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被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的两家美国机构，都有哪些涉台“黑历史”？）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王琪 赵觉珵】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对上述两家机构和相关四名负责人采取限制我国境内机构与其交易交流、冻结其在我国境内财产、禁止入境等反制措施。近期，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窜访中美洲期间“过境”窜美，获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邀请在纽约发表演说，并在里根图书馆同美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
多名专家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哈德逊研究所和里根图书馆长期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中方7日公布的制裁清晰地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即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勾连，对在美台间牵线搭桥的“马前卒”也不会纵容姑息。尤其是对那些打着所谓“民主牌”“和平牌”旗号，实际是为“台独”势力站台、挑战中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机构和人士，中国将采取“绝不容许、敢于亮剑”的态度。此次反制措施同时顾及中美关系需保持稳定的大局，平衡冷静，针对性强。
里根图书馆 资料图
中国外交部7日发布的反制措施决定称，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于2023年3月29日至31日和4月4日至6日“过境”窜美从事政治活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为蔡英文在美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和便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网站截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两家机构严格限制我国境内的高校、机构等组织和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交流、合作等活动；对哈德逊研究所董事会主席萨拉·斯特恩、所长约翰·瓦特斯，负责里根图书馆日常维护的里根基金会前执行主任约翰·希布斯奇、首席行政官乔安妮·德雷克等4名个人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相关决定自4月7日当日起施行。
哈德逊研究所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特朗普执政后，哈德逊研究所声势大振，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上升明显，接收个人捐款和来自政府部门的收入都显著增长。在充足的经费支持之下，哈德逊研究所不仅直接影响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设计、制定和宣传，还通过公共平台、媒体传播等外部途径影响企业和民众，进而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环球时报》记者7日查阅公开资料发现，哈德逊研究所长期以来对华态度强硬并颇具攻击性，在台湾问题上更是表现恶劣，并有收受民进党当局资金的“前科”。在过去这些年里，哈德逊研究所旗下研究员屡屡发表攻击污蔑中国的研究和报告。比如，该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2015年出版《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超级大国美国的秘密战略》一书，声称中国要谋取世界霸权，主张美国应在国际上发展“合纵连横”打压中国。2018年，该研究所又发布报告，污蔑中国干预美国选举和竞选资金。
在台湾问题上，哈德逊研究所的立场则更加激进，该智库两名研究人员帕特里克·克罗宁和瑞安·纽哈德甚至提议美国向台湾方面出售“集束炸弹或燃烧武器”，使台湾可以威胁大陆“具有重大政治价值的非军事目标”，并鼓动美国采取有利于民进党方面的政策。而另一研究员塞斯·克罗普更是无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曾撰文要求美国决策者承认“一个自治或独立的台湾”。
哈德逊研究所针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关系界定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有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哈德逊研究所对中国的研究定位逐渐转变，将中国的身份从美国霸权主义的“疑虑者”变为“挑战者”，视中国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竞争对手，这为后来美国政府遏制中国发展埋下了伏笔。特朗普上台后，该研究所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和贸易对西方世界的挑战”的研究报告，更被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直接采用，其中很多分析和判断在后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制定中成为主要参考依据。
除了炮制反华报告，哈德逊研究所更曾多次为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等政客发表反华言论提供平台。2021年，蓬佩奥卸任后即加入哈德逊研究所；同年，臭名昭著的美国华裔“反中智囊”余茂春也加入该研究所，并于2022年推动该研究所成立了新的“中国中心”，已被中国制裁的蓬佩奥担任该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哈德逊研究所 资料图
值得关注的是，有报道称，哈德逊研究所曾长期接受台湾当局资助，多次邀请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台“驻美代表”萧美琴出席线上等活动，协助散发“台独”言论。据台湾《呷新闻》报道，蔡英文当局自2016年至2021年，一共向哈德逊研究所捐助了60万美元的款项。2020年，“美国瞭望”新闻网也曾刊登长篇报道，揭露了台湾当局通过向美国5家大型智库提供资助、促使其向美国决策层建言制定有利于民进党当局外交政策的真相，接受资助的智库中正有哈德逊研究所。
而里根图书馆同样在台湾问题上长期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已并非里根图书馆第一次为蔡英文之流散播其言论提供便利和平台。除此次与麦卡锡在此处见面外，蔡英文在2018年8月窜访巴拉圭途中也“过境参访”里根图书馆，并在此发表公开讲话称，里根所提出的所谓对台“六项保证”至今“仍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此前，李登辉、吕秀莲等人都曾参访过里根图书馆，只是当时均为不公开行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上海市台湾研究会理事文少彪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和共和党保守势力将里根政府炮制的“六项保证”视为护身符。蔡英文与麦卡锡选择在里根图书馆见面，可谓是别有用心。他认为，蔡英文窜美同美国的反中行为体包括智库、政治和社会组织、政客的幕后推动密切相关，这些行为体无视一中原则，助长美台勾连，肆意破坏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是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隐患，于法于理应受到警告和制裁。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英津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中方的制裁措施释放出一种清晰的态度，即我们反对“台独”，反对“美台勾连”，对在美台间牵线搭桥的“马前卒”也不会纵容姑息。他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反制措施本身展现出的一大新变化是，对表面上打“民主牌”“和平牌”、实际上勾结“台独”势力鼓动“对抗中国”或妨碍解决中国国家统一内政的机构“开刀亮剑”，这或许预示着未来政策的一个新走向。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制裁针对性更强，震慑效果明显。无论是智库还是图书馆，只要为“台独”提供舞台或便利，必然会妨碍其同中国相关机构和部门的正常交往。这也是在国际社会上再一次昭示“一中原则不容破坏”。
这名美国问题专家同时认为，此次中方的反应得体、平衡。“中方一方面考虑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需要合作与稳定，一方面也展现出对那些美国顽固保守势力的绝不容许的坚决态度，相信这一平衡、冷静、针对性强、震慑力大的措施将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有FBI,CIA,，应该有军情六局，以色列有摩萨德，中国有什么啊？
