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国当前医疗资源储备情况如何？能否满足需求？国家卫健委回应）
12月27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出席发布会，介绍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措施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提问。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当前疫情广泛传播，有地方病例激增，感染出现严重情况后入院救治困难，当前的疫情形势下，调整为“乙类乙管”，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储备是怎么样的情况？能否满足救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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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我们一直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在各个地方随着疫情进入到不同的阶段，需求不一样，有的地方现在是疫情正在进展的过程当中，发热门诊的诊疗需求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有的地方随着重症患者出现，现在就诊和重症的救治需求压力很大，我们也采取多种措施指导地方不断扩充医疗资源，满足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满足患者的诊疗需求。
关于扩充发热门诊的医疗资源方面，焦雅辉表示，一是扩容发热门诊的资源。我们要求二级以上医院和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发热门诊或者发热诊室，应开尽开，应设尽设，发热门诊超过了1.6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的发热门诊和诊室超过了4.1万个。同时我们简化发热门诊的就诊流程，增加药品的配备，提高发热门诊的医疗服务效率。另外，在有一些地方，像北京、上海、安徽、江苏、山东等省份，也通过利用方舱医院、体育馆、核酸采样点改为发热门诊，来满足患者的需求。
二是推行分级诊疗。我们要求城市以地级市为单位划分网格化的医联体，在农村以县为单位，利用这个模式充分发挥医疗服务网络的作用，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为患者提供分级分层的医疗救治的服务。
三是通过互联网的诊疗服务，为这些发热的患者提供线上的咨询，开具相应的处方，利用第三方配送来满足患者要的需求。
四是多渠道增加药品的供给，相关部门也在加大药品的生产配送和供应，更多的患者可以通过零售药店或者线上购药的方式来获得需要的药品。
焦雅辉也谈及，对于重症患者的救治是当前工作的一个重点。
她具体介绍，一方面我们扩容全国的重症医疗资源。全国各地也按照我们的要求在扩容和改造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同时增加二级医疗机构的重症资源，重点是拓展三级医院的重症医疗资源，包括床位、设备以及人员的培训，我们也建立了日调度的制度来随时调度各地医疗资源准备和使用的情况。另一方面，关口前移。我们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把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能够管理起来，根据风险等级实行健康管理，这项工作我们现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在进展当中。
“第三项工作就是我们要求三级医院要发挥重症救治的兜底保障作用，同时我们要求医疗机构要扩容急诊就诊的能力，扩容医院床位收治的能力。”焦雅辉提到，我们要求医院要畅通急诊和住院病房收治之间的绿色通道，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对于急诊留观的重症患者实现24小时的清零收治，让急诊的资源能够更快速地循环和周转起来，把更多的重症患者收入院，提供重症的诊疗服务，最大程度地来实现重症患者的应收尽收，同时要求医疗机构对于重症患者的救治要落实已经形成的丰富有效经验，包括抢救制度、疑难病例的会诊和讨论制度，同时对于新冠的感染要进行同质化的治疗，多学科提供基础疾病的诊疗服务。
此外，对于120的供需紧张问题，焦雅辉回应说，我们也指导各地一方面扩容120急救电话接听的能力，提高120急救车辆的响应率，同时利用多个渠道解决非急救转运的需求，保证120的救护车能够主要承担急危重患者的救治。
延伸阅读
缺药、缺人、靠输液治疗，农村如何应对疫情冲击？
尽管春节返乡潮尚未完全到来，但疫情已“快人一步”，从一线城市蔓延到四五线城市，继而是广大农村地区。
张雨茜是河南省济源市某乡镇卫生院医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平时医院单日就诊量可能只有一二十人，现在光发热门诊每日都有五六十人就诊。最近四五天就诊的发热患者中，80%～90%都是新冠感染者，而且医院大面积出现医护人员感染。
医院最直接的困难是没有药品，现在只有少量的布洛芬、还有医院自己熬制的中药可以提供给村民。因为缺少资金、甚至是负债运营，这一基层医院平日里就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疫情管控措施放松后，感冒发烧类药品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她说，“我在想，如果连布洛芬都没有了，到时病人数量又翻倍，我们该怎么办？”
12月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称，要重点强化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村卫生室要做好开药和随诊服务。
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98万个，其中乡镇卫生院3.5万个，村卫生室59.9万个。国内以县医院为中心，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所)为基础，构成了农村的三级卫生保健网。基层卫生机构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将决定农村地区是否能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病亡率，实现“新十条”发布后，第一波疫情冲击下的平稳过渡。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及肝病中心副主任、疑难感染病中心主任彭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基于农村地区老人儿童多、医疗资源匮乏、科学治疗意识差等原因，农村地区抗疫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
