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相林芳正于4月1日至2日展开了访华之旅，这是时隔3年多来日本外相首次访华。2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以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先后与林芳正举行会见会谈。
4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林芳正。新华社 图
一天之内中方三位高官接连与日本外相进行会见，这种待遇并不寻常。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在此背景下，三场活动都提及两国加强对话合作的重要性，但也有一些矛盾分歧有待解决。
根据日本驻华使馆消息，林芳正2日与秦刚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以及45分钟的工作午餐。日媒称，会见的总时长超过当初预定的两个半小时。根据中日双方发布的内容，两国外长会谈涉及多项敏感议题，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在内的东海局势、香港及新疆情况、乌克兰局势，以及一名日本公民涉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案件等。
秦刚表示，希望日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林芳正则表示，日中两国面临着诸多课题和严重关切，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局面。
2023年4月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同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会谈。外交部网站 图
在国际层面来看，中日关系的变化也在中美博弈的动态影响下进行。王毅在与林芳正的会见中指出，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但不时出现各种杂音和干扰。根本原因在于日国内一些势力刻意追随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配合美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抹黑挑衅。
“从林芳正此次访华来看，日本方面重视中日关系，但是在对华政策上受到美国的钳制。”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林芳正谈及一些敏感议题，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姿态，也对日本国内有所“交代”，不过这些都不是实质性问题，从中方三位高官接见足以看出，双方的重点还是在沟通如何改善中日关系。
波折访华行程的背后
中日间的高层互访已经沉寂许久，追溯到上一次是2020年11月时任中国外长王毅访日，2019年12月时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访华。在此期间，两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此次林芳正访华的契机与背景值得关注。
林芳正4月1日访华的消息最初由日本广播协会（NHK）于3月28日发布，3月31日得到中方证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林芳正将应秦刚邀请访华。这一决定看似突然，实则不然。
在林芳正出访前几日，一名日本公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北京被拘捕，多家日媒将其访华重点聚焦于此，并报道林芳正4月1日抵京当天便与在华日资企业高层进行会谈。“捞人”被视为林芳正访华的契机之一，但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
实际上，日本外相访华早有铺垫。2022年11月，中日领导人在曼谷举行会谈期间，就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日媒放风称，林芳正计划于2022年12月下旬访华，但与中方协调后将此行推迟到新年之后。今年2月，秦刚与林芳正举行电话会谈，确认保持高层级对话沟通，当月中日副部长级的“外交当局定期磋商”随即在东京重启。
由此可见，在中日政府间对话恢复的背景下，林芳正推进了访华行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姜跃春对澎湃新闻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如何定位中日关系，双边沟通显得非常必要。在此之前，日本配合美国外交做出了一些对华不利的言行，破坏了两国对话氛围，沟通受到一定的干扰。但是从此次互动看出，中日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渠道始终是畅通的。
值得一提的是，林芳正来访的时间点正值多国领导人访华或敲定访华行程，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4月5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巴西总统办公室称，卢拉总统重新安排于4月11日至14日访华。另外，德国《商报》称，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将于4月中旬访华。
廉德瑰分析称，欧洲国家、巴西近期都敲定了访华计划，希望与中国谈经济合作，正在摆脱美国的束缚，这也对日本的判断造成了影响。如果日本在外交上继续紧跟美国，可能就会陷入孤立的境地，因此日本也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摩擦与合作，斗争与管控同时演进
在林芳正访华前后，中日间不同领域和层级间的互动已经变得密集，但日本近期的对华举措兼具积极和消极动向。
在人员往来方面，日本政府4月3日宣布，将于5日起取消对从中国直飞航班乘客的新冠阴性检测要求，但必须出示接种过三次新冠疫苗的证明。此外，日本全日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近日宣布，从3月下旬开始大幅增加中日之间的航班数量。