中国有国家安全部
中国没有国家安全局，所谓的“国安局”只是一种误传，中国只有国家安全部，英文全称是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简称MSS 。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立的。
简介
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公安部长刘复之向政治局请示，要求改组中调部，计划是由中调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间谍机构合并成为国家安全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设想，于是，国家安全部正式设立，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后来由于在1985年发生了国安部的一位局长俞强生叛逃美国的事件，凌云由此被撤职，由贾春旺出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贾春旺在这个职位上任至1998年，3月转任公安部长。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是中国政府唯一对外公开承认的情报机关，也是中国情报及治安系统中，政府参与层面最广的一个单位。国家安全部是在1983年7月，由原中央调查部、公安部两个主要单位，以及统战部、国防科工委等部分单位合并而成，是一个针对他国之国家资源做全面性谍报工作的情报组织。
国家安全部的任务角色，主要是执行中国政府对于世界情势的掌握为重点，除了广泛收集各国的军备动态之外，对于各国对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该国对中国的经贸前景等，均列入情报收集的范围。因此，一般外界预估整个国家安全部分散在世界各国的谍报人员，人数绝不会低于4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新闻工作者、学者、商人，甚至以政治流亡人士做为身份掩护，以进行一国的国家资源搜集工作。不过，国家安全部分散在中国大陆内部的“侦察员”，总人数也在五万馀人，因此国家安全部是中国国家机构中，一个“里外通吃”的超级情治单位。
国家安全部对于他国的军备动态极为重视，但在执行情报搜集的过程，却与属于中国解放军方总参谋部的第二、第三部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因为国家安全部所派出去的谍报人员并不具备任何军事背景，绝大多数也都没有在解放军中服过役，因而外界对于这些缺乏军人气质的人，并不会直觉的加以警觉或防范。
由目前已知的情资研判，国家安全部每一季均会依国际情报人员的“惯例”及“传统”，将新旧任驻外的情报工作人员名册传送至当地国，以做为国际情报市场的“礼貌行为”。不过，列名在这些名册中的正牌或所谓“合法”（LEGAL）谍报人员，事实上根本就是以驻外使馆或少数短期滞留该国的军事交流人员为主，完全无益于该当地国的反情报工作，只能算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情报默契。而且中国方面也时常出于“善意”，凡是“合法”（LEGAL）谍报人员，都统一依照英译音而改姓“李”。在另一方面，由国家安全部所付与任务的地下谍报人员，却以各种可能掩护的身份向外积极拓展情报来源，这批学有专精的民间人士多半具备了一个并不起眼的身份，其中尤以学术上具备科技专长的学者的比例最高。
另外对于新闻媒体的相互交流工作，也呈现积极的态度。只不过在我国，由于国内多数新闻工作者并未具备国家高层技术之专业研究，因此由中国国家安全部所指派的传媒，来台搜集情报多半徒劳无功。此外，国家安全部也培养一批专以至外国做临时工的劳工，每人付与一项简单的工作，例如在某重要路口计算政府高层人士的交通习惯等等。
由于国家安全部所派遣至外国的情报人员数目极多，且“流动率”也很大，造成各国对于来自中国的人士，均会相对产生一种避免接触的现象，同时由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合法”谍报人员名册，又是常常虚实不定，使的当地国往往要耗费巨大人力去“盯哨”，但总会发生一位训练有素的反情报人员，却长期对一位根本就缺乏警觉的平凡中国人进行追踪，平白浪费优秀人力。而这也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海战术”之一。
如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所编制的单位亦极为众多，由最新的情资显示，属于国家安全部管理的下游单位在15个部门左右，主要包括了技术局、外事局、特勤局、港澳局、台湾局、交通局、训练所、计划局、保卫局、通讯局，以及内政局等。
较值得国人关切的是台湾局以及训练局。这其中尤以后者更为适于成为对外渗透的管道，因为由国家安全部所直属的训练局，是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院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三个“学术机构”所组成，而且每一年均参与北京地区普通大学的招生活动，一般外界并不了解这是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直属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并定期发行“现代国际关系”杂志。
由于国际关系学院及国际政治学院对于来自台湾的报考学生有其一套内部的评分标准，因此是否也在同时“甄选”情报员，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情况。尤其是谍报工作对于来自台湾这个富饶之地的人民而言，“寻求刺激”以及“好奇”两大诱因，可说是中国所赖以甄选的法宝。但是，并非所有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均是国家安全部的当然情报员，而是只有部份具有“特异”的学生，才会被国家安全部所赏识，至于何谓“特异”，恐怕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是没有人可以证实的。
而台湾局的工作，则是针对台湾内部大小事务的资讯处理为主。每天上午10时，国家安全部便会将台湾各大小媒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社会动态等，汇编成册，并且立即研判有关政治、军事及经济等三大类资讯，以做为每天下午3时30分，由国家安全部总部举行之内部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台湾局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以收集国内各重点媒体的讯息为主，其原因不外是因台湾的媒体市场不但已面临饱和，同时政论性文章又比香港来得有看头，最主要是具备第一现场的真实感，且又没有香港媒体大篇幅对名人私生活的报导，这对的党高层，是一项坚持党的明确象征。
内设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国务院职能部门，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
除办公厅外下设：
第一局（机要局） 主管密码通讯及相关管理
第二局（国际情报局） 主管国际战略情报搜集
第三局（政经情报局） 主管各国政经科技情报搜集
第四局（台港澳局） 主管该地区情报工作
第五局（情报分析通报局） 主管情报分析通报、搜集情报指导
第六局（业务指导局） 主管对所辖各省级厅局的业务指导
第七局（反间谍情报局） 主管反间谍情报搜集
第八局（反间谍侦察局） 主管外国间谍的跟监、侦查、逮捕等
第九局（对内保防侦察局） 主管涉外单位防谍，监控境内反动组织及外国机构
第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 主管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监控，侦查境外反动组织活动
第十一局（情报资料中心局） 主管文书情报资料的搜集和管理
第十二局（社会调查局） 主管民意调查及一般性社会调查
第十三局（技侦科技局） 主管侦技科技器材的管理、研发
第十四局（技术侦察局） 主管邮件检查与电信侦控
第十五局（综合情报分析局） 主管综合情报的分析、研判
第十六局（影像情报局） 主管各国政、经、军等影像情报，包括卫星情报判读
侦察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公告（1994年2月2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时，依法使用由国家安全部统一制作、签发、全国通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侦察证》（以下简称《侦察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时，依法使用由国家安全部统一制作、签发、全国通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侦察证》(以下简称《侦察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侦察证》为红色，封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侦察证”字样和由盾牌、五星、国家安全、短剑组成的徽章图案。封里印有持证人的照片、姓名、性别、单位、职务、编号、签发机关及行使的职权。
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时，出示《侦察证》，可以行使《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有关职权。
三、维护国家安全是全体公民的义务。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持《侦察证》依法执行任务时，个人和组织应根据《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积极提供便利条件和其他协助；不得以任何借口妨碍或者阻挠，违者依法处理。
