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国旗 资料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对俄罗斯进行访问。这也是王毅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据中国外交部此前介绍，王毅此次访俄有两个重点，一是聚焦下阶段的中俄关系发展，二是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在国际安全形势日益脆弱、甚至面临失衡之际，中俄作为相邻的两个大国，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本身就有利于世界和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对俄罗斯进行访问。这也是王毅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据中国外交部此前介绍，王毅此次访俄有两个重点，一是聚焦下阶段的中俄关系发展，二是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在国际安全形势日益脆弱、甚至面临失衡之际，中俄作为相邻的两个大国，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本身就有利于世界和平。
由于正值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在西方已经基本切断与俄罗斯联系的情况下，外界关注中俄会在这一热点问题上做出哪些互动，释放什么信号，这是正常的。然而一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显然远远不止“关切”，而是试图用俄乌冲突绑架中俄关系，它们要么渲染中俄“结盟”，要么离间中俄“友谊不会长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毫无根据地宣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这些舆论造势的目的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制造“中俄正常交往是过错”的氛围，向中俄每一次的正常互动施加压力。
需要指出，美国从一开始就戴着厚厚的有色眼镜看待中俄友好关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得更加嚣张，好像找到了“道义”的借口，但它既没有资格，更没有公信力。事实上，无论有没有发生俄乌冲突，美国都打心底里不希望看到中俄发展关系，来自华盛顿的猜忌、挑拨和破坏没有中断过，而现在因为俄乌冲突达到了一个高峰。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美国战略学界曾严肃地讨论过“联俄制华”的可能性，特朗普总统任期内还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说明华盛顿对中俄关系的心思一直很不单纯，掺杂着阴暗的地缘政治算计，就算现在戴上一副虚伪的面具也是掩盖不住的。
同样出于地缘政治的私心，美国才不断在俄乌冲突中拱火递刀、鼓动对抗，这也是欧洲大陆流血不止的根本原因。而中国与各国发展关系，从来都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正像王毅日前与布林肯会晤时所强调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是两个独立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美国没有资格更没有权利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
王毅会见库列巴
在访问俄罗斯之前，王毅在慕安会期间应约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从媒体披露的现场情况来看，双方一见面，库列巴就主动和王毅紧紧握手，并且在会谈中表示，乌克兰重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立场，强调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几乎就在布林肯对华发出不负责任指控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正在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态度和想法，看来只在西方一些人觉得“有用”的时候才会变得重要。
中国不希望看到冲突的爆发，不愿看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这是十分真诚的态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中方就提出“四个应该”，即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中方反复强调，冲突战争没有赢家、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大国对抗必须避免。如今回过头看，中方立场的价值愈发凸显。比起一些国家的煽风点火、火上浇油，谁在真正呼吁对话、争取和平，是不难分辨的。
过去的许多历史经验证明，不接触、不对话无助于地区乃至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反而往往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艰难。中国和俄罗斯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双边关系，无论对两国还是对国际关系的稳定而言，都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正资产，它也应对国际关系形成更多启示，尤其在俄乌冲突复杂难缠的当下。
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
延伸阅读：
牛弹琴：王毅会见乌克兰外长 释放三个不寻常的信号
（原标题：这次慕尼黑的特殊会见，释放了三个不寻常的信号）
王毅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见。
最大的特殊性，一是会见的对象，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二是会见的背景，乌克兰危机是慕安会最大的热点，而按照外交部公布的行程，王毅接下来还将前往莫斯科。
这个关键时刻，中乌高级外交官在慕尼黑又见面了。
我的印象中，俄乌冲突爆发后，王毅和库列巴至少有过四次公开接触，两次电话交谈，第一次是去年3月1日，第二次是4月4日，都是开战后不久。
然后在去年9月22日，两人赴纽约联大开会，见了面；再就这次在慕尼黑，又见了面。
完全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次特殊的会见，至少释放了三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乌克兰对中国的高度重视。
很有意思的是，这四次接触，王毅的职务有所变化；但不变的，他都是“应约”会见库列巴。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所谓“应约”，应该是乌克兰主动提出，两人于是开始接触。
很显然，乌克兰高度重视中国。
按照外交部的通稿，在慕尼黑的这次会见中，库列巴表示，一年来，乌中一直保持着沟通。
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乌克兰更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乌方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重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立场，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记得上次联大期间会见，库列巴也说，乌方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期待中方为缓解当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中国地位不一般，乌克兰也看在眼里。你说中乌有没有分歧，肯定也是有的。乌克兰也肯定知道，中国绝对不会扮演西方的角色，但中国肯定不是乌克兰的敌人。
乌克兰最终实现和平，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其中也包括中国。所以，乌克兰也很明确，期待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
信号二，中国在以自己方式劝和促谈。
在慕尼黑，王毅对库列巴说，中国和乌克兰是战略伙伴，两国人民有着长久友好交往。我们再次感谢乌方在紧急状况下协助中方顺利开展撤侨行动。赞赏乌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希望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发展。
