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和耶稣的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孔子的思想主张回复周礼,是现世的利益追求。而耶稣思想追求的是终极关怀,对来世生命去向的关怀。耶稣的思想最主要的是信仰上帝得救,神爱世人。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则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起点。孔子是重德不重刑。

孔子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有何异同

孔子入世,是个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主张有为,入世,讲究以德,以礼制民。

老子出世,是个隐君子、思想家,主张无为而治,出世,讲究顺其自然。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鲁国陬邑人。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向老子问礼。

儒家思想与西方宗教有什么不同

孔子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仁义,对大自然进行包容,对于父母要孝,这也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核心,尤其是在孔子的《论语》记载当中,也一直要求世人要爱人,要互助,互存互爱,这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当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孔子的主要思想是儒家思想维护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孟子更加强调的是民本思想,孟子的思想虽然也继承了孔子的仁学,但是主要的意思是在于政治上要仁政,要尊重人权要求统治者要亲民,以仁慈的态度来对待百姓,这样才能够让国家稳定,社会太平。

孔子作为传统儒学的代表人物,强调的是社会等级制度,会通过你的思想要求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制度,维护社会的秩序。同时孔子也是一个教育家,一直以来也坚持着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而且孔子在教导自己学生的时候,也一直是培养着学生的品德为最高目标,要求学生每日自省,要克己复礼。

孟子的思想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也一直强调人的价值性,也提出了性善论,虽然两者都是属于儒家思想,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所不同,而且两人相隔的时间也将近有100多年,所以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孟子生活的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所以思想上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不管怎么说,孔子和孟子的思想都是中华文明非常璀璨的代表,其中思想也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当中,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思想当中也有一些弊端,有很多也不符合于现代,但是从整体来说孔孟的思想对每个人的思想都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有何异同

[转帖]论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之差异

论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之差异

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世界的东方几乎同时升起了两颗灿烂的巨星,那就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和儒家的奠基者孔子。他们所创立的两大思想体系——佛教和儒学,对整个东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与儒家探讨的对象都是人,都提出了通过个体道德修养实践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方法。相比之下,佛教侧重于对世俗人生的超越和对个体终极圆满境界的追求,而儒家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个体修养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应该说,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佛教重在出世,但并未一概否定现实人生。为适应众生的根基,释迦牟尼佛也开演了以指导世间生活为主的人天乘善法。

佛教传来中国以后,为了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使佛教在有着深厚儒家文化底蕴的中国得以生根和发展,不少人都曾致力于对佛儒的会通。东晋著名的儒家学者、文学家孙绰作《喻道论》,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口号,站在儒士的立场,从思想上调和、会通佛儒;华严祖师宗密以“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饮酒、不妄语),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将佛儒进行类比。在一般人看来,更是觉得儒佛都是劝人为善,在世间法这一块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和考察就会发现,虽然同样是讨论世间善法,但佛教人天乘善法仍与儒家道德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本文着重从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与直接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这两部典藉进行比较,将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差异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建立的基础不同

佛教的人天乘善法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指出有因必有果,如影之随形。《增一阿含经》说:“ 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彼彼获其报,终不有毁败。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为善受善报,恶受恶果报 。”认为所有的善恶行为都会形成果报,善业产生好的果报,恶业产生坏的果报。因果自作自受,即使父子亲人也不能互代。因此,每个人都应对自己身、口、意的造作负责。而孔子则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里的“天命”是指冥冥中操纵一切的主宰者的意志;“大人”指周天子及各国的诸侯;“圣人之言”就是文王周公相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可以看出, 孔子所谓的“君子”,是以对天命和周制的服从为条件,而统治者正是天的代言人。因此,孔子所说的道德,其基础实际上是统治阶层的意志 。

佛教的善法以因果为基础,必然与人的具体行为息息相关。人们为了离苦得乐,必然要主动约束自己,断恶修善。不论国王或普通百姓,在因果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拥有特权。即使贵为一国之君,做了恶也同样要受到因果的惩罚。 儒家的道德则不同,不论是谁,只要占据了统治地位,就可自称天子,堂而皇之地要求他人服从,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种道德实际上已变成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时至今日,国人还常常将“民不与官斗”挂在嘴边。这种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人性的践踏。究其根源,正是出自千百年来占据国人思想的儒家道德观念。

二、善恶的标准不同

《中阿含经》中,波斯匿王曾经问阿难:什么是善的身行。阿难回答说:“ 谓行身行不自害、不害彼、不俱害,觉、慧、不恶相助、得涅槃,趣智、趣觉、趣至涅槃 。”可见,佛教所说的善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尊重众生,不侵犯或损恼众生,进而帮助乃至度脱众生;二是排除一切不利于自我修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佛陀在《杂阿含经》中指出有十种不善: 杀生、偷盗、欲、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 这些行为都会导致对自他的损害和生命的堕落,因此认为是不善,反之即是十种善业。

