使“文革”破坏力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特别是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积蓄了强大的干部力量,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从组织上打垮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破灭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阴谋,确保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是一场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特殊斗争。关键在于,一是江青等趁毛泽东年事已高或重病缠身,篡党夺权的活动迫不及待,更加猖狂。二是毛泽东病逝,原来领导集体中健在的成员仅有陈云、邓小平,前者遭到排挤,后者又被打倒。“文革”后期发挥作用的叶剑英、李先念也先后被变相停止工作。连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被污蔑为“修正主义头子”。“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如果让“四人帮”上台,“就断送了我们党,断送了我们的国家。”所以,粉碎“四人帮”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对于自己的失败,江青在1980 年1 月写的《我的一点看法》说:“邓、叶之流久蓄阴谋”,把她(他)赶下台是“反革命政变”,她将自己一伙封为“好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好学生”, 此刻被关进监狱; 而“ 邓、叶之流” 等是“坏人”、“阴谋家”、“修正主义分子”,却坐天下,这是“地富反坏右翻天”、“资本主义复辟”、“开倒车”。
3.邓小平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
由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和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特别是他在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期间取得的显著成效,使他在党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因此,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就极力主张:“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但他在“文革”中就想到,我们这样的年龄,总要见马克思,即使不犯错误,做事也是有限的。实在有一种忧虑啊!所以,他和李先念、叶剑英,还有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共同的观点是怎样从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里选择比较年轻的人,大家来帮助接班。因为郑重选择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是党的事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搞好的关键性问题。老同志责任重大,最大的责任是从比较年轻的同志中,通过热情帮助,选择一批马克思主义接班人,无论如何不能让“四人帮”夺取党政军最高领导权。
1978 年在中央领导层中,有的人还在说要准备对付“ 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许多老同志担心,就怕政治局常委出问题,因为叶帅老了,怕将来党内要出事,就怕邓小平再被打下去。实践证明,邓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前提。在粉碎“四人帮”初期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邓也支持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认为他坚决处理了“四人帮”,又年纪轻。但实践证明他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根本改变错误做法,由他来领导及时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所以,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起,首先推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陈云也在1977 年9 月他发表了长篇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讲话、报告、著文历来言简意赅的陈云,此时却发表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可谓极不寻常。李先念也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邓等反对“ 两个凡是”, 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赢得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这为以他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他参与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在1978 年11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叶剑英指出:“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郑重宣布:“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这段历史评价文字不长,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次会议以后,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正确思想和实践已被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接受、拥护。众望所归,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此同时,陈云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成为重要成员,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形成了邓为核心的中央。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哪些人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存在历史从1977年到1992年,共15年。

1982年9月1—1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5年9月18—23日,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1987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召开。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十二大标志着第二代领导集体进入稳定期,在组织上产生了一个坚决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它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表明,十二大“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同时也表明,第二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方略体系已经形成。邓小平真正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扩展资料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人。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小平

确立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会议分别是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四大会议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