这种感谢，王毅已经说了多次。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下，乌克兰克服种种困难，协助中方顺利撤侨，这确实很不一般。
而且，乌克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也看在眼里。
王毅对库列巴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我们不愿看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愿同国际社会一道，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持之以恒地争取和平。
这次在慕尼黑，对乌克兰危机，王毅特别感慨。在公开演讲后的提问环节，他就解释，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我们没有袖手旁观，不去火上浇油，更反对趁火打劫。中国所做的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
中国的方式，肯定不是提供武器让双方接着打，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劝和促谈。
王毅还透露了中方的一个重大行动：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也就是再过几天，中方将发表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什么立场？
按照王毅的透露，都是中方领导人提到过的，包括：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
也有一些西方现在特别看重也是极具针对性的主张，比如：我们将重申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我们也呼吁保障民用核设施安全，反对攻击核电站，我们还将倡导共同反对使用生化武器。
这些立场，有的也是乌克兰最看重的。
什么是劝和促谈？
这才是真正的劝和促谈。相信接下来去莫斯科，王毅还将谈到这个问题。
王毅发言
信号三，和谈似乎越来越难了。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理解。
记得去年3月1日，冲突爆发后的两人第一次电话中，库列巴还向王毅介绍了乌俄首轮谈判情况。
他对王毅说，结束战事是乌方的最优先任务，乌方对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怀着积极诚意对待乌俄谈判。尽管当前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乌方仍保持冷静，愿继续推进谈判。
但结果呢？
谈判无果而终。
这次在慕尼黑演讲，王毅就对外界披露了一个细节，从冲突发生的第二天起，中国最高领导人就提议，通过对话寻求政治解决争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曾举行多轮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和平协议的框架已经摆在桌子上。但遗憾的是和谈中断了，一切都回到原点。
“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所在，看来有些势力并不希望和谈成功，不愿意战事停止。他们并不在乎乌克兰人民的死活，也不关心欧洲受到的损害，而是有着更大的战略目标。”王毅说。
有些势力是谁？
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
所以，这次在慕尼黑，王毅就向欧洲发出了灵魂三问：“希望欧洲的朋友们能够冷静思考：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使战火停下来，搭建什么样的架构才能使欧洲实现长治久安，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才能使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请注意，这是向欧洲，不是向西方，这里面是有差别的。
和谈似乎越来越难。在去年4月4日的通话中，库列巴还对王毅说，乌方仍致力于同俄方进行和谈，找到持久解决办法，乌克兰愿成为欧洲的大门。
看外交部的新闻稿，到了9月联大期间会见，库列巴只淡淡说了一句，乌愿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对话谈判；这次慕尼黑会见，库列巴说，没有任何国家比乌克兰更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没有提和谈。
为什么？
在乌克兰看来，现在不是和谈的时候，除非俄军先撤离乌克兰土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曾公开表示，他“对（与普京）见面没兴趣，对会谈也没兴趣”。他还抨击普京，“他现在是谁？在全面入侵之后，对我来说，他是无名人物，无名人物（Nobody）。”
如果说去年开战之初，在俄军不断进攻的压力下，乌克兰还有和谈的紧迫感。那经过近一年的战斗，乌军已经稳住阵脚，在西方的全力援助下，乌克兰希望通过战斗将俄军赶出乌克兰，怎么肯轻易谈判？
当然，如王毅所说，乌克兰背后的某些势力，可能还有着更大的战略目标。
所以，虽然乌克兰也说，乌方重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立场，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在这种背景下，劝和促谈，也是非常艰难的。
普京和泽连斯基
最后，就一点感慨吧。
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导性话题，就是如何帮乌克兰击败俄罗斯，西方领导人各种摩拳擦掌。以至于美国“政客”新闻网一篇文章的大标题就是：“在慕尼黑，人人都在谈武器”。
感觉只有中国，真的是在劝和促谈。
我总觉得，这才是中国最难得最可贵的地方。很简单，这个世界，有比中国更遵守国际规则的大国吗？有比中国更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大国吗？有比中国更珍视和平的大国吗？
答案，就两个字：没有！
对西方来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现在还在帮劝和促谈，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这个世界，有时是很复杂的，我们也不能太幼稚。
种种迹象表明，西方确实在加紧对付俄罗斯，但美国的焦点，一直没有偏离中国，美国认定中国才是头号的敌人。
环境险恶。过去3年，中国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终生难忘。美国的种种小动作，我们也看在眼里。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冷静、更加清醒、更要善于斗争，千万别骄傲，千万别折腾。
还是那句话：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必定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和平的一边。因为战争的胜利，永远不会是永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发动和赢得错误战争的行为，往往会击败自己。这个世界，教训已经够多了。
介绍一些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事件。。。
1949年以后,中俄关系史研究因受到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影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敌视和封锁,因而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苏两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合作的结盟时期。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包括中苏两国历史上的一些旧账,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是:历史上虽然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了大片领土,但十月革命后,这些领土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所有,苏联是中国的亲密邻邦。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深信,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领土问题的争论。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即使发生争论,也可以用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解决。