2022年11月24日，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徐村，村民在村卫生室住院，接受黄山卫生院派驻村卫生室医生们提供的治疗服务
“基层医院拼的是药品库存”
张雨茜所处的是一个较偏远的山区乡镇，距济源市区50公里左右，201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这里户籍人口约3.5万人。不过，张雨茜说，绝大多数人都在市区务工或居住，常住人口大概只有3000人。近来，因为各地发生疫情，再加上年关将至，张雨茜说，很多人开始返乡。
在乡镇医院，与这种返乡潮直接相关的体现，就是发热门诊就诊量快速增加。目前，来就诊的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当中，有些是自己有发热症状，一些是帮家里人取药；张雨茜接诊的老年人目前只有十来个。疫情刚刚在当地蔓延，尚未达到高峰。
与之相对的是，该乡镇卫生院现在却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12月17日，张雨茜刚刚熬完一些中药，给愿意喝的村民提供，以弥补西药的严重缺乏，“现在发热患者来我们医院就医，像蒲地蓝消炎片、小柴胡颗粒、对乙酰氨基酚片这些退烧、消炎药都没有”。
她说，村民来医院可以购买到的就是布洛芬片，而且要根据发热的进程，医院提供的药量很有限，针对儿童的布洛芬混悬液数量也非常少。与此同时，新冠抗原试剂库存也不多，目前大约剩500多份，“也不知道用完了该怎么办”。
这在基层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在西南省份贵州，有多位乡镇医院院长反映，药品特别缺。冯化是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某乡镇的医院院长，他说，医院启用了发热门诊，从抗原检测结果来看，每日发热门诊接诊的病人中，超过一半都是新冠阳性。
“非常缺药，特别是退烧药。‘新十条’刚刚发布时，上级就要求我们联系药商进货、备货，但是厂家也一直发不出药来。”他直言，现在基层医院拼的就是库存，谁的药品多一点，谁抵抗疫情的能力就强一些。他所在医院库存的退烧药大约只有一二十盒，现在是优先发热门诊使用，只能开一点，以保证紧急退烧等需求；现在也使用一些中药辅助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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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附近卫生院都缺药，底下村卫生室用药基本都从镇卫生院拿，所以现在情况也不乐观。村医可能有些自己的购药渠道，但这一时间点，“哪里还有药？”
彭劼分析说，因为治疗观念比较陈旧和落后，农村地区治疗容易有一些土办法或者是诊疗误区，可能并不科学。在大城市，基本已不会用打点滴的方式给病人治疗感冒、发烧，但是，因为就医习惯和基层医疗条件等原因，农村地区还特别流行输液治疗。
山西省运城市某乡村的一位女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全村阳性病例很多，自己一家人和亲戚朋友都感染了，但村里没有卫生室，隔壁村才有。她的外婆近日去卫生室输液时，发现医务室里都是发烧输液的患者，卫生室里只有一名七十多岁的大夫接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用药原则：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口服、肌注给药顺序均优先于输液。彭劼说，输液一般都是输一些生理盐水、葡萄糖，或者一些激素，对治疗意义不大。而且，一次输液要几个小时，占用医疗资源多，如果操作不严谨，还容易出现过敏反应、输液反应或继发感染。
农村地区防疫更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年轻人倾向于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指出，截至2020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4亿人，其中乡村60岁老年人口达1.21亿人。乡村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城镇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为15.82%，农村同比高达23.81%。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地区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现在乡村防疫有一个不可预期的地方，就在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脆弱人群比较多，重症率可能会比较高，所以对医疗资源可能会有冲击。
冯化指出，乡镇上老年人本身抵抗力就差，基础病也多，还有一些没有接种疫苗，整体风险就会更高。当感染总量大幅增加后，肯定会带来对医疗资源的冲击。贵州毕节另一家乡镇医院的院长也表示，按照目前他所在乡镇来看，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接近5%，随着疫情发展越来越严重，老年人救治肯定是一个难点。
张雨茜比较担心的是，农村老年人防护意识上比较差、又爱聚集，一旦疫情进入村庄，很可能一下子破防，疫情传播的速度将难以控制。她说，村民基本不买新的口罩，可能半年、一年才会换一次，即便到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医生也很难说服他们佩戴口罩。
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在12月15日发布的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两节”期间的返乡人员返乡初期要规范佩戴口罩，减少与家中老年人尤其是合并基础性疾病者的接触，并告知居住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联系方式；根据区域疫情形势和居民愿望，适当控制农村集市、庙会、文艺演出等聚集性活动规模和调整频次。