四、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使用《侦察证》，或者伪造《侦察证》，违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违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任何组织和个人，如发现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应当检举、控告，我们将及时查清事实，严肃处理。
在我国古代，历朝都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请你回顾清朝以前的历史，对这一问题加以归纳整理
随着法制社会的发展，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人越来越多，近期浏览了一些相关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早在2016年开始，“十大律师事务所排名”的排行内容就开始出现在各大平台，该律所排名的推出是希望律师们在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时，能不忘初衷，持续保持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
第三方数据调研机构尚普和CATI于今年年中时，完成了对全国487家律师事务所的调研工作。主要从公司规模(包括律所成立年限、在职员工等)、律师工作年限、专业度及服务满意度这四个角度出发，完成了全国十大律师事务所排名，在这项排名中，北京地区的律师事务所尤为突出。调研结果显示这十大律师事务所包括：盈科律师事务所、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银雷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事务所、中银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德恒律师事务所、隆安律师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这十大律师事务所的排名情况。
一、 公司规模
十大律师事务所
十大律师事务所的公司规模盈科律所凭借这些年的告诉发展，已经成为律所行业的巨头。其规模和实力在业内毋庸置疑。
二、 律师工作年限
十大律师事务所
十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平均工作年限在这份评比中，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德恒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以及金杜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名列前三的律所。这项数据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2000-2010年间成立的律所，律师人员比较稳定，不愿意跳槽到其他律所。而近十年发展飞速的律所都是以吸纳新的律师人才为主，所以平均工作年限会被拉低。
三、 客户满意度
十大律师事务所
十大律师事务所的客户满意度在这份排名中，注重服务的银雷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好评率最高的律师。这份排名说明服务的重要性，这也将是未来律所的发展趋势。
四、胜诉率
十大律师事务所
十大律师事务所的胜诉率这份排名中，我们又看到了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值得强调的是，银雷律所之所以可以荣登榜单，是因为他们对所要接的案子非常注重筛选。银雷律所不是所有案件都会接，高胜诉率也由此而产生。而德恒律师和中伦律所的胜诉率还是非常难得的。
中美贸易战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秦中央设三公九卿制度，分相权为三，加强皇帝的权利。
地方上废分封制，实行郡县。
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统一文字
开通五尺道
修筑灵渠
销毁兵器
迁富民居咸阳与边境
修筑弛道
焚书坑儒
就这些了应该，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措北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赵匡胤为了不使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耗费了许多心思，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睡个安稳觉。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他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精通治道”，听了赵匡胤的发问，非常高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他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完全明白了赵普的意思，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问题，中央要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即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拿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夺”、“制”、“收”的办法，深刻反映了这一斗争的尖锐性。
当然，人们理解赵普所说的方镇，应当包括禁军将领同时又是节度使的那些人，自五代以来，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匡胤与赵普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就是按照上述方针，一步一步地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一样灵便。
一、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赵匡胤自建隆二年（961年）春就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此，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当赵匡胤和赵普进一步收兵权的方计确定后，就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酒会。当参加酒会的人正在高兴之际，赵匡胤屏退左右，给他们讲了一段自己的苦衷说：“我非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听了这话，都惊恐不安，连忙叩头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说：“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一句话，赵匡胤就是怕将领们重演他“黄袍加身”的故伎。当时，赵匡胤已控制着中央禁军，先发制人，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有向他请求“可生之途”。赵匡胤用地主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安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很明白，这是用经济手段的办法换取兵权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使将领们接受。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即以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改组后的禁军领机构有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分别统领禁军的办法，而把总领禁军的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这个被史家艳称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它是以强大武力作后盾而进行的，没有这个基本条件，赵匡胤就不能迫使他的将领们自动交出兵权。这样做的有利方面，是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斗争，节度使逐渐成为名誉头衔，加快了中央集权的速度。另一方面，它是用经济利益换得的，这就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推波助澜，宋朝的阶级关系一开始就比较紧张，阶级斗争比较激烈，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王朝还根据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这样把三帅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职责分开。宰相不再过问枢密院的事情，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遇有战事，统兵的将领大多临时委派，目的是要各方面互相牵制，割断唐末五代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还大力整顿军队。