随着疫情的缓解，和中日间航班的增加，民间和政界人士交流在逐步恢复。3月30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一行抵达东京，分别会见了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创价学会会长原田稔以及日中友好会馆会长代行宫本雄二，就重启两国友好团体、地方等交流合作交换意见，达成共识。3月31日，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福田康夫说，日中关系十分重要，希望双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
在防务领域，中国国防部3月31日发布消息，根据中日两国防务部门商定的工作计划，双方近期完成了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建设，将就启用安排保持沟通。直通电话的建成将有效充实中日防务部门沟通渠道，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
姜跃春认为，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容易发生擦枪走火等突发事件，建成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说明双方还是有稳定双边关系的共同需求，也有管控分歧的共同意愿。不可否定的是，日本在“遏华”层面也在同步向前，在日方看来，中国崛起仍将是未来亚太地区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因此它会全力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比如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对华半导体等高新技术限制等。
去年10月，美国对向中国出售半导体及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了严格管控，并向盟友施压，要求跟进。今年1月，《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日本和荷兰均已同意与美国一道，禁止向中国出口部分最尖端的半导体设备。但美日荷三方未证实此消息。
直到林芳正访华前一天，日本政府3月31日表示，计划限制6类23种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虽然并未直接将中国列为相关限制措施目标，但是被列入出口限制清单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在向中国出口时需要申请单独许可。
秦刚在与林芳正的会谈中表示，美曾用霸凌手段残酷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如今对华故伎重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切肤之痛犹在，不应为虎作伥。封锁只会进一步激发中国自立自强的决心。
不仅是半导体，日本在地缘战略、经济安全等领域都显示出了追随美国的遏华态势。姜跃春说，由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未来摩擦与合作，斗争与管控同时演进、曲折向前，这可能成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常态。
王毅4月2日在会见林芳正时表示，日本国内一些势力追随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在战略上是短视的，政治上是错误的，外交上更是不明智的。中国对日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愿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廉德瑰认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中方还是比较重视日本的作用，不希望日本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中方希望日本在维持其所谓的日美同盟基础上，能够理性维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在中日关系上选择正确的道路。
日本外相林芳正 资料图
重启中日韩合作进程
尽管中日在政治和外交上的立场存在分歧，在经贸方面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李强4月2日在会见林芳正时表示，中日双方完全可以做大经贸合作的蛋糕，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老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林芳正表示，日中在广泛领域拥有巨大合作潜力，日方致力于推进对华合作，不会采取“去中国化”的做法。
不可否认，中日经济关系愈发受到政治关系影响。去年，中日贸易额为3574亿美元，同比下降3.7%，导致日本从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下滑一位，被韩国取代。但是，经贸合作仍然是两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一年多，中国鼓励日韩企业在华发展，推动三国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近日，随着日韩关系回暖，中日韩高级别交流的重启和三分经济合作受到关注。据日本驻华大使馆消息，林芳正在与秦刚会谈时提到此事，双方就重新启动包括首脑、外长级别在内的中日韩合作进程达成了一致。
去年8月，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东盟与日中韩（10+3）外长会议时曾表示，在韩中日三国合作机制因双边的历史问题、外交矛盾长期停摆的情况下，三国外长借此时隔3年多碰头，意义不同寻常。作为韩中日领导人会议的轮值主席国，韩方提议举行2019年以来停摆至今的三国峰会。
姜跃春表示，全球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巨变，不同程度影响三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加之疫情冲击和产业链调整，日韩经济亟待恢复，加强中日韩合作有利三方经济健康发展。另外从区域范围来看，RCEP将中日韩全面纳入区域自贸协定，而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也开始在本地区推进，现在有更多的经济框架在本地区相交、相连、相撞，在此背景下，需要中日韩重新思考三国经济合作区域合作中的定位和目标。
中日交往是从何时开始的
是从郑和下西洋那个时候啊!