多家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表示，目前新冠疫情还未挤兑病床资源。一位不具名的贵州某乡镇卫生院院长指出，因为对新冠的恐慌情绪，一些住院病人近期都加快了出院，不是特别紧急的住院需求也选择往后推迟，住院率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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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如何开展分级诊疗？
“估计超过99%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人，将在社区医疗机构治疗；二级、三级医院则承担着不到1%的重症救治任务。两者都很重要，但走出疫情的关键在社区医生，在分级诊疗的基层，以及充足的药物储备。”12月18日，在一场会议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
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农村防疫，其实也与城市差不多，对于占多数的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治疗，医疗机构要做好药物准备，为乡村医生进行适当培训，避免用药误区；如果出现病情加重，要有一些通道，能够向城市中的医院转诊。
过去的新冠患者救治都是在具有收治新冠患者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基层医院并无处置新冠患者的经验。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在12月15日表示，新形势、新任务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过去，确诊了新冠都到上级医院看，现在要求基层当好守门人，接诊这些患者。
1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医疗保障能力的通知，提出以县域医共体为载体，保障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及时救治，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病亡率。
该通知要求，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治疗观察，采取居家治疗，要组建新冠医疗服务城乡联动工作组，做好病人向县级医院、城市对口帮扶医院的转诊工作，或者城市对口帮扶医院派出专家下沉至县级医院指导救治。该通知还指出，要通过远程医疗等方式提高基层医师对高风险人群的识别、诊断和处置能力。
“病人有药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其居家治疗，村医也可以监测村民病情，我们也随时通过电话关注病人病情，如果症状加重，不适合再居家情况下，我们也会联系上级医院转诊治疗。”冯化说。
张雨茜介绍说，镇里每个村都有村医，按照要求，村医和乡镇卫生院的医生都属于村民的家庭医生。现在镇卫生院正与村医联系，让村医了解所管辖村民的身体状况。
但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等人2021年发表的论文指出，由于年轻人才流失严重，乡村医生队伍年龄结构老化问题愈发突出。乡村医生存在自身队伍建设不足的问题，不利于乡村防疫工作开展。
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去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按照《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新进入的村医原则上要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质，但拥有这个资质的人，谁到村里去呢？村医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对年轻人来说，要编制没编制，要钱也赚不了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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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西部某村卫生室，中专毕业的孟浩已在这里工作了23年，现在46岁，这里只靠他一个人维持运转。他介绍说，村卫生室里有政府按照标准配置的一些简单仪器，包括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等，但没有更好的设备。他自己花了3000多元买了一台制氧机，以防病人出现紧急情况时可以使用。
卫生室也有一些急救药品，包括多巴胺、可拉明、氯化钾、地塞米松等。新冠重症鉴别和转运方面，他说，自己能鉴别比较典型的重症，比如，出现持续性高热不退、呼吸困难之类的症状，就提示对方有发展为重症的倾向。上级部门前两天刚刚和他联系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拨打急救电话，会有专门救护车来转诊。
当城市推广互联网远程就诊时，在基层，医生们也在想办法。张雨茜和医院同事建了一个微信群，目前已有200多人。建群的目的就是向民众普及疫情相关知识；同时兼顾线上问诊，居民如果发烧了，需要一些帮助，就可以在群里跟医生们取得联系。
多数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表示，因为近年来医共体的建设，在转诊通道上比较通畅。冯化说，政府本来是希望上级医院医生能够点对点对乡镇医院进行帮扶，但是因为乡镇多、上级医院医护人员也有限，所以，前述加强县域医共体建设意见的可执行性存在挑战，更多是“杯水车薪”。
另一家乡镇医院院长介绍，医院已做好了相关应急预案。如果疫情到了高峰期，医院一百多名医务人员当中，能够抽调出大约60人对新冠进行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将会把100张床位的三分之二，专门腾出来给新冠病人。而且，对于医务人员感染后的相关分工安排，也进行了部署。
他比较担心的是，即便是牵头的县级医院，在重症治疗上能力还是比较弱，也要再往上级医院转诊。但是现在大医院的床位也紧张，不可能无限制往上面转。“因为国内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其实上级县域医院也面临着人手不足、医疗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层层都遇到问题。”他说。
人手、资金不足，基层要更多支持
除了药品紧缺、物资简陋，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卫生室也长期面临人手不足、资金欠缺等诸多困难，这种情况下应对疫情，挑战无疑将更加巨大。
张雨茜所在的乡镇医院，只有30～40名职工，其中医护人员加在一起不足20人。与城市医院不同，基层医疗机构还要同时肩负着公卫的职责，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等，这些能占到乡镇卫生院约一半的工作量。
