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艺龙
4月21日，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西省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杨文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主动交代问题
杨文斌 资料图
杨文斌，男，汉族，1967年10月出生，江西南昌县人，大学本科学历。
公开资料显示，杨文斌长期在南昌市任职，历任南昌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南昌市文化新闻出版（版权）局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局长，南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南昌市东湖区委书记。
2016年7月，杨文斌任南昌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2019年任南昌市委常委、副市长。
2021年3月，杨文斌转任抚州市委副书记，同年8月，他任九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去“代”转正任市长。
2023年3月29日，据九江人大信息网消息，九江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文斌辞去九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九江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备案。
3月31日，江西省政府发布通知，任命杨文斌为省科学院院长。
曾是“老虎"下属
而就在3月29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殷美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政知君注意到，杨文斌曾是殷美根的下属。
殷美根 资料图
殷美根出生于1963年8月，江西南昌人，曾先后担任九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九江市委副书记、市长，九江市委书记。
2015年11月，殷美根出任江西省副省长，2016年11月，他跻身省委常委，并担任副省长，南昌市委书记。
殷美根担任南昌市委书记时，杨文斌曾任南昌市委常委、副市长。
2020年3月，殷美根转任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21年11月，江西省委换届，殷美根不再担任省委常委。2023年1月，他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两个月后，殷美根被查。
南昌市多人被查
杨文斌长期任职的南昌市，近年来，已有两任市委书记，一任市长落马，分别是：
2021年11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主动投案；
2022年9月，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安被查
2023年3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殷美根被查。
龚建华于2015年3月任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2017年1月，转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龚建华曾是“老虎”苏荣的下属。据《廉政瞭望》此前报道，龚建华曾给苏荣夫妻送过钱物，还给苏荣的儿子在生意上提供方便。龚建华获得的回报是在2011年调任抚州市委书记。2013年苏荣离开江西前，还把龚建华确定为副省级干部的考察人选。
2022年5月，龚建华被提起公诉。
郭安 资料图
2011年，郭安转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3年任南昌市代市长，次年1月当选市长。2018年3月，郭安调任鹰潭市委书记，2021年1月，转任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郭安任南昌市市长时，曾与殷美根”搭班子“，彼时，杨文斌任副市长。
履新南昌市市长后，郭安曾因谈”自己的工资水平买不起房“受到舆论关注。
据中国江西网报道，2014年4月18日，时任南昌市市长的郭安与网友在线交流。
有网友吐槽南昌房价过高，希望对楼市进行调控。对此，郭安表示赞同，并称以他的工资水平，也“买不起房”。郭安说，“应该说一万多（每平米）的房子已经是很高了，不过少数楼盘是这样的。以我的工资水平来看，买这么贵的房子也不现实，也买不起。”
2023年3月29日，郭安被提起公诉。这一天，殷美根落马，杨文斌辞去九江市市长职务。
延伸阅读：
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省会原市长被公诉
刚刚，江西检察发布消息：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郭安（正厅级）被提起公诉。
赣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2年至2022年，被告人郭安利用担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市长，鹰潭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曾公开自称“买不起房”
公开履历显示，去年9月16日被查的郭安，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江西信丰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81年9月参加工作，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安 资料图
长期在江西省任职的郭安，曾任宜春樟树市市长，宜春市委常委，万载县委书记，高安市委书记，景德镇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2011年8月至2018年3月，郭安历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任鹰潭市委书记；2021年1月，任鹰潭市委书记、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2021年2月至被查，任江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今年2月1日，郭安被“双开”。通报中郭安被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毫无政治和规矩意识，搞“七个有之”，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弃守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不落实省委巡视整改要求，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严重污染任职地方政治生态；