孔子则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仁”的标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把“礼”作为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孔子所说的“礼”是指周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他认为这种宗法等级制度是不可触犯、高于一切的。一切行为只要符合“礼”就是善的,甚至不需要看行为本身的性质。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使父亲犯了罪,儿子为了尽孝道,必须隐瞒父亲的罪行。反过来,父亲也要隐瞒儿子的罪过。孔子认为这种互相包庇就是最公正无私的道德,臣对君也是如此。鲁昭公娶同姓女子为妻,违背了周礼,当别人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却回答说“知礼”。直到别人指出鲁昭公违礼的事实,孔子也不分辩,只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自己把错误包下来,始终不提昭公的错误。

而佛教认为,凡对别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就是恶行,即使为了父母去行恶,同样也会受到苦报。《中阿含经》记载,舍梨子问梵志陀然:“ 若使有人为父母故而行作恶,因行恶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生地狱已,狱卒执捉极苦治时,彼向狱卒而作是语:‘狱卒!当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为父母故而行作恶。’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答曰:‘不也。 ’”可见,佛教并不认为伦理关系可以超越于因果之上。

以因果与轮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乃至要尊重动物的生命权利,不可以随便杀害它们。《杂阿含经》中,佛陀告诉准备杀生祭祀的长身婆罗门:“ 云何为身刀剑生诸苦报?谓有一大会主造作大会,自手伤杀尔所特牛,乃至杀害种种细虫,是名身刀剑生诸苦报。彼大会主,虽作是念,种种布施,种种供养,实生于罪 。”如果不断除自心的贪嗔痴,而妄想以杀害众生作为祭礼来为自己求福,只会造下罪业,反增苦报。

但孔子则相反,认为礼比生命更重要。当子贡想把每月祭祀时用的活羊去掉时,孔子对他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与佛教相比,二者的差别何其明显!

三、道德实践所追求的目标不同

儒家道德修养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基于追求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和家庭、社会伦理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没有超出现实人生。而佛教的人天乘善法虽然也是指导现实生活,但并不以世间生活的富足安乐为究竟,甚至不以升天享乐为目标。因为天道的生活太过享乐,不利于修道,并不值得羡慕。而有苦有乐的人间更有利于修行,因而也更值得重视。佛教的善法最终指向智慧和解脱,其道德实践的重心在于断恶修善,首先要不堕恶道,生在善处,以利于进一步修习佛法,出世解脱,即“先说端正法,后令入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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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和孔子教育思想的异同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其中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儒家的思想主要是人、社会、有为、人的责任,而道家思想讲的是天、自然、无为、人的解放。

儒道两家作为中国的本土文化,一刚一柔,一阴一阳,一社会一自然,一有为一无为,一责任一解放,既对立又互补,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处世精神,汇成东方思想智慧的不竭源泉。

一、人和社会与天和自然

对于人和社会,儒家思想讲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而道家思想讲的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天和自然。

儒家思想的讲求的是人道,孔子主张恢复到周,孟子主张恢复到尧舜,儒家主张用“德”来整治天下,达德以求道。而道家思想讲求的是注重天道,老子主张恢复到原始氏族社会,用“道”来整治天下,要做就做最好的,善于在宇宙的背景中思考,但最终也落实到社会中来。正如《老子》一书中,主要篇幅还是谈论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还是直接谈论社会政治与人生。最终也是要为社会、政治与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指导。因而,道家对此的关注热情与儒家是不相上下的。同时,道家成为儒家学说的互补。儒家思想关注的中心是人和社会,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但仍然对宇宙各种现象有自己的解释,而且相信人间各种道德礼节都源于形而上的宇宙自然规律,而人则通过践行这些道德礼节来达到天人合一。

二、有为与无为

儒家的思想是“有”,道家思想则是“无”。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无”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儒家思想讲的是入世的有为而治,而道家讲的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出世。但儒家的“有为”和道家的“无为”本质一样,都是主张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差别之处主要是立论针对的“时”的不同。一个“时”是治世,一个则是乱世。

儒家的“有为”表现在天下有道的时候,要积极有为。而所谓的“有为”,其实也就是“无为”,即“不得不为”或“无所为而为”,因为儒家的“有为”都是顺应自然要求的“有为”,或是类比自然的“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对这种“有为”的最好注释。因为按照这句的意思,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是由于“天行健”;君子之所以要厚德载物,是因为“地势坤”,这就说明,君子之所以积极有为,并不是现代所谓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顺应自然、循法天地而不得不然的举动。