现在，因为开设发热门诊，张雨茜说，需要8名医生轮换值班，其他各科医生，如内科、外科、康复科、中医科医生等，也都有常规门诊要出。这种情况下，当医护人员感染而出现减员时，人手将会更加捉襟见肘。12月19日，张雨茜也感染了，她说，医院现在约有一半职工已感染。
冯化所在的乡镇卫生院，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要服务的民众更多。除了本乡镇两万左右的常住人口，还有相邻乡镇以及周边的扶贫搬迁人口，加起来辐射人口大约六七万。医院全部职工加起来只有70多人，能够参与到疫情防控中的医护人员也就20人左右。“目前人手还能够勉强应付，如果后面医护人员感染，剩下的人肯定要全部顶上。”他说。
村的层面，人手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孟浩介绍，他所在村卫生室覆盖9个村民组，负责1400人的医疗服务。防控政策放松后，因为防护物资紧缺，他每天不敢随意穿脱防护服，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左右，等几乎没人就诊时，才能下班。
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中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共79.6万人，仅占全国总卫生人员的5.9%。与之相对的是，却兜底着中国接近5亿农村人口的医疗服务。就医师日均负担诊疗人次来看，2020年，普通医院为5.86，乡镇卫生院则为8.47。
中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中，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数据分别为11.46、4.25和5.40；而农村相应的数据仅为5.18、2.06和2.10，每千人口对应的卫生工作人员在城市和农村间有着明显分化。
防疫三年，乡镇卫生院的防疫任务增加了很多。眼下，让很多乡镇卫生院院长最为发愁的是医院的运营资金。
疫情之前，因为城市大医院虹吸效应，基层医疗机构长期留不住什么病人，诊疗收入很少。一位河南乡镇卫生院院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疫情前，连医务人员正常工资都难以维持，还欠了药品、器械供货商的很多债务；如今，疫情又增加了很多支出，但政府对卫生院没有增加预算，全靠医院自己解决，包括防疫物资都是欠款采购的。
“我们所有临床医生都在拼命苦干，疫情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工资一分钱没涨。现在省里最新通知是，到明年3月底前，全省医务人员取消节假日。”张雨茜说。她希望上级能有一些关怀性的政策，能给医务人员以经济保障，看到基层医疗服务者的不容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到，关注乡村一线防控人员和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科学排班轮班和调休补休，尽量减少或避免连续长期工作。要完善激励奖励机制，在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鼓励支持，落实绩效工资或临时性补贴政策，调动乡村医务人员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冯化希望，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当中，不要再像之前抗疫那样，随意抽调人手，要能够保证医院完成本乡的医疗服务；其次，他希望政府能够返聘一些退休的老职工、招聘一些有资质的人员，对医院人手进行补充。
“我觉得行政部门要动动脑筋，看看有些什么办法能够切实地帮助农村渡过疫情的冲击。”彭劼表示。
1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网底作用更加突出。短期内面对患者就医需求的增加和职责的转变，加上可能存在医疗资源和人手不足等问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否很好应对？
聂春雷表示，为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各地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持社区和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工作；为基层提供必要设备条件，特别是要把基层相关药品和一些抗原检测试剂盒配备充足。人手方面，他提出，要增加基层人力，短期内通过上级医院下沉，还可以招聘近五年来已离退休的工作人员。
“目前对我们基层来说，大家面临的情况都一样。我们只能力所能及地把医院该准备的准备好。”一位乡镇卫生院的院长说，包括根据辖区的人口数来进行疫情最高峰预判，给医务人员做好培训，出现院内感染时安排好医务人员的工作，还有一些分级转诊的情况和预案等，“目前没有别的办法。”
（文中张雨茜、冯化、孟浩为化名。）
中国医疗和健康险现状
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及不足之处
(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在着力发展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完善，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尤其在医疗卫生方面，国民所负担的压力依然很大。例如，在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测算数据中，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百分比只有5%左右，而个人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
。
国民的卫生支出负担之重显而易见。由于我国政府在卫生事业中将城镇医疗卫生事业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而我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在近几年刚刚起步，所以将全国卫生总费用及卫生费用构成比例视为近似的城镇卫生总费用及卫生费用构成比例是可行的。
(二)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我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给部分；而在我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
