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31日上午，最后一位原中顾委委员、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在卧床休息时安静离世，享年103岁。
万海峰是开国大校，1988年实行新军衔制后成为首批上将，这是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衔。
他去世后，与他同批授衔的17位上将中，仅迟浩田一人健在了。他的去世，也为红28军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两届共372名委员组成的中顾委的历史，也翻过了最后一页。
上将万海峰，摄于2000年前后。图/受访者提供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万海峰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后，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成都军区政委。
深秋时节，万海峰轻装赴任。到任后，他首先面对的是军区内部积累已久的矛盾。
成都军区机关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派性矛盾。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工作中又打击了一批人，机关内部团结出现严重裂痕。成都军区已有11年未召开党代会，这在各大军区是绝无仅有的。
万海峰上任不久就收到各级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大量申诉信。他与十二大后同时到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取得共识，成立了调查小组，要求有错必纠，错多少改多少。一些人担心这会否定那段时期的工作，万海峰提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勇于否定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全军区共为“文革”中受迫害的5300人平反，为被错划为“右派”的近千人作了改正，对2300件历史遗留案件中的1700余件改变了原结论或处分。1983年11月，中共成都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选举万海峰为军区党委书记，王诚汉为副书记。
万海峰面临的另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文革”中军队执行的“三支两军”损害了军地关系，这在民族关系复杂的西南地区尤其严重，其中矛盾最突出的是军队占用地方土地和房屋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军队要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因此，上任伊始万海峰就提出，要积极主动解决军地关系问题。
成都军区和四川省政府联合成立了退房领导小组。万海峰多次主持会议，逐一研究重大案子的解决方案。他强调，要尊重地方政府，绝不能与民争利。
陆军47医院与新都宝光寺有地产争议，虽然产权属于军方，但军区从宗教政策和支持地方发展旅游业出发，将5200平方米的地产和房屋无偿移交给了宝光寺。军区三局驻地当年多占用了无主荒山坡200多亩，军区主动把190亩好地和能耕种的坡地退给了群众。南充军用机场长期闲置未用，万海峰指示驻军将宿舍的平房改为楼房，收缩营区，腾出大片良田交给当地农民。
至1983年底，军区处理了259件较大的遗留问题，其中仅一个军就清退房屋56600多平方米、土地1680多亩，赔偿现金609万元。
万海峰 人民网资料图
“成昆之变”
进入1985年，酝酿已久的百万大裁军脚步渐近。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几次谈起，世界大战一二十年内打不起来。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反复说，军队要“消肿”。“肿”在哪里，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关，再就是大军区。
按照总参谋部初步拟定的精简整编方案，三总部机关人员编制将精简一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
1985年3月，消息传来，成都军区将被撤掉，合并到昆明军区中去。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在京召开，讨论后的方案仍是如此。这很自然，因为当时昆明军区是全军唯一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邓小平曾三次通令嘉奖参战部队，胡耀邦曾亲临前线视察，还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
这一消息在位于北较场的成都军区大院中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在建的现代化通讯情报中心大楼，挖好的地基三次填平，又三次重新动工，足见其波动之剧。万海峰和王诚汉尽力安定人心，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同时也在组织人力，对保留成都军区的合理性收集论据。
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形容，在定案公布之前，一种“到底鹿死谁手还很难说”的想法仍在大家脑中萦绕。
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方案就要最后“定盘子”了。
万海峰和王诚汉召集一起来参会的成都军区军务部部长刘国斌、干部部部长程功明、干部部处长李德义开会，商定在军委做出最后决定前按正当程序向军委反映意见。李德义执笔，连夜起草了《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的建议信。
信中提出，大军区定点要有利于作战指挥，便于组织部队向其他战区机动，因此设置上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稳定性，不宜过于靠前。信中强调，成都到昆明、西藏的交通和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特别是成都到拉萨一线经过30多年建设，公路、通讯、仓库、兵站等都比较完善，而仅仅新开通昆明到拉萨的通讯线路一项就需要投资上亿元。
信写好后，以万海峰和王诚汉的名义，分送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以及军委副秘书长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和洪学智。在军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万海峰和王诚汉又根据这封信的内容作了联名发言，得到不少人的响应。
总参谋长杨得志征求拟在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出任新司令员的第一军军长傅全有的意见，傅全有说，领率机关驻地应该从长远考虑，云南边境的战事是阶段性、局部的，不是永远的战场，一旦战争结束，昆明偏于一角，对于整个军区部队建设和管控西藏方向都是不利的，定点成都更有利。副总参谋长何政文兼任军委精简整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最初支持定点昆明，这时也改变了看法，向军委提出了定点成都的建议。
6月3日下午，方案将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公布，成为定局。当天中午，成都军区的人比其他人早两小时得到消息：“定了！变了????”