正因为不愿意首先提起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掠夺过大片中国领土等不愉快的往事,所以整个50年代中国史学界从未注意中俄关系史的研究,甚至在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对这一段历史也避而不谈或一带而过。整个50年代虽不能说是一片空白,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追溯中俄两国历史上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如余元庆的《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李蓼源的《中苏友谊源远流长》。第二类是专谈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的,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课题,黎澍等还写过这方面的专著。第三类是谈沙俄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权益涉及中俄关系的,如金冲及的《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林星的《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铁路争夺》、高鸿志的《一八九五--一九 五年美国对东北的侵略及其同帝俄的斗争》。第四类文章披露了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疆界发生变化的真相,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也并非深层次的探讨与剖析,但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先是被指摘为反苏,后又被卷入"反右斗争"的浪潮受到批判。所以自1958年之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报刊上几乎再无专谈中俄关系史的文章出现,真正成为空白。然而就在中苏结盟的5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并没有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谴责和批判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而是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美化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行径。从苏联学者茹科夫、鲁布佐夫、涅奇金娜、纳罗奇尼茨基、特列涅夫、阿尔谢尼耶夫、维纽科夫、斯卡隆等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1689年中俄两国通过对等谈判而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沙俄被清政府逼签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侵占了沙俄的领土;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地条约是收复失地的平等条约;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俄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也被说成是"友谊"等等。苏联学术界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即多次发表对华宣言,承认中俄关系的历史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宣布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此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早期的苏联学术界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强烈谴责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批判沙俄学者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承认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平等的,而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一时期苏联学者波克罗夫斯基、巴赫鲁申、罗曼诺夫等撰写的著作,以及具有权威性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国内战争史》,都对沙俄使用武力对华进行领土侵占和经济掠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从3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斯大林于1934年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认为恩格斯的目的是要在欧洲舆论面前攻击俄国的对外政策,因而具有片面性。斯大林对恩格斯有关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实际上持批判态度,这样一来就美化了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宣扬了民族沙文主义。此后苏联党和政府便直接领导苏联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观点受到批判。学术观点上的批判又和当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一大批早期的苏联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苏联史学界的观点又倒退到沙皇俄国时代,将数百年来沙俄的对外战争一概称之为解放战争,一些对外侵略扩张的将领也被奉为"伟大先辈"。由此可见,前述50年代苏联学术界美化沙俄侵华政策,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实则源于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张的大俄国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斯大林的《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也随之受到苏联史学界的批判,此后直至1961年之前所出版的一些史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化沙俄对华政策的错误。然而,这一状况未能持续多久。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3年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完全否认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在苏联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成为最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苏联史学界公然篡改历史,完全成为对华政策的宣传机器。1964年,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磋商,由于两国边界条约大都是在19世纪末以前签订的,所以两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均派上了用场。尽管中国政府主张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俄边界条约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被割占的领土,而是希望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但是,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发表的声明中,不仅不承认中俄边界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抛出了中国北部国界应是柳条边、长城,西部边界不超过甘肃省等等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臆断。麻烦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