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1]这样的制度设计会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2]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正是由于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存在上述缺陷，所以更需要在保险市场上充分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让商业医疗保险成为老百姓医疗保障水平的有力支柱。
二、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现状
宏观环境的不成熟和国家保险法律、保险制度、政策的不完善，公民缺乏保险意识，以及目前的险种还不能满足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且大多数以附加险存在等，这些都是商业医疗保险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其发展的潜力所在。
商业医疗保险比社会医疗保险早二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管理机制、灵活多样的经营手段。它自负盈亏，追求效益的利益刺激，有规范经营的内在约束和严格的审批制度和监管办法，能满足多种、特别是较高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具备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医疗保险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较之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方式，它更成熟、更高级。[3]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中也提出：“超出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可以用商业医疗保险等途径解决。”可见，基本医疗保险为商业医疗保险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对商业医疗保险的需求越来越大。据调查，健康保险是人们意向购买的主要人身保险产品之一。据2006年保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的总保费收入为5641.44亿元，其中，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为376.90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6.68%；在对全国30个省份和6个大城市的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统计中来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43.57亿元、广东32.87亿元、江苏32.03亿元、上海31.09亿元、山东21.41亿元，这说明在北京、上海等地，社会对商业医疗保险特别是健康保险的需求十分大，这些数据也显示出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发展潜力之大、需求之旺。
(二)商业医疗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很快，但相对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来说，还存在不少问题，制约了其发展。
1.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空间受到制约。目前，社会医疗保险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得到了优先发展，其业务扩张将挤压商业医疗保险的空间。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凭借行政权利强制推行补充医疗保险，这种做法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则，挫伤了商业保险投资者和经营者的信心。
2.医疗费用赔付的不可控性。一是由于现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单一，缺乏有效的竞争，同时，在医疗机构经营效益的利益驱动和缺乏有效监督情况下，助长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加重了疾病患者和保险公司的负担。二是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无法进行监控，因此，无法保证医疗服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结果是医疗欺诈和道德风险在所难免。三是投保人的风险逆选择面较大，带病投保、隐瞒或夸大病情、扩大医疗诊治范围等现象屡见不鲜，保险公司已不堪重负。[4]
3.缺乏高素质和复合型人才。由于商业医疗保险的业务涉及医学专业和保险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专业技术性要求很高。因此，要保持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稳健发展，必须建立一支既懂保险和法律，又有一定临床经验的管理队伍，而保险公司非常缺乏此类人才。
因此，保险业要积极配合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提高商业医疗保险的专业化经营水平，必须大力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与服务，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水平。
三、完善商业医疗保险的对策及建议