新组建的成都军区包括云、贵、川、藏三省一区。6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军区领导班子。65岁的万海峰担任政委，是原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班子中唯一留任的，新组建的军区党委共8位常委，除他之外都是从军级领导职务上提升上来的，新班子平均年龄54岁，比过去老班子年轻10岁。
在万海峰的带领下，新班子在“择优任用、一视同仁”的前提下，在干部调配中大体做到原成都、昆明两个军区各一半。机关住房紧张，万海峰动员原成都军区机关干部优先照顾来自原昆明军区的干部，并把一幢刚建成的宿舍楼全部让给由昆明来的机关干部及其家属居住。
8月23日，在新落成的成都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欢迎昆明军区机关干部大会，成都军区翻开了新的一页。
百岁上将
1987年，万海峰在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委员。这年，孙德阁成为他在北京的驻地的工作人员，他回京开会时，孙德阁经常陪同。
孙德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顾委开会地点在中南海九号会议室。一些久经沙场的委员们发言果敢，即便最高层领导莅会他们有意见也直言不讳。相比之下，万海峰算是中顾委中的“小字辈”，发言不多，很讲分寸。
1990年，万海峰达到最高服役年限，退出军队领导岗位。1998年9月，他正式离休。
从那以后，他每到一地，哪怕只能逗留三五天，也要留出足够时间去探望当地的老战友、老部属。离休后五年里，他看望了240多位老战友。
每次他对秘书孙德阁讲起自己的老领导、恩人高敬亭，都会流泪。
1933年，红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8军政委高敬亭在行军途中“捡到了”快要冻饿而死的红军小战士万海峰，破例将13岁的他收入麾下，留在身边做勤务员，对他视如己出。他本来只有一个乳名叫“毛头”，是高敬亭给他取名“万海峰”，寓意“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像海洋一样大，像山峰一样高，部队和个人都有光辉灿烂的前程”。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高敬亭率领的红28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新四军四个支队中战斗力很强的支队，身为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也成为新四军著名战将。但1939年6月的一天，高敬亭奉新四军军部电令，带着万海峰等20名战士前往安徽肥东县青龙厂开会，一到却被关押起来。
6月24日是万海峰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在这一天，高敬亭因“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等罪名被错误处决，年仅32岁。
这件事对年轻的万海峰而言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创，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他第一次亲身领略了斗争的残酷，这对他一生的性格和作风影响至深。他后来曾说，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他，遇事三思而行，不可轻率鲁莽，不能捕风捉影，对待干部的处理必须持慎重态度。
1977年，中央为高敬亭平了反。多年来，万海峰一直为高敬亭之事而奔走。1989年，在高敬亭牺牲50周年之际，万海峰主持出版了《被错杀的将军》，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和徐向前元帅等题词。万海峰为该书作序时写道：“高敬亭同志被错杀，是新四军的一大冤案。他的死，是我党我军的一个巨大损失。”
退下来后，万海峰依旧繁忙，他一直很挂念老区，有机会就去走访。
京九铁路项目1992年上马，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经安徽阜阳到江西九江，二是经河南信阳到九江。第一个方案被采纳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第二个方案要绕行大别山，会增加投资。河南信阳地区副专员郑淑真找到万海峰，希望他为家乡说话。
万海峰联系了李德生、尤太忠、郑维山、高厚良、陈明义、潘焱、曹思明七位老将军，上书中央，建议国家对老区进行帮助和扶持。中央很快批下来，同意京九线走老区，让京九线成为了一条扶贫线。
1998年，万海峰到安徽舒城县新四军四支队旧址视察，发现旁边的小学条件很差，就与高敬亭的老战友汪道涵、裴先白等一同倡议，建设一所希望小学。20多位四支队老战士积极响应，集资30万元，将新小学命名为“敬亭小学”。
从1972年就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开始，北京北新仓胡同16号院就成为万海峰的家。院落清幽静谧，室内简素，会客厅的墙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的大幅合影，还挂着万海峰与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合照。
万海峰的离休生活很有规律，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散步。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带上小收音机外出，边散步边收听新闻。回来后，他用早餐，看报刊杂志，会见来自家乡和部队的客人。
他和夫人赵政感情很好。赵政也是一位老革命，是五六十年代授衔的43位女校官之一。1943年，还是新四军团职干部的万海峰与女军医赵政经组织介绍于10月在苏中抗日战场结婚。他们的结婚证被赵政视若珍宝，缝在了内衣里，片刻从不离身，使之在多年的战火中保存下来。后来军事博物馆希望收藏这张结婚证，被赵政婉拒。
万海峰对儿子万晓平、万晓松、万晓援和女儿万晓荆要求严格，很忌讳子女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并立下规矩：不许子女到自己和夫人领导的部队当兵。万晓援后来成为了总参四部部长、共和国少将。
他晚年时，家里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其乐融融。作为老红军、老将军，他工资水平不低，但平日里院子里的生活简单朴素，院子里的人也一贯低调。
他晚年出版了自己的传记《跨越硝烟与鲜花》。在组稿期间，万海峰对秘书孙德阁回忆起很多旧事。
高敬亭牺牲后，万海峰被送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陈毅和粟裕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侦察参谋，陈毅和粟裕对他这位高敬亭的部下很是关照，他也表现出色。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提拔21岁的万海峰出任营长，有人把这次火线提拔称为他人生的“四级跳”。受粟裕提携和培养，万海峰在敌后抗日战场迅速成长。在解放战争中，他几乎参加了华东战场的每一次重大战役，他常说：“我这点儿参谋本事，都是粟裕首长手把手教的。”
皮定均是万海峰口中“很会打仗”的人，他既是万海峰的第三位伯乐，也是其莫逆之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时为24军71师副师长的万海峰要随机关被编入空军，军长皮定均劝他留下来当炮兵主任，因为朝鲜战场能起重要作用的一定是炮兵，万海峰据此婉拒了升迁。事实的确如此，手榴弹、大炮和坑道成了志愿军的“三大法宝”。
离休后，万海峰每年都会到唐山看看。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驻军唐山近20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抗震救灾的最初名单里没有他，已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他主动提出去前线救灾，被任命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
2007年，万海峰担任了“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荣誉理事长。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建成400多所“红军小学”。万海峰夫妇还加入“一帮一”助学行动，常年资助贫困儿童。