宗旨意识淡薄，政绩观扭曲，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贪图享乐，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毫无组织原则，函询不如实说明问题，作风霸道，搞一言堂、当“一霸手”，任人唯私唯亲，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选人用人风气；
寡廉鲜耻，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大搞权色、钱色交易和家族式腐败；擅权妄为，与不法商人形成利益集团，大搞期权式腐败，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公开报道显示，在担任南昌市市长期间，郭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南昌房价：“以我的工资水平来看，我要买这么高的房子也不现实，也买不起。”当时，“南昌市长说也买不起房”的话题曾一度受到舆论关注。
搭班子的“老虎”今日落马
今天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殷美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简历显示，殷美根出生于1963年。历任：江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能源处处长、技术进步与装备处处长，江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九江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等职。
2013年9月，殷美根任九江市委书记；2015年11月任江西省副省长；2016年11月任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兼任南昌市委书记、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后卸任副省长职务；2020年3月任江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后再次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2021年11月，江西省委领导班子换届，殷美根不再任江西省委常委，只任江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2022年6月不再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2023年1月，殷美根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上述简历显示，在南昌期间，郭安曾与殷美根在南昌“搭班子”。
青海已婚副市长化名与人结婚，还大操大办，他究竟是如何落马的？
引言：在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有很多的贪官都落马了。而他们的腐化过程也是让人们十分的震惊，在青海有一个副市长已经结婚了，却换了一个名字又与他人结婚，在结婚的时候又大操大办，那么他是究竟是如何落马的呢？
一、非法采煤问题引起反腐风暴青海这个已婚副市长叫张标，他的贪腐数额非常的多。但是他之所以会被人们发现，并不是因为那之前的贪腐情况，是因为在青海有一个非法采煤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发生之后，然后就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于是就开始对青海地区的官员进行反腐纠察。而在这个纠察的过程中张标也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危险，于是就想在索要最后一笔好处费之后就赶紧跑路。可是没想到在他索要的金额还没有达成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他的贪腐事实。
二、索取好处费张标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经常向他人索取好处费，张标自我介绍中说小时候家境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对金钱特别的渴望。在进入政府工作之后，他越来越觉得处处被人接待的感觉很好，就开始飘飘然了。在自己有了权利之后，然后张标就尝试着向其他的企业收取好书费，没想到既然成功了。尤其是在张标调到青海之后，他发现由于青海的位置比较偏僻，而且工程量比较大，好收费的时候很好要，于是就更加放肆了。竟然这几年的时间里索取了几千万的好处费。
三、重婚罪张标不仅爱钱而且还爱排场，他喜欢大房子，在西安有了三处房产，还经常自己装修自己欣赏。同时张标还喜欢一个姓李的女性，于是他就改变一个名字又和别人结婚了，还生有一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张标还大操大办，看起来很是嚣张，一点都不害怕。
禹作敏事件的落马事件
答：就是在规定的地点交代出规定你交代的东西，
反腐败雷声隆隆，每周都有大中型老虎落网，从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到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很多人可能没注意一个细节，这些老虎大多不是被公安局或检察院抓捕的，而是被中纪委的人带走的。
中纪委的全称是中国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把人带走，不是关押在监狱或看守所，而是在某个隐秘建筑里，私下关押。被抓的老虎必须在这里交代问题，否则绝无离开的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双规。
双规是中国特色词汇（英文较难翻译），它出自《中国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说得文绉绉的，双规实际上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等同于抓捕并隔离审查。逮贪官污吏当然好，但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粗想一下我觉得有三点疑问：