道家的“无为”表现在天下无道的时候,即乱世。所谓天下有道,就是天下大治;所谓天下无道,就是天下大乱。所谓的“无为”是不要“妄为”,就是不要增加人在自然大化中虚妄的行动,即追逐私欲、私利,从而破坏整体的和谐和共生,而要求人的一切行为、价值都要顺应和服从自然大化,与自然和谐,与群体和谐。道家思想的影响看起来似乎比较弱,但其实不然,这和道家总体秉持的无为思想有很大关系。历史上很多儒生,很多官员上朝时用儒家一套,而下朝后却膜拜佛道两家。黄老哲学,清静无为也是很多中国人的秉性。道家是无为而无不为三、人的责任与人的解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家思想对人的责任的主张,而道家思想讲的则主要是政治渺小艺术永恒,重在追求人的解放。儒家思想最根本的是其讲究纲常伦理的世俗性,也就是说其目的在于为世俗社会立一个规矩,而道家思想的内核却不在于此,道家思想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理念。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汉代大儒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他不仅是一个“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宗天神学家,而且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不仅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和儒家经义,还创造了祈天求雨、登坛作法,弄神作怪,简直让人分辨不出他到底是儒生还是道士。这典型的事例,正好说明儒道虽是不同的两个思想文化流派,对立排斥只是—个方面,而更多的是相互依存、吸收和摄融的互补结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所表现的互补是哲学理论思维方面的互补。儒道互补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与西方文化不同的长达两千多年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并使中国文化带有重人群之和和重自然之谐的特色,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着内涵深厚的方向发展。

苏格拉底与孔子思想对比

相同点:都关注人。

不同点:

文艺复兴:强调人,反对神;主张个性解放和个人价值;注重人的个性。强调世俗幸福、追求个性自由。

孔子思想:主张爱人;强调人的伦理道德,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人的社会性。强调守礼,律己,维护社会秩序。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盛行于14世纪到17世纪的一场欧洲思想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

1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城市的兴起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现世生活的悲观绝望态度,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而这些倾向是与基督教的主张相违背的。在14世纪城市经济繁荣的意大利,最先出现了对基督教文化的反抗。当时意大利的市民和世俗知识分子,一方面极度厌恶基督教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又没有成熟的文化体系取代基督教文化,于是他们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这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东周春秋时期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评价: 文艺复兴: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个性得到解放,创造性和积极性得到发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个人欲望也膨胀。

孔子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在维护封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禁锢了个性的发展、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

相同点表现在:1.教育对象;2.教育内容;3.教学手段。

不同点表现在:1.维护与批判现存制度;2.德性为首与知性为先;3.偏感悟与重逻辑;4.尚贤与爱智。

相同点:

1.教育对象

坚持“有教无类”思想。作为中国教师始祖的孔子,首开私学,广收弟子,打破了春秋之前的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苏格拉底学生也是来源于各个阶层与领域。但孔子具有君重民轻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苏格拉底则不然,他认为人人都需要获得知识,那是神所赋予的。

2.教育内容

重视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他们都把道德修养作为教育重要内容,在个体道德修养方面,都是注重身体力行、节制自律。但孔子的德以礼为基础,而苏格拉底的德是以法律与理性的至上精神为基础。

3.教学手段

开创启发式教学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明孔子善于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而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更是现代西方启发式教学的起源。

不同点:

1.维护与批判现存制度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与苏格拉底所处古希腊,都处于社会的转变动荡时期。二人的政治态度则截然不同,孔子处于专制社会,尊崇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强调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苏格拉底处身于民主发源地,则反对极端民主制度,倡导理性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是具有批评精神的学者,要求自己坚持正义而不能参政。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中国古代文人具有依附性。政治制度决定了教育思想,专制制度下的国家权威重于一切,民主制度中则人权最神圣。这样的不同社会制度与教育,也决定了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人格特征的不同。

2.德性为首与知性为先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美德是指理性知识,苏格拉底那里知性与德性是统一的,但更重视知性;孔子更重视政治道德,知识是次要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内圣之道,“学而优则仕”反映了孔子教育服务于政治的思想。两种文化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

追求知识的传统与独立的批判精神的结合,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特质,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质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中国读书人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的传统,更多地流入或依附于政治领域。

3.偏感悟与重逻辑

苏格拉底注重逻辑与思辨,要求概念反映本质特征并具有普遍意义,结论依赖于推理与论证过程;而孔子注重于感悟与经验,结论不需要详细的论证过程。苏格拉底侧重于思,孔子侧重于行。

这样差异的更深的根源,是由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认知特征不同,东方人不善于主客体分化机制,虽然能质朴地接近与再现自然,但也阻碍了抽象化的理性与逻辑的发展。这样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东西方各自科学发展,古希腊一系列科学体系能够得以建立,中国正是缺乏逻辑与抽象性思维,科学就具有先天不足,中国读书人更多地涌入感悟作赋的大军,或踏入学而优则仕之路。

4.尚贤与爱智

孔子作为中国的教育祖师,他是完美道德化身的圣人,上天将宗法制道德赋予了他(“天生德于予”),他的使命是“诲人不倦”,学生只能接受他的权威思想。

如伏尔泰说:“孔子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世界观他只是传授古代法则的智者”;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智慧,“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他只是“爱智慧者”,苏格拉底的聪明就在于认识到自己所不知。这种思想一直激励与推动着西方理性主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