2020年，万海峰住进301医院。“八一”前夕，医院想拍摄一段他寄语建军节的视频，他爽快答应了，特地穿上崭新的红军军服，面对镜头端坐在沙发上，铿锵有力地说：“我是1933年入伍的，今年100岁。”
2021年“七一”前期，101岁的万海峰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荣获此项殊荣的党龄最长的老党员之一。
河南新县（原鄂豫皖根据地首府）的“鄂豫皖苏区将帅馆”有一面铜制的将帅墙，雕刻着大别山走出去的349位共和国将帅的塑像。第一排正中为刘伯承元帅和徐向前元帅，两侧为徐海东大将、陈赓大将和王树声大将，此外还有21位上将、43位中将和280位少将。万海峰的雕像在第一排最右侧，他也是这些将帅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万海峰 资料图
多年来，万海峰一直尽力照顾高敬亭的幼女高凤英。他去世后，年过八旬的高凤英发来悼文，称万海峰“如同我的父亲一样”，万海峰的离去使她感到“从此失去精神的依靠”，落款是“女儿”。
（本文参考了李庆丰著《跨越硝烟与鲜花》、袁厚春著《百万大裁军》）
发于2023.4.17总第108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万海峰：最后一位中顾委委员走了
记者：宋春丹
谭震林的人物生平
谭震林，汉族，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工人家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四一二”后，发动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新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1929年，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1930年，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1938年，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领导开辟新区，所部十六旅遭偷袭后，回苏南，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1944年，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宝应以东广大地区。
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1973年至1977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长征后，谭震林担任留守苏区的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革军委领导）。在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强烈氛围下，以莫须有的罪名，和项英共同合谋处决（用大刀砍杀）了原红12军参谋长林野（黄埔军校毕业生）夫妇（其妻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被杀时刚从福建大城市找到苏区与林野团聚）。1945年，中共“七大”为林野平反，并追认林野为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内线兵团（又称东线兵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治委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曾被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3年9月30日卒于北京。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
1926年加入中国，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新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
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
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
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1938年，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新四军6师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
1944年，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 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
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
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
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
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时间最长的开国上将是哪一位
从中共十三大以后，薄老就吩咐秘书长李力安同志，要逐步减少中顾委的活动。1989年9月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之后，基本上停止了委员们的参观考察活动。
1992年10月9日，薄老主持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中顾委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10月18日，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姬鹏飞外交生涯
开国中将张震（1914）湖南平江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开国少将1955年少将王直（1916）福建上杭人，福州军区原副政委，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贵德（1914）福建上杭人，铁道部原副政委、顾问方槐（1917）江西于都人，武汉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方子翼（1917）安徽金寨人，原空军学院顾问任荣（1917）四川苍溪人，武汉军区原副政委向守志（1917）四川宣汉人，中顾委委员、南京军区原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刘中华（1917）山东文登人，原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刘居英（1917）吉林长春人，原铁道兵副司令员李中权（1915）四川达县人，南京军区空军原第一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李布德（1919）四川营山人，山西省军区原政委李耀文（1918）山东荣城人，中顾委委员、海军原政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杨永松（1918）广东大埔人，原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邹衍（1915）江西兴国人，沈阳军区原顾问汪东兴（1916）江西弋阳人，中顾委委员宋景华（1919）江西吉水人，北海舰队原副政治委员、顾问张瑞（1909）浙江浦江人，总参谋部军务部原副部长张秀龙（1915）湖北仙桃人，武汉军区原副司令员陈茂辉（1912）福建上杭人，南京军区政治部原顾问欧阳平（1916）江西兴国人，济南军区原副政治委员胡继成（1915）安徽金寨人，成都军区原副政治委员、顾问钟炳昌（1915）江西兴国人，中国科学院原政治部副主任桂绍彬（1916）安徽六安人，海军原顾问贾若瑜（1915）四川合江人，原军事学院顾问盛治华（1916）江西永新人，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曾美（1914）江西寻乌人，河北省军区原政委詹大南（1914）安徽金寨人，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裴周玉（1913）湖南平江人，原装甲兵顾问廖鼎琳（1914）江西吉安人，原炮兵学院政委谭佑铭（1910）四川云阳人，第四机械工业部原副部长熊兆仁（1912）福建永定人，福州军区原副参谋长黎光（1914）四川南部人，南京军区司令员原顾问如以上还有一位开国中将（张震）和二十九位开国上将还在世。