1，双规与宪法的矛盾。宪法第37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也许有人说，双规是中国的家法，党有权处理自己的党员，就好像你入了帮会，得了好处，就得受帮规约束。问题是：入党了就不再是公民了吗？入党就剥夺了公民权利吗？答案显然为否。任何帮会和党派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参见宪法第5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党章也有类似表述，原文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章第七条还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
所以，看到党的下属机构可以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私下关押并取得口供，我相当惊诧：宪法和党章还算数不？
2，双规的黑箱操作问题。这么说吧，纪委抓人不需要谁批准，顶多向上级纪委备案。此种行为几乎是一手遮天，它说你有罪，那你就必须交代。双规有时比坐牢还惨，坐牢还允许探监，但被双规者完全与世隔绝，家属都不知道人在哪里，被关个一年半载毫无音讯是常事。
纪委抓人（或者说强行协助调查），刑讯逼供屡见不鲜，花样繁多，比如连续数天突击提审，不让人睡觉，大部分人很快就招供了。也有些刺头拒不交代，甚至还有趁看守不备自杀的。大家上网搜搜，每年都有人死在纪委手里，一般都是赔点钱，不了了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堂宪法之下，这种事堪称灯下黑。
有人说纪委其实并没有违法，它取得口供和证据之后都交给检察院法院了，走的还是司法程序。Well，这就好像我先私下把你绑了，私刑拷打获得口供，然后交给公安或检查院，你说违法不？并且，按我的理解，私刑关押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应该一律无效。
如果是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逮人并提起贪污公诉，法院宣判，这一切是公开的，刑事诉讼有法可依。申诉也比较有门，下级法院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纪委办案，我还没听说谁被抓了，然后上级纪委推翻下级纪委决定的事。刑法有疑罪从无一说（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纪委一旦说你有罪，那你就铁定有罪，不招供基本是不可能的。此种做法是对法律和人权的双重蔑视，生命和自由的基本原则形同废纸。
3，双规被滥用的潜在问题。双规不是法治而是党治（人治），而且是秘密的，完全有可能被利用来整无辜的党的干部，虽然很少有干部是无辜的。双规一般是针对员，但是纪委越权抓非党员也并不新鲜（有时号称纪委与监察部联合办案），只是它可能不叫双规而叫双指、双X等。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我的观点和宪法一致，除了警察、检察院和法院，任何人和组织不得拥有强制力量。家有家规，党有党章，但任何家规和章程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谁搞黑监狱，搞私下强制，比如说某些邪教或者传销组织限制成员的人身自由，那就是违法，必须予以取缔和打击。
如果纪委不能抓人，那反腐败应该怎么进行呢？我觉得应该按照正常的刑事案件来抓，由检察院和法院来管，走正常法律程序。若要成立特别机构的话，香港的廉政公署可以借鉴，它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廉政专员由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人事和财政完全独立，不受其他政府部门节制（遑论党派）。在司法机关宣判某贪官有罪之后，党派可以对其进行党纪处分。现在由纪委主导的反腐完全搞反了，党派先决定某人是否有罪，司法机构变成了后来的橡皮图章。长此以往，建设法治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像双规这样，一个党的下属机构拥有此等强制力量，在我记忆中，只有前苏联和德国前纳粹党堪比，好像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也有直接干掉某些人的事。明朝的东西厂不知道算不，但那时好像没有党派。目前世界上别的政党，绝大多数只能给予党员纪律处分，最多开除党籍。
中国之外，其他民主党派也没听说有逮人隔离审查的家法。这是应该的，如果每个党派都可以抓捕自己的党员，那就天下大乱了，因为党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群众性组织。完了，大家各自成立组织，想抓人就抓吧，看谁黑。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两点：1 双规是否限制人身自由？2 这种限制是否违宪？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纪委办案的潜台词就是：在中国的司法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不受节制的第三势力，理论上来说它可以抓捕任何人，最坏的结果，被抓者可能会死得不明不白。大家在为双规贪官拍手称快的时候，没有觉得一丝恐怖吗？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可以有效地自己监督自己。一个党腐败了，靠自己的下属机构来反腐，这事基本不靠谱。一句话，腐败必须反，但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纪委逮人这事基本无法治可言，宪法的权威扫地，若不加以改正，灯下黑只会越来越黑。
杨飞
转自>
“种树市长”张新起落马，他涉嫌哪些罪名？
1992年11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禹作敏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61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5000元予以奖赏。
12月13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
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3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
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
这天，27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
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
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禹作敏生平照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7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 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
