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维也纳的魅力，在于它的张力预示了主宰20世纪欧洲历史的张力。从其张力里涌现了许多塑造了这段历史的智性和文化运动。用卡尔克劳斯常被引用的话说，世纪末维也纳是研究世界毁灭的试验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出生地，是佛洛依德建立心理分析的地方，是克里姆特、谢勒和珂珂什卡开创艺术领域 青春风格” 运动的地方，是勋伯格建立无调性音乐的地方，是阿道夫鲁斯引入十足功能性并且无装饰的建筑风格的地方。在人类思想和运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新正于旧之中浮现，20世纪正于19世纪中浮现。
如何理解维也纳体系
维也纳体系存在于工业革命已经向欧美扩展的蒸汽时代，它的瓦解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出现了，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造成了新的矛盾。于是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终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
简述19世纪维也纳轻音乐繁荣的原因，并列举相关作曲家及代表作品。
18至19世纪，这里更成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和舞蹈音乐的发源地。18世纪，玛丽亚·铁列西娅母子当政期间热衷于改革，打击教会势力，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带来艺术的繁荣，使维也纳逐渐成为欧洲古典音乐的中心，获得了“音乐城”的美名。期间，诸如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海顿……等扬名全球的伟大音乐家，也曾经居住于此并从事音乐工作，难怪人们给维也纳冠以“音乐之都”的美誉。
世界音乐圣殿——维也纳金色大厅
维也纳的名字始终是和音乐连在一起的。许多音乐大师，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父子、格留克和勃拉姆斯都曾在此度过多年音乐生涯。海顿的《皇帝四重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月光奏鸣曲》、《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天鹅之歌》、《冬之旅》，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著名乐曲均诞生于此。许多公园和广场上矗立着他们的雕像，不少街道、礼堂、会议大厅都以这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音乐家的故居和墓地常年为人们参观和凭吊。如今，维也纳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国家歌剧院、闻名遐迩的音乐大厅和第一流水平的交响乐团。每年1月1日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金色大厅举行新年音乐会。
总之，
1.维也纳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
2.维也纳是一座用音乐装饰的城市；
3.维也纳几乎一天也离不开音乐；
4.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与“金色大厅”都具有世界影响。
俾斯麦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观点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维也纳体系在欧洲反法同盟围剿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一体系重新恢复了欧洲范围内的制衡，并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维护了这一地区的和平。1871年，自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就处于分裂的的德国终于走上了统一之路，素有“铁血宰相”之称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运用其政治、外交和军事才能为德国在欧洲列强之中崛起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建立了以德国为核心的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结束了欧洲制衡的均势格局的“黄金时代”。
这一次欧洲国际体系的转变具有时代的特色，也包含了世界国际体系转变的一定规律。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体系的转变规律就是体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由有序稳定到无序失衡，再由无序失衡到新的有序稳定，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过程，但每一个新的有序稳定都在更高一级上实现的国际体系的发展。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发展也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在曲折中前进，在循环中上升的。用文学的语言形容就更为简练：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深究这个中的根本动因，就在于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变化。从维也纳体系打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者转变中，乃至近代欧洲各个体系相继建立与衰败中，我们都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
以这种总体的方法为指导，来探讨维也纳体系到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转变，不仅可以分析出其个中因素，还能起到统观全局的作用。
一、科技发展是这一转变的经济因素。
十九世纪70年代欧洲掀起了大规模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的应用、内燃机的出现以更大的优势取代了蒸汽机为动力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也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正在形成，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也在全球各处生根、开花、结果。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均衡，使得欧洲格局发生了变化，后起的资本主义新秀德国在此时跃居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之首，而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法则退居次席，德国的工业产值甚至已接近这两国之和，而在海外殖民地方面，先行一步的英法依然掌控这世界大部分的地区，这种国家实力与全球权益的不平衡必然会产生和激化矛盾，以德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必然根据国家实力来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那么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也就顺理成章。由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实力的转变也正是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转变时必须注意的经济条件。
二、与历史发展潮流相悖是这一转变的社会因素
整个世界都出在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逃离不了这一范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本身就违反了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反民主民族革命的一个维护旧体制的反动体系。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欧洲各国君主力求将欧洲恢复到大革命之前的均势格局，领土的调整，正统主义原则的恢复，最终实现的欧洲的暂时和平，并建立了欧洲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这一体系本质的反社会性，而这一体系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主义桎梏之间存在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兴起更是维也纳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新的、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国际体系必然会紧随其后，应运而生。此时，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利益为正原则来指导欧洲国际关系的维也纳体系，已同这一时期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了。德国在实现统一以后，对于就得欧洲封建枷锁必定是深恶痛绝，国内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也必然要求更加自由的社会大环境，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提出与建立就是对这一历史潮流的呼应和对维也纳体系的最大挑战。再者，自由资本主义已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前行，维也纳体系的“正统主义原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基础。
三、地缘关系是这一转变的地理因素
统一后的德国地处中欧，两面被法、俄夹击，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俾斯麦开始了其处心积虑的阴谋，营造新的欧洲秩序。刘德斌教授将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核心思想归纳为：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也正是这种地缘上产生的矛盾使德国确立了联奥、拉俄、亲英、发法的外交战略。俾斯麦个人的外交才能也在这种解决地缘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四、体系约束力不足是这一转变的内在机制缺陷
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初，其对内的约束机制主要是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神圣同盟是反民主民族主义的，英国并没有参加这一同盟，其内在原因就是英国内部采取了保守的民主革命，使其国家性质与这一同盟的原则格格不入。英国参加反法战争与欧洲大国协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欧洲大陆出现一国独霸的局面，平衡欧洲权力的分配。欧陆各君主专制国家除了要恪守保持大国均势，维持欧洲现状，还要防止民主民族革命对这一时期的欧洲现行制度的破坏。于是就出现了力图英国自由主义与欧陆封建专制相结合的历史谬误，也正是这两者利益的差异导致其并未奏效。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在维也纳体系中存在，而二者对待很多问题的态度都不同，以致两种主义在体系中都起着作用，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原则的分歧也恰恰表明了体系内部不同利益的纷争。德国也正是利用了体系机制上的缺失，在迂回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起来。
总之，从维也纳体系到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转变过程中，矛盾的不断变化起了不可消除的作用，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于文化意识领域的纷争与角斗都是促成旧体系解体，新体系建立的因素。无论是维也纳体系还是大陆联盟体系，乃至于后来的凡尔赛体系都是地区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任何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际格局的形成与调整都不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都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