现在健在的中顾委委员，什么是中顾委委员，是什么级别
个人经历
1926年入西北军。曾任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军医。
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3年5月加入中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军医处长，红军第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途中任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红一军团卫生部卫生主任。到陕北后，任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1938年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军医处政治协理员。1940年10月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1942年8月任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第四地委书记、第四军分区政委。1945年任苏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任新四军十纵队、七纵队政委，1946年8月任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委，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政委、华中指挥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苏北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后兼浙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调外交部工作，1950年10月至1955年1月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1955年2月起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任外交部部长。1974年11月任外交部部长、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1972年~1974年任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
1978年后，1979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同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2月兼国务院秘书长。1980年8月任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1982年任国务委员。1983年8月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1985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82年和1987年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2000年2月10日13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1950～1953)、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1953～1955)、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2)、外交部部长(1972～1974)。1979年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2年后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长期协助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处理外交事务。参与的重要外交活动有：1973年1月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同年6月应邀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曾先后出访苏联、日本、朝鲜、蒙古、越南、缅甸、泰国、埃及、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委内瑞拉、加拿大、叙利亚、塞拉利昂、肯尼亚、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吉布提、约旦、科威特、阿拉伯也门和阿曼等国家。在兼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积极贯彻执行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制订的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参与接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并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现在健在的中顾委委员：
张劲夫（1914—）原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
张 震（1914—）开国中将，原中央军委副主席。
汪东兴（1916—）开国少将，原中共中央副主席。
向守志（1917—）开国少将，原南京军区司令员。
李耀文（1918—）开国少将，原海军政委。
邓力群（1915—）原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 杰（1914—）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
白栋材（1916—）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朱穆之（1916—）原文化部长。
杜润生（1913—）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李 锐（1917—）原中组部副部长。
林乎加（1916—）原农牧渔业部部长。
于明涛（1918—）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
万海峰（1920—）原成都军区政委。
韦纯束（1922—）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
安志文（1919—）原国家体改委主任。
苏毅然（1918—）原山东省省长。
李力安（1920—）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袁宝华（1916—）原国家经委主任、人民大学校长。
罗青长（1918—）原国务院副秘书长
焦若愚（1915—）原北京市长。
中顾委委员全称：中国***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当时是作为解决中国***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国***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委员都有40年或以上党龄，由中国***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中央顾问委员会遂走入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