五代时留下来的兵有几十万人，老弱病残者极多，此时加以裁减，挑选精壮者留军，限其兵额，注重训练，增强战斗能力。宋廷还根据“收其精兵”的政策，派出使者到各地挑选精兵，把地方藩镇军中的“骁勇者”，选送到开封，以补禁军阙额。这样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一举二得。赵匡胤还分析唐庄宗“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的教训，是“威令不行，赏赉无节”。因此，他坚决实行以法治军的精神，整顿军纪。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借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在整军的基础上，宋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宋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在京师及军事要地，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宋初大约有二十二万禁军，京城开封驻有十多万，外地驻十多万，以京师禁军是能控制外地驻军，合外地驻军而能抵挡在京禁军，叫做“内外相制”。厢军是直接由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总领于侍卫司。其精锐的选入禁军，留下来的多是老弱，大部充役使之用，缺乏作战能力。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召募来的地方兵，经过编队训练，加强地方上的统治。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可以配合禁军作战。
从北宋军制上看，军权确实集中到皇帝手里，将领无法更换皇帝，地方无力反抗中央，这就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主要支柱，改变了五代以来军队的面貌，是其极为成功的一面。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宋在中央集中军权时，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临阵打仗，都要按宋廷在开封制定的作战方案——“阵图”来进行，如此等等，都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另外，宋军事制度中还有许多弊病和弱点，也被宋太宗以后的诸帝奉为“祖宗之法”，必然要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则是宋军制中的缺陷所在。
二、行政机构和权限的调整
赵宋王朝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的同时及以后，对行政机构及其权限进行了调整，并设置了一些新机构。
为了同一目的，对官员的任用，实行了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上至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寺、监的官职，特殊情况外，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正官、寄禄官，简称官。
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加有“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之类。
一部分文官还带有学士、直阁之类，称为贴职，简称职，通常并不担任相应的馆阁之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
“官、职、差遣”，是宋代官制中特有的制度。即所谓“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宋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除少数机构外，大多只管理部分职务，甚至成为闲散机构，名存实亡。“三省、大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以及新设机构与省、部、寺、监等旧机构并存共治的行政体系。
宰相，宋沿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由于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宰相只是行政首脑。
参知政事，是副相，乾德二年（964年）设置，初期地位、职权都较低，以后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其职权。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政事堂（中书），唐代宰相的议事处，初设于门下省，称政事堂，后移于中书省，改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宋沿唐制设置，正式名称为中书，全称为中书门下，习惯上仍称为政事堂。为免与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相混，这里称以政事堂（中书），也常称为都堂、政府、东府，是宰相和参知政事的议事办公机构，但不再设于门下省或中书省，而是设于中，囊括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枢密院，宋沿后唐旧制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称为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浅者称签书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的长官，也称为执政。
三司，宋设三司以总理财政（曾经几度分合），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政事堂（中书）和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称为“计相”，地位次于执政。
三省，宋沿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但主要职权为政事堂（中书）所夺。“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尚书省，亦称南省、都省，除管辖职权不多的六部外，唯“集议、定溢、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等，以至“使天子之大有司，废为闲所”。
尚书省的六部中，工部几乎全成闲散机构；吏部、户部也只保留一部分杂务；礼部礼仪方面的职权被夺，除杂务外，“兼领贡院”，名义上还“掌科举”，但进行科举考试时，朝廷常另“遣官知举”，兵部还主管“武举”，“岁终以义勇兵、（弓）箭手、寨兵之数上于以及其他杂务；刑部除案件的最后覆审权以及下属机构的职权被夺外，其他职权还大体上保留。
九寺五监，其状况与六部类似，除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还保留其职权外，其他寺、监大多名存实亡，或仅留少量杂务。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新设了不少直属机构，重要的有审官院、太常礼院、审刑院等。
审官院，太宗时设置，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任免考核少卿监以下京朝官。
审刑院，太宗时设置，为刑案最高覆审机构。
太常礼院，“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
在台谏制度上，有御史合及谏院两个机构。御史合“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弹奏”。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下属三院；台院（侍御史隶此，为御史中丞副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此），察院（监察御史隶此）。另置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所辖之狱事。
宋初门下省有谏院，名存实亡。设有拾遗、补阙，又改为司谏、正言，但都不任谏职。后又一度设谏官、置谏院，不久又名存实亡，直到仁宗初年才正式置谏官，设谏院，成为制度。但宋代谏官并不专任谏职，常常弹劾大臣。
宋之台、谏官，多取学术才行高者充任，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与台谏官互为敌垒的事，在北宋经常发生，弊病也就随之而来，宰相要有作为就困难了。
从宋初的中央官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上述精神，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于淳化四年（993年）分全国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乃改全国为十五路，即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淮南、两浙、江南、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荆湖北、荆湖南、西川、峡路等，以后又有增加。
各路大体上有四个机构。
漕司。长官为转运使，主要掌握一路财赋，运往开封及其他指定地点。同时也督察地方官吏。