汉代有记载的交往。
唐大化革新是学中国。唐季中国内乱，日本遂不与中国（中原）来往，但与吴越国等还是保持有传统的交往关系。
元征日本被神风（应该是台风）刮海里去了。
明代日本统一，幕府征朝鲜，中国与日本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随后各自封闭。
清末中日都被列强打开门户。
日本首先开化，并开始第二次征大陆。清日战争爆发。
中国学日本，到日本的留学生一批批，包括孙中山他们，新文化运动中的干将，不少都有日本留学经验，除了胡适等留美。
当时日本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好。
1931年，日本侵东北。6年后全面侵华。中日关系最糟糕的时候。
我国换代后，中日关系冻结，也就谈不上好坏。
70年代解冻建交。此后，中日关系度蜜月，日本可以认是当时我国最好的友邦国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所需的资金、经验、物资、技术，相当一部分都来自日本，日本对我国进行半卖半送的援助。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中日两国将变成兄弟。
当时中国人尤其是东部沿海，用的都是日本电器，看的是日本，崇拜的是高仓健，满世界都是中日友好。
现在中国60、7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对此有比较深的体会。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不知何故开始降温。
现在中国80年代出生的人，普遍没有体会过中日关系最好的时候。
2008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小作文一篇，论关于中日文化，习俗等对比，最好有日文和中文
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
2008年
1月5日至6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1月27日至28日，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委员围绕落实福田首相访华成果、确保胡锦涛主席访日成功这一主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
2月19日，全国人大与日本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吴邦国委员长会见来华出席会议的日参议院代表团，就中日关系等交换意见。
2月20 日至24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分别会见福田康夫首相、外相高村正彦、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各政党党首等，出席日本各界人士招待会。结束东京日程后，国务委员唐家璇赴大阪和奈良参观访问。
2月26日至3月1日，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访华。
3月15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系列活动，与两国青少年进行了交流。
3月31日，中日第八次防务部门安全磋商举行。
4月15日至16日，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和北侧一雄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
4月17日至20日，杨洁篪外长访日，为胡主席访日做最后阶段的政治准备。
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当前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广泛共识。
5月8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在东京举行，胡锦涛主席、福田首相出席。
二、 经贸关系
（一）中日贸易
日本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
2007年中日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为23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我对日出口102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我自日进口1339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中方逆差3188亿美元。
（二） 日本对华投资
日本是我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914个，同比下降206%，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08%。截至200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28个，实际到位金额6172亿美元。
（三） 日本对华资金合作
1、日元贷款
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双方商定2008年前结束对华日元贷款。2007年12月，两国外长签署日本对华最后一批日元贷款换文，至此，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3316486亿日元（约合33 0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我实际利用日元贷款约2520733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占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左右。
2、无偿援助
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39825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2008年5月双方签署2008年援助协议，日方将于本年度内向中方提供577亿日元援助。
3、“黑字还流”贷款
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向中方提供“黑字还流”贷款，共计1400亿日元。
三、文化交流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 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 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
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
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四、科技交流与合作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于1980年签署《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起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此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成绩显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中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主要包括：根据《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展的合作，在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两国政府部门的对口合作（包括部门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等），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渠道的技术合作以及《中日核能合作协定》等。此外，双方许多部门、地方、研究院所、大学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两国科研人员的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近年来，伴随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双方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合作发展迅速。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
五、军事交流与合作
中日两国于1974年互设武官处，70年代末开始军事交流，关系发展良好。1989年后两国军事交流一度中断。1995年日本防卫厅参联会主席西元彻也访华，中日军方高层交往得以恢复。1998年实现国防部长互访。2000年实现两军总参谋长互访。2007年8月，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11月，中国军舰在二战后首次访日。1997年至2008年，中日防务部门举行了8次安全磋商。中日双方还在防卫医学、院校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交流。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双方同意加强防务交流，日防卫大臣将于年内访华。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
一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
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
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
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
二
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
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
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
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
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
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
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
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
这只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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