(一)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相结合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相结合的办法是由我国的国情、国力决定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财政困难、企业效率不高，所以为了使医疗保险既能发挥保障生活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又能适应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具体需要，宜实行多种保障模式。而医疗保障改革的进行对于医疗保险充分发挥其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量，这在提高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水平，提供更多更好的健康保险产品与服务，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来，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医疗保险的情况呈现出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通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与进行，我国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医疗保险的覆盖面逐年扩大，参保人数逐年增加，每年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5年的参保人数较之2000年的参保人数增加9451万人，这为我国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22000—2005年度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的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05年)。
(二)开发低保费高保障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即高免赔大额商业医疗保险产品
为弥补社会医疗保险不负担支付限额以上的大额医疗费用，一些城市医保部门委托保险公司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基金，由保险公司承担支付限额以上的费用，比如重庆市参保职工每月只需缴8元，单位缴平均工资的1%，即一名职工平均每年只需100元左右保费，就可保大约3万元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而且无支付上限。因此保险公司在保险市场上开发高免赔大额商业医疗保险这一险种是有经验可借鉴的，也是完全可行的。[5]
对大量已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而言，高免赔大额商业医疗保险这一险种特别适合他们。一方面他们可以不用为再重复投保一般商业医疗保险而带来经济上的不合算，另一方面这一险种恰好弥补了社会医疗保险不负担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空挡，使参加医保的人的大病和大额医疗费用也有所保障。这也是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作用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三)将商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
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同属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但由于它们性质不同，因而决定了它们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社会医疗保险是基础，商业医疗保险是重要补充，两者优势互补、缺一不可。
我国由于开展社会医疗保险时间短，资金积累有限，个人需要支付的费用多，特别是一些大病和特殊疾病的医疗费用远远超过了基本医疗最高支付限额，使个人背上沉重的负担，而商业医疗保险能承担个人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目前，医疗费用的高速增长已经给社会、单位和个人带来沉重的压力。1982年到1996年的14年间，我国医疗费用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24%，1997年，全国职工医疗总费用高达773.7亿元，每个家庭的实际平均医疗保健支出718.3元，而且还不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支出，因此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广大居民需要通过商业医疗保险来化解潜在的医疗费用风险。
对部分经济收入稳定、享受社会医疗保障的群体来说，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仅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保障程度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商业医疗保险则能适应高层次、特殊的医疗需求。另外，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缺乏医疗保障的人群，像私营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农民都不在保障范围内，这些群体尤其渴望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主要提供基本医疗保险，这为商业医疗保险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满足当前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需要和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需求，促进医疗保险市场和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发展，面对潜在的巨大的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方向应是：一是基本医疗保险没有覆盖的项目和费用，如基本医疗保险“三个目录”之外的药品、诊疗和服务费用；二是基本医疗保险没有覆盖的人群，如城镇失业人员、没有医疗保障的老人和儿童，以及没有被医疗保健制度覆盖的农民。
目前我国商业医疗保险蕴涵着巨大的商机，我国保险业如果适时加强医疗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将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与完善起到推动作用，并最终能够和个人账户、公共基金一起形成我国新的医疗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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