宪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原为转运使属官，真宗时独立出来，主管一路刑狱“及举刺官吏之事”。
帅司，即经略安抚使司、安抚使司等。北宋仁宗时，西北沿边及广南诸路设有经略安抚使，河北路设安抚使，主管一路“兵民之事”。
仓司，即提举常平司。宋初置常平仓，属转运使司，神宗初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
路级官员在节度使治所大藩府之上，漕、宪、仓司因其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地方官之责，通称为监司，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成为镇压农民和剥削农民的重要工具。
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还有府、军、监三种称呼。宋初继承唐末五代以来的制度，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还兼管一些州、军，叫做支郡。当赵普罢相为河阳节度使时，高保寅知怀州，隶河阳节度使。高保寅旧与赵普有矛盾，受赵普压制，他就乘机上书，要求宋廷罢去节度使领支郡之制。在对藩镇进行“稍夺其权”的斗争中，高保寅的上书正中宋太宗的下怀，很快得到批准，怀州直隶京师，可以直接向宋廷奏事。以后虢州（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又告了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状，宋廷派左拾遗李瀚调查。李瀚报告认为，节度使领支郡多遣亲吏掌关市税收，不便于商贾，要求罢领支郡之制，“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宋廷乃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把相当于今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等地节度使所辖支郡统统取消，改为直隶州。这使北方长期以来节度使专权跋扈之局大为改观。
州的长官称“权知军州事”，后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的长官称为“知府”。自宋平湖南，南方开始设直隶州的同时，也陆续设立州通判一职，以后又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为一种制度。开始阶段，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贰，又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权力很大。通判与知州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知州的一举一动，多为通判所牵制。后来宋廷规定，通判要和知州联合署名，“文移方许行下”。知州“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大大限制了知州的权力。根据开宝三年（970年）规定，每州按户数多少，除长官外，曹官有所不同。满二万户者，曹官有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三人。不满二万户者，有录事、司法（兼司户）。不满一万户者，有司法、司户（兼录事）。不满五千户者，只有司户（兼录事、司法）。
县的长官称县令或“知县事”（简称“知县”）。另有主簿和尉，亦按县内户口多少而不同。开宝三年规定：一千户以上的县，令、主簿、尉齐全；一千户以下的县，有令（兼主簿）和尉；四百户以下的县，有主簿（兼令）和尉；二百户以下的县，只有主簿（兼令、尉事）。
主簿职管户口钱粮。县尉则维持封建治安，是执行镇压职能的。宋初，为了打击藩镇的不法活动，临时派遣常参官（又称朝官），到藩镇所辖属县去任职。五代以来，节度使以亲随为镇将，主要行使县尉的职权，他们依仗权势，“与县令抗礼”，遇有公事，可以“专达于州”，结果使“县吏失职”。县尉设置后，镇将职权范围只限于郭内（县城），不及乡村。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下令禁止节度使补亲随为镇将，用本州牙吏代之，也有”宣补”（中央委派）的。这样一来，把过去节度使在县级的各种关系割断，宋的各级地方机构逐步完备起来。
三、集中财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史书记载：“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至宋初，“犹循旧制”。如左骁卫上将军李洪信，“好聚敛，积财钜万”。天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在藩镇的节度使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富强者，辄怀跋扈之志”。由此可见，宋初藩镇力量较强的经济条件是存在的。
乾德二年（964年），根据赵普的建议，宋廷下令，每年各州的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原来送到京师的税物，归于三司掌管的左藏库。平定荆湘、川蜀之后，宋的财政充裕了，另在内廷讲武殿后别为内库，贮藏三司每年的财政节余，号为封桩库，由皇帝直接掌握。赵匡胤原计画将此作为赎买燕云的费用，后来成了皇家的私物，一直舍不得动用，直到北宋末为金兵所占有。
宋王朝地方行政逐渐完备之后，转运使、通判、主簿，把地方财政统一起来。原来，藩镇派亲吏收税，往往加大量器，“公取余羡”。宋初通过行政和财政的不断整顿，这种情况慢慢取消了。当然，这和收兵权一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从五代以来，藩镇多遣亲吏到京师或沿途各地进行回图贩易，所过免征税钱，享有特权，控制着一部分重要的商业活动。经济收入增加，势力也就扩大起来，有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也上千人。宋初，“大功臣”数十家，“犹袭旧风”。宋太宗即位以后下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这样明确取消了藩镇的商业特权。另外，所在场院，派京官监临，不许节度使的部曲主持。其结果，“利归公上（指宋中央官府），而外权削矣”。
通过上述经济措施，雍熙二年（985年）时，宋太宗高兴地对比了前后的变化情况，认为：后晋和后汉时，“外则侯伯（藩镇）不法，恣其掊敛，内则权幸用事，货赂公行。百姓未纳王租，先遭率敛，县中官吏，岁有年常之求，镇将人员，时为乞索之局，乡胥里长，更迭往来，嗷嗷蒸民，何所告愬！……一近年来，颇革此弊”。这时，在朝廷是“财力雄富”，在地方则“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事实清楚说明，所谓“制其钱谷”，就是宋廷同藩镇等地方官争夺对农民剥削权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农民。宋廷真正关心的是要农民先交“王租”（税收），不让藩镇加以破坏，以巩固宋的统治。但在对农民的剥削方面，较之五代时取民无节的情况相比，毕竟有所好转。这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不常，虽然开科不少，但取人不多。有识之士，不乐于仕途，乃隐居山林。直到北宋建国之初，不少知识分子对赵宋政权仍是采取观望态度的。
赵匡胤即位之初，在解决统一和集权的问题时，即注意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开科取士，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为稳固宋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宋之科举，科目很多，“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除武举梢晚，其他各科均在北宋之初已恢复起来。
宋太祖初年，取士较严，最初几科，每科取进士八人或十余人。开宝三年（970年），川蜀、荆湖已入宋的版图之内，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录取之后，赵匡胤又令礼部查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出身，称为“特奏名”。这种以皇帝特恩名义录取是宋代科举制中的一项新的内容，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
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打破常例，在讲武殿召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放榜，以示重视。次年，在考试中，考官李昉作弊的事件被揭露以后，赵匡胤召见了落第者三○六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令殿中侍御史李莹为考官，“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这种办法称为“殿试”，自唐代武则天偶而实行外，自此乃为常例。赵匡胤高兴地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开宝八年之后，殿试进一步加强，省试的名次不算最后定案，而必须由殿试来确定考试的优劣，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宋太宗时，任用大批文官以代替原来的武官，称之为“兴文教，抑武事”。因此，科举取士的数目为增加，或间年一科，或三年一举，每次取进士多者三、四百人，诸科八、九百人，使宋朝官僚队伍彻底改变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