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
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
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11时许放人。这时，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 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1000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
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
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
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
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19日18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
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
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和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 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1700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
在2月20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3月14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16万元。
从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
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8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到7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两案依法分别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10日和11日及8月23日和24日分别对两案进行公开审理，并于8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
8月24日下午，在法庭的公开审理即将结束时，按照审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后陈述。他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经过两天来的法庭审理，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
在讲到他的犯罪根源时，他说：“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莫及：“因为我的犯罪，导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2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新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是继贵州王富玉后，短短三天内，第二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两人均是退休后被查。张新起是今年山东首虎，年内第4虎。
张新起自2017年2月开始担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后以该身份外出调研或参加活动。不过自2018年1月以后，媒体上鲜有其报道。
2018年1月底，山东选出新一届省级人大常委会领导。张新起不在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等领导名单内。由此计算，张新起退休至今已3年有余。
张新起现年65岁，山东荣成人。早年在家乡当过知青，后来在烟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逐渐成长为高管。1989年2月由企转政，任烟台市建委副主任，仕途由此起步。历任烟台市规划局局长，莱州市（烟台市代管县级市）市长，烟台市委常委、莱州市委书记等职。
2001年1月异地调任到山东潍坊，担任过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潍坊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等职。
2011年12月再次异地调任，任青岛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转年3月正式就任青岛市长。2017年2月离开青岛，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
一位对青岛当地政情比较了解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新起在青岛工作时曾被许多人举报，后来到省人大任职后都以为是“平安落地”，如今被查令人意外。
花40亿种树引质疑
在青岛工作期间，张新起一直有个响亮的标签——“种树市长”、“种树狂魔”，也曾被坊间戏称为“张种树”、“青岛树哥”。
刚到青岛后不久，张新起就提出要大规模植树增绿。2012年2月下旬，青岛市政府专门为此下发通告，种树活动还写进青岛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张新起提出要建设生态青岛，提出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的目标，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大干300天，建设连片万亩林场。
据当时媒体报道，这项植树增绿行动是史无前例的。2012年3月启动，投资金额40亿，2011年青岛地方财政收入为566亿元，该工程占青岛财政收入72%。
“国家森林城市”是国内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最高指标。2012年青岛要种树1000万株，其中80%以上的任务要在当年5月底前完成。
