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克隆一个相同的人，克隆通常指利用生物技术由无性生殖产生与原个体有完全相同基因的个体或种群。所以克隆只能是进行基因克隆，而不是对人体进行全部克隆。所以在进行换头手术不克隆一个人再换，是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达到对人体进行全部克隆。
人类准备好接受换头术了吗？
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卡纳维罗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全球首例头部移植手术10个月内将在中国哈尔滨进行，而领导该手术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人类或许还未接受换头术。
所谓“全球首例头部移植手术”，近两年来一直被热炒。《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陵阳书生朱尔旦嫌妻子面容不美，陆判操刀为朱妻换上了一颗美人头。而哈尔滨医科大学新闻网近日报道称，任晓平团队已经在“小动物的头移植”方面取得进展。
很多人认为换头不可行，理由仍然是医学技术上的。换头术势必要将头颅、脊髓切断，切断了的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现在任晓平团队应用一种叫聚乙二醇复合鸡尾酒的药物，据说可将神经“粘连”起来，但换头的小动物生存周期未超过36小时。
认为不可行的另一个理由，是换头术面临伦理与法律障碍。现在连克隆人研究等都为各国法律和伦理所不容，美国长期禁止干细胞研究。直到2009年，美国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才解除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但继续严禁克隆人，声称它“在我们的社会或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立足之地”。在各国开放克隆人之前，换头术显然是超前了。
这种伦理与法律的障碍，本质上就是人类社会还没有做好接受换头术的准备，缺乏相关社会共识。把一个头颅换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显然比克隆人更需要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最终体现在法律与伦理上。
目前世界上并无国家在法律上明令禁止换头术，但这不等于各国政府会听之任之。有行为才有规范。换头术目前尚处于“嘴炮”阶段，政府可以静观其变，一旦有人付诸行动，有关部门就会上门阻止了。政府感到为难的是，对于接受换头术的人，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如果换头术失败，是算当事人自杀，还是算他杀？有人主张以“过失杀人”论处。对于卡纳维罗和任晓平们，这就是法律风险。
就学术研究而言，换头术是高价值的，但现在没有社会共识，或许永远都不会有共识。
此内容转载于凤凰时评
世界首例换头手术将成真，有没有“细思极恐”的感觉？
近日，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的指导下，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历经18小时成功完成。这项被任晓平教授称为"异体头身重建术"的手术是在一具遗体上进行的。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原以为可能需要36个小时的手术，只用了18个小时！
是我们中国人提高了这个速度，完成了此次壮举！
下一步计划是完成脑死亡器官捐献者的脑移植手术！
第一个移植人类即将到来！
我们在为这项壮举欢呼雀跃的同时，确实也感到有些细思极恐。
第一，到底是谁死了？谁活了？
如果将来这项技术真正应用于活人身上，很让人纳闷地是对于移植后存活下来的这个人来说，他到底是谁？死亡的又是谁？是成活后的头颅以前的身体死了呢？还是成活后的躯体以前的头颅死了呢？在医学上，到底是应该界定为是A死还是B死了？
第二，活下来的这个人，应该何去何从？家属该何去何从？
移植成功后的这个活人，出院后到底应该去哪里呢？是去躯干的家呢？还是去头颅的家呢？他又会把谁的家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呢？在他的记忆中还有以前亲人的形象吗？
对于死者和存者的家属和亲人来说，又该何去何从？他们会不会争来争去？
到底是把头颅作为自然人呢？还是把躯干作为自然人呢？
到底怎么区分头颅和躯干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的从属地位呢？
第三，排异反应和心理影响会不会让这个人生不如死呢？
强烈的排异反应和不知何去何从的心理分裂，是否会让这个生存下来的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呢？即使能够决定他的去向，他对新生活是否能够适应呢？他的生活质量又会怎么样？他到底是在生存还是在生活呢？
总之，技术的成功绝对是历史创举性的好事，但需要解决的更多地是伦理、法理以及心理的问题，这都是不容忽视的，是需要有完善的措施来应对的。这一切都需要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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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头术”如此突破性的实验为什么要放到中国？
所谓外界对此次手术的极大关注，一方面是源自“换头术”本身的巨大颠覆性和罕见性，另一方面则更多由于其引发的来自伦理和人文层面的争议。
客观地讲，对于“世界首例头颅移植手术实验成功实施”这一结论，目前来看仍存在着分歧。有医学专家质疑，“手术应该是指在活体上进行的操作，在遗体上进行的实际是解剖或解剖学研究。”而事实上，在今天上午的媒体见面会上，这次参与手术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也坦陈，“不是头移植，是完成了人类首例人体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
但不管怎么说，头颅移植实验按照通俗的方式表达，其最终指向应该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换头术”。《聊斋志异》等中国志怪小说，现代科幻电影和大型魔术表演中，都有“换头”的概念或场景。而无论是传说还是科幻电影中，换头术都代表着一种至高的“技术”，这也照应着在现实中的难度。
某种程度上，换头可能代表着人类对永生和身体处置的一种终极幻想。可假如人的脑袋可以随意被更换这一天真正到来，却未必有我们设想的那么美好。
在整形、器官移植乃至克隆、变性都不再是难题的今天，换头术的颠覆性依然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临床医学中主要将脑死亡作为死亡判定标准，当一个人的头颅与身体分离时，其生命的延续，到底是头颅还是躯干？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头颅和躯干都不再是构成一个人的完整标准。那么，当头颅移植到另一副躯干之上，到底谁能代表新的生命，那还是被拯救的“自己”吗？届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可能就不再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哲学命题，而可能是困扰“活人”的现实之问。
从法律角度来看，真正的换头术，必须是在活人身体上实施，那么实施者，到底该承担怎样的法律风险和责任？摘下一颗鲜活的头颅，与一般意义上的“杀头”有何本质区别？进一步讲，个体是否有权力赋予他人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场不确定、不可逆的冒险？这在安乐死都仍未取得普遍法律共识的今天，其争议相信不会小。另外，头颅和身体的置换，也构成对人格唯一性和身份唯一性的直接挑战。这些都涉及法律对于医学创新边界厘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