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宋初以后还采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措施。如唐五代以来，知贡举的考官在考试时，允许近要大臣举荐某某人，称为“公荐”。这种办法使官僚之间的亲朋请托、贿赂等风盛行，考官取舍时也就高下其手。料举易于为权贵所把持。考生中举之后，感恩于考官，称之为恩师或门师，自称之为门生。新老官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门生故吏的宗派关系。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以后，坚决去掉了“公荐”及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从属关系。另外，唐以来的科举中，还规定考生可以将平时所写的诗赋文章先送礼部，以便了解情况，称为“纳公卷”。其本来用意是作为考试选拔时的参考，以免只凭一次考试而决定考生命运，想从多方面考查考生的实际水平。但这一办法又有弊病，考生在事前往往假他人之手代作，礼部录取时也以此而私所亲。宋廷在罢“公荐”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考试实践，才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消取“公卷”制，使试卷成为评定录取的唯一标准。
此外，北宋科举中创立的“糊名”、“誊录”等法，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原来，考生的试卷上，所写姓名、籍贯，考官都可以看到，作弊也就非常方便。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将作监丞陈靖上疏，要求在殿试时“糊名考校，以革其弊”。实行之后，效果很好。真宗、仁宗时，糊名考试法逐步推广到省试、州试以及其他考试中，使考试制度日趋缜密完备。在糊名之后，为了不使考宫辨认考生字迹及拆换卷首等弊病，又创誊录试卷法，即将考生试卷先派人誊抄一遍，再将誊抄卷交考官评定。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誊录院，专管此事。科举中糊名、誊录的推行，考官作弊非常困难，欧阳修称之云：“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为地主阶级选拔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上所述，宋初的几十年间，科学制显示了较强的优越性，人才辈出。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尽管科举制度在实行中仍有许多新的弊病，但在北宋初年为宋廷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之，宋王朝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及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统一（虽未全部完成）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随意决定的。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农民阶级作出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支持战争的物资，长途跋涉的运输，都落在农民身上。不少战斗中，民工们甚至走在军队的前边，如焚毁南汉军队的营栅，直接参加了战斗。尤其在宋军为收复燕云的战斗中，人民群众表现得非常勇敢，积极应募参战，给宋军以大力支援，这都说明人民群众是统一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等人，在这一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赵匡胤从来就没有恢复汉、唐旧疆，统一全部中国的念头，赵光义在两次对辽作战后，不敢再提北伐，放弃了统一燕云的计画，而赵普则根本没有统一燕云的打算。这些都表明他们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时代局限性。
北宋的建立和统一，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活动，是为团结地主阶级共同巩固封建统治，镇压农民阶级反抗的。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就在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消除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割据因素。同时，也对历史上大臣、外戚、宦官、后妃专权的弊病有所注意，适当加以限止，这对保证专制集权、巩固统一、安定局面，都是必要的，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斯大林说得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假若不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那末，它便不能指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真正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才能期待文化经济的重大发展，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我国秦、汉、隋、唐和北宋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宋代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但不可否认，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它自身产生的许多弊病，对历史的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为了集权，宋建立了一套“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马端临批评说：“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冗官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低，士凤因之萎靡不振。
在集权中，由于皇帝对臣僚猜忌太深，防范太甚，官员互相牵制，不能专权，也不能专事。王夫之曾说：“宋自雍熙（太宗年号）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很多有才能的宰相，“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讦漠，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与！”宋太宗以后诸帝，对已经矫枉过正的东西不能适可而止，相反“奉为成法，人士视为故事”，最后积重难返。宋初以后，国力不强，武功不兴，正与此有着重要关系。
推恩令: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娟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把大的王国分为好几个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
“老赖”是什么意思，对付老赖的办法有哪些
1、占据道义制高点。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单边主义不得人心。美国带头破坏国际规则，已成功自我塑造了国际秩序搅局者、世界经济破坏者的霸蛮形象。
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在反击美国的同时，顺应全球化趋势，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公道自在人心。
一段时间以来，为中国说话的人多了起来。比如，有德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早已立足于世界经济，不仅展示着勤奋，也掌握了技术，想阻止中国发展技术不可能，也没道理。”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欢迎中国对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认为中国最近宣布的一揽子开放政策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
美国发动贸易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美国需要对给世界贸易体系造成的“关税之伤”承担后果。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已发出警告，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开始动摇。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对外加征的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国民在买单。英国央行行长卡尼称，美国将成为全面贸易战的最大输家。
2、合纵连横。
打赢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基本战略思维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有西方学者分析说，中国很幸运，作为老大的美国，不但没有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付中国，反而以发动全球贸易战的方式和中国开打。