然而，史无前例的工程引来了史无前例的争议。主要表现为：造林工程未公开征求意见；种树为何掀掉草坪；海边种树是否破坏景观；造林工程是否是形象工程等。
多位青岛市民以及在青岛工作多年的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都表示对当年种树行动印象深刻。
其中一位市民说，张新起种树有三个特点：“高、大、密”。他选择的树又高又大，而且种植密度高，有的两树间隔不足一米。更魔幻的是，有的树种到岩石上，有的树种到高架桥下。就连人行道上的树也比较密。
当时青岛本地人戏称，张新起要把青岛打造成“大高密”。高密隶属于山东潍坊，因是名人莫言的故乡而广为人知。在当时青岛人眼中，高密“很土”。
另一位市民说，当时青岛海边也种满了树，树不容易活，都打上营养液“就像人挂吊瓶似的”。种的树还把海边海岸线给挡住了。
还有一位市民说，当时她记得青岛汇泉广场的草皮都被挖走改种树，这是“毁草种树”。“毁草种树”在当时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张新起因此被称为“种树市长”，甚至有民众喊出“青岛不是市长一个人的，是全青岛人的”。他在潍坊、莱州等地的工作经历也被网友扒出，称其对绿化“情有独钟”。
时至今日，青岛市政府官网上仍有当时诸多民众质疑的留言。如有民众留言称，种树能改善民生吗？希望新一届政府不要搞形象工程，将栽树的干劲用在发展经济上。
不过青岛官方当时对上述质疑都一一给予了回应。最后这场种树风波以青岛官方致歉并承诺整改结束。后来张新起还专门调研整改情况，他说尽管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要真诚对待市民、网友、舆论对绿化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
张新起还表示继续做好整改，并请记者转达对网友的真诚谢意，以后还要加强监督，使园林干部队伍成为“绿色铁军”，廉政上不能出问题，避免出现“树长起来、人倒下去”的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采访时表示，张新起盲目种树，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仅造成政府财力和社会资源浪费，而且助长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污染地方政治生态，最终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彭新林认为，究其原因：一是官员政绩观、发展观扭曲，意图凭借这些“闪亮的政绩”作为“进步”的资本；二是“形象工程”往往规模巨大、造价不菲、投入资金和资源多，存在巨大的腐败空间。概言之，在这些官员看来，搞“形象工程”可以“一举两得”，政治和经济利益双丰收。
就在种树风波期间，青岛一家报纸在头版上痛斥称，青岛人“自满自足、自私自利、自怨自弃、自说自话”。这话被认为是当时市政府对青岛市民喊话，从而引发众怒。
随后，该报纸回应称，头版头题是青岛市党政考察团考察归来后的总结，是对青岛市领导干部提出的具体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新起之前，曾担任过青岛市长、市委书记的杜世成热衷种草，不惜对大树“痛下杀手”。
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在青岛工作期间，张新起因特别重大事故被记过警告。
2013年11月22日，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中石化旗下分公司一输油管道原油泄漏发生爆炸，造成62人死亡、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75亿元。
事故发生后，相关机构部门及时成立调查组，查明事故经过及损失情况。官方认定，青岛市、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不深入不细致，管道保护、规划、市政、安监等部门履行职责不力，事故风险研判失误。
青岛市政府被责成向山东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张新起受到（副省级）行政警告处分。后来张新起也说，“这是一场深刻的血的教训”。
当时也有媒体质疑，在长达7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企业乃至地方政府似乎只忙于处置漏油，未看到疏散民众的预警。作为市长，张新起在处置突发事件上存在明显失当。
此外，张新起也多次回应社会热点问题。2015年国庆节期间，有一游客在青岛吃海鲜，结账发现一只虾价格高达38元。
张新起后来表示，依法严厉打击和查处各类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影响城市形象的违法违规行为。
曾在比赛场馆遭遇嘘声
如今翻看张新起的过往言论，“两面人”的形象甚为清晰。
在潍坊工作期间，时任市长张新起推行市长公开电话。据当时潍坊媒体介绍，该电话开通一年时间，群众满意率989%。
对此，张新起说“百姓之事大如天。群众打热线电话是对政府的信任，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群众拒之门外。市长热线，要办成群众的知心热线”。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20年7月初和9月底，潍坊市政府原副市长邢培彬与潍坊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王树华双双落马。上述两人都曾是张新起的直接下属。
有关邢培彬的相关通报提到，邢培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在反腐方面，张新起多次表态称，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对青岛当地政坛比较了解的一位人士说，张新起在青岛时还曾遭遇过嘘声事件。青岛某体育馆内曾举办过一场羽毛球比赛。张新起与某位领导一起入场为运动员颁奖。
当主持人介绍某位领导时，现场掌声一片。当介绍张新起时，现场响起一片嘘声。工作人员把音响调到最大，但还不能将嘘声完全掩盖，现场情景颇为尴尬。
该人士进一步介绍称，当初张新起从潍坊到青岛后，曾遭青岛本地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当时青岛有的官员存在优越感，认为“潍坊来的官员比较土”，他在青岛工作并不顺。
而对于张新起落马，该人士称青岛当地一直都有传言，称张新起家人涉及园林、市政工程方面的腐败。但后来张新起到省人大工作，很多人就此以为其已“平安落地”。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表示，媒体关注甚多的“种树市长”的传闻可能与张新起的落马关联性不大。官员腐败犯罪和渎职犯罪才可能是直接原因。
魏昌东说，如果因腐败被查，那么张新起个人存在贪污犯罪行为。如果是渎职被查，具体到本案中，张新起可能涉及到滥用职权，并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