美国在贸易战中剑指中国，四面出击，自我孤立，显然犯了兵家之大忌，使中国有机会化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为合纵连横提供了可能。
第一，美国与其西方盟友已心生嫌隙。先是在价值观上与欧盟不同调。欧洲在人权问题上一贯高调，特朗普一上台就宣布放弃人权外交。在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引用232条款对加拿大、欧盟、日本等铁杆盟友加征钢铝产品关税，六亲不认，尽显霸蛮姿态。
加拿大、欧盟对美国反制裁，提出的报复清单接近3000亿美元，日本随之跟进。尽管最新消息是美欧就停止贸易战达成共识，但从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个性看，美欧经贸关系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第二，对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加征钢铝关税显现战略矛盾。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推行“印太战略”，拉印度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对印度产品加征关税，伤害印度利益，迫使印度对美反制并调整与中国关系。
第三，捅中东“马蜂窝”导致麻烦缠身。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造成新的危机。在搅动叙利亚战局的同时，不顾相关国家反对，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进行制裁甚至扬言军事打击，与伊朗关系剑拔弩张。
中国在贸易战过程中，一方面与美国针锋相对，一方面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一是调整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双边经济合作。
二是将争端诉诸世贸组织，寻求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舆论支持。
三是在反制美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的同时，豁免了包括印度等国家大豆和动物饲料的进口关税。
四是继续推进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2002年以来，我国已经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进行的自贸区谈判有13个，与10个国家开展自贸协定联合可研或升级联合研究。
3、精准打击。
利用好贸易战的“飞去来器”效应。我国货物出口的40%、高科技产品出口的2/3都是在华外资企业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在不同程度上转化为对自己企业的“制裁”。因贸易战引起成本上升，一些受影响的美国企业已开始减产或裁员，有的企业正在谋划把生产线迁出美国。美国商会发出警告称，共计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可能面临风险。
针对美国痛点进行“定向打击”。中国对等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后，美国农业遭受较大损失，已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给农场主补贴。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美国汽车对华出口受到影响，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受到挤压。
扩展资料：
进行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或者说，这场贸易战能不能避免？结论是：不以我方的意志为转移，不能不打。
1、打不打的主动权不在我方。
美方主动挑起争端，步步紧逼，极限施压和讹诈，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蛮横无理。打不打贸易战，显然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
面对直奔而来的制裁大棒，中国只有两条选择：要么屈服于美国的霸凌，从此忍辱负重；要么进行反抗，树立应有的大国形象，让对方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2、就贸易战的性质而言不能不打。
本次贸易战不同以往，不局限于贸易，甚至不限于高科技产业领域，而是一场事关国运的战略博弈。我国历来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贫穷落后时不妥协，现在发展起来了，更没有理由妥协。
3、就特朗普这样一个商人性格的人而言不能不打。
特朗普在其自传《做生意的艺术》中，谈到做生意的四个阶段：一是提出惊人的目标；二是大肆宣传；三是决策反复摇摆；四是获得直观的结果。
他写道：“一个远高于预期的条件让对手无从下手——反复无常的变化给对手施加压力——给出次优条件让对手急于接受了事——达到最初想要的结果。”特朗普显然把中美经贸谈判看成是一笔“大生意”。
4、美国的文化性格是欺弱服强。美国历来欺软怕硬，“拣软柿子捏”是美国的历来做法，“不撞南墙不回头”是美国的习惯性思维。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美贸易战：挑战和机遇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解局中美贸易战，中国态度坚决，初战告捷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失信被执行人，是指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俗称老赖。
对应措施
可以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的行为：
1、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包括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
2、实施其他信用惩戒，包括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
3、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规定目的
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旨在指导各级法院正确有效使用信用惩戒措施，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促使失信被执行人尽快履行义务，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强制执行
1、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
2、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
3、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股票等财产；
4、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车辆等动产；
5、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应收账款等财产；
6、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土地、房产等不动产；
7、强制被申请执行人返还特定的财物；
8、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支付迟延履行金；
9、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10、限制出入境等。
根据2015年7月2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限制如下高消费：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2013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明确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相关工作操作规程。
今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将被整合至被执行人的信用档案中，并以信用报告的形式向金融机构等单位提供，供有关单位在贷款等业务审核中予以衡量考虑。
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已于2017年1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7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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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顽固不化”的老赖也是会有一些特殊手段的：
1、执行唯一住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符合条件，唯一住房仍然可以执行，而且实务中，已经出现了大量执行唯一住房的案例，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2、执行被执行人工资收入。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执行程序中能否扣划离退休人员离休金退休金清偿其债务问题的答复》，在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收入不足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离退休金发放单位或者社会保障机构协助扣划其离休金或退休金，用以偿还该离退休人员的债务。
3、执行被执行人养老金。201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能否要求社保机构协助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的养老金问题的复函》（2014）执他字第22号，明确确认社会保障机构作为养老金发放机构，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应得的养老金。
4、执行配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此规定明确，
债权人向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可见，在夫妻债务性质的推定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明确推定为共同债务。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不是共同债务，或者财产约定各自所有。在实务中，
不少法院在实务中对能认定为共同债务的已经开始直接执行配偶的财产，比如浙江法院，也有部分法院不予执行，不过相信在日后的司法实务中会越来越明确，不少利用假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会受到更大力度的打击。
参考资料：
1、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应对危机，包括财政政策由稳健变为积极，投资4万亿进行基础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以及民生工程；
再就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鼓励银行放贷同时试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为地方发展融资；
同时政府加大了扶助的力度，通过提供融资便利、税费减免、出口退税、提供培训等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创业，刺激就业；
最后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养老医疗制度改革，刺激国内消费
各种措施很多既是应对危机的一时之需，也是兼顾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和长远战略问题，如环保、新能源、自主创新、可持续农业、社会保障等，也为各国摆脱危机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路径样本
2、中国负责地履行大国义务，和各国共同反对在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并主动加强和深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如派采购团赴欧洲采购；同时积极和新兴国家开展贸易交流、拓展新兴市场，如非洲、拉美。这些立场和行动有力地维护了全球自由贸易
3、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参与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为控制日益泛滥的金融投机、为世界摆脱美元霸权格局探找可能的路径；中国也较早的指出了危机的实质起因：资本的过度贪婪、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服务倾向、忽视人民利益、忽视穷国、小国利益，这也有利于各国尽早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4、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维护和加强和美国的战略关系，一如既往地投资美国国债、也一如既往地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同时允许人民币有限升值、采取一定措施，及时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
5、最后，中国利用现有的资金优势、和危机的有利时机加强了海外投资；对重点资源、新技术领域和新市场加大了投资收购力度，这些投资活动对所在国和地区的经济恢复、就业增长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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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致力于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行动，有效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首先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为贸易伙伴、外国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发展机遇。中国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现在，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呈现出积极迹象。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所说，中国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将为全球经济作出贡献，中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将促进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应对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时，中国积极倡导国际合作，提出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克时艰的理念，这对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具有积极意义。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经济下滑、贸易萎缩、企业经营困难和失业增加等问题。对于这样一场全球性危机，只有各国携手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日前强调，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也是百年难遇的国际社会合作契机。中国高举合作大旗，有助于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增强企业和民众信心，有助于世界经济早日恢复增长。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行动，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强烈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增强了国际社会遏制保护主义的力量和共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协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还倡导就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展开讨论，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这对建立更合理、更公平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来发表文章，反思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提出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在国际上引发热议。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内的许多方面均对此给予积极回应。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今后还将继续在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不仅对于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也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做出了努力
这些都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而且中国现在正在积极的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