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原因：
张炜是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他的很多小说，那都是写得非常不错，尤其是他早期的《古船》和《九月寓言》，应当说都是当代非常经典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他的那一部《古船》，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还只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可见作者是一位天才型的作家。《古船》绝对是当代小说中的精品，这也是一部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作品，在当代众多的作家中，还真没有几位能够写出如此深沉的作品，所以张炜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作家，他的《古船》非常值得一读，但许多人不知道他的作品。
你觉得现代文学史上被高估的作家是谁？为什么？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自己高估了的一位作家就是《欢乐颂》、《大江大河》、《都挺好》的原著作者阿耐。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以为作者的文笔一定很好很厉害，看了原著小说我才发现全是流水账，水平高的其实是编剧。
文化史上被低估的三位刘姓文学家
文化史上被低估的三位刘姓文学家
——刘向、刘义庆、刘勰其人其事
刘向传经心事违
杜甫在一首诗里，写了这么两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刘向，大家似乎并不陌生，他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但很少有人明白，刘向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让饱经忧患，迭遭磨难但依然固执地守候着理想，痴情地翘盼着长安的杜甫，同病相怜般地发出如此深沉的浩叹？
刘向原本是要做一个政治家，但时代把他逼向了学术。
刘向十二岁开始涉足官场，一生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因敢于同弄权的外戚宦官相抗争，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虽然刘向屡遭挫折，仍不屈不挠，曾先后三次受害入狱，最终被废为庶民，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十余个春秋。
杜甫叹刘向命途多舛，实际上是叹自己。但他何尝不明白：世上的政客，过去有的是，现在有的是，将来还有的是，少了哪一个，历史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世上少了一个政客，多了一个文化艺术大家，这是民族之幸。杜甫浩叹的根源在于：那个时代，检验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艺术，而是功名！
跻身政坛落魄失意，屡遭顿挫，但转身走向了文坛，最终在文坛上留下了闪光的名字。对此，刘向是否庆幸自己的选择，无从考究。但他总校群书，开创了我国的目录学和校雠学；他著作等身，成为两汉文化史上惟一能与司马迁学术地位比肩的大学者，备受后代的敬仰确实不争的事实。
汉成帝时，刘向受诏校阅整理皇家堆积如山的先秦古籍。撰叙录全文汇编成《别录》20卷。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书目解题式图书总目，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山之作。
刘向还是西汉末期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散文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平易近人，在舒缓的叙述中流露了他匡救时弊的热情。
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诸人的仿骚作品，编成《楚辞》，屈原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如今名扬四海，刘向厥功至伟。
刘向根据战国史书整理编辑了《 战国策 》，“战国”之说由此而来，这不能不说是刘向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一个人，即便能有刘向诸多成就中的一项，就应该青史不朽了。而刘向有如此成就，在学术史上的，堪称泰山昆仑，泰斗宗师，但，他的遭遇使尴尬的，妇孺皆知司马迁，甚至司马相如，有多少熟知刘向呢？为什么历史会低估了刘向？谁知道呢？
大隐隐于朝
刘义庆是个王爷。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为临川王。“王爷”这个称谓，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几乎是个贬义词。因为一提起王爷，大家首先想到这些词：斗鸡走狗，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专横跋扈。所以，大多数“王爷”等同混蛋。
刘义庆这个王爷却相反，他才智过人，好学博闻。王爷有本事也麻烦：因为江山社稷是自己家的，搞不好哪一天那顶王冠会冷不丁砸在自己头上，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王爷们多事，就爱做这种梦。这种梦一旦被手下猜着，就会想着法迎合你，鼓动你，于是，王爷常常是帝王的眼中钉，所以，王爷的位子既显赫，但也充满凶险。
刘义庆这个王爷又相反，他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心境淡泊，与世无争。
他似乎也不是天生的“不求上进”，但他的伯父 刘裕 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所以他的便想着“超脱”，想着“闲逸”。
但因他在诸王中颇为出色，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且十分被看重。一路走来，平步青云。27岁升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副 宰相 ﹞，位极人臣。但他似乎受不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朴射一职。
任江州刺史之后，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这是一部志人小说集。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遗闻轶事。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这部书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继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就常常从中寻找素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的教科书”。
这部小说的地位究竟该怎么评价，前人似乎都有定论。但我想说的是，看看中国小说史的历程，看看它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草创体制的贡献，看看它三言两语勾画人物细腻传神的功力，就不能不令人叹服。
但《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上似乎不是热门。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倡扬文人最好的生活态度是“栖逸”或“隐逸”，但作为一个王爷，尤其是被帝王欣赏器重的王爷，如何避开权力中心，喧闹繁华？刘义庆走的几乎是“大隐隐于朝”的路，身在闹市，心在尘外。
幸无名利路相迷
刘勰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让世人记住了他。
刘勰曾自述，在他七岁之时，梦见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显然是说自己少有大志。但不幸的是，刘勰8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在母亲的陪伴下，刘勰刻苦攻读，立志“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在贫苦中求学，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母亲也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刘勰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已逾时俗的婚龄，再加贫穷，无以娶妻，以至于终身未婚。永明八年(490年)，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贤才，随才受职。这使处于苦闷中的刘勰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抱着被举荐的欲望，离开家乡，奔走于建康城内的亲友故旧之间。但茫茫人海，谁会举荐一个孤儿呢？
举目无亲的刘勰最中踏入了钟山名刹定林寺，投靠当时的大德高僧僧祐。刘勰认为定林寺是个可去的地方，退可以有一个读书吃饭的地方，还可以避役；进可以有机会见到政要，或许遇到伯乐。十余年寄居寺院，他只是在寺院作为帮工，助佑校经，另外做些杂役，寺院并没有使刘勰成为一名佛徒。因为刘勰自幼深受其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功名，因此，虽然身居佛门，却心系仕宦，成名成家的思想使他不能安于现状。
据说，刘勰三十岁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手捧着红色的祭祀之器，跟着孔子往南走。身居佛家寺院的刘勰却梦见了孔夫子，可见其无出家之念，而只是想建功立业。
但是，一个寺院的“杂役”，一个卑微的草根，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即便学问再高深，名声再响亮，也没有谁伸手拉他一把，把他拉上熙熙攘攘的仕途。刘勰是清醒的，也是超脱的，没有仕途的羁绊，“幸无名利路相迷”，反倒使他静下心来，从事学术探讨。
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谓“三不朽”，能居其一也就可以不朽了。于是，刘勰把目光放在了“立言”上面，决心写一部旷古绝今的“论文”之作。呕心沥血4个春秋，刘勰在定林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文心雕龙》。意思是写文章必须用心，就像刻镂龙纹那样精雕细刻，最终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
《文心雕龙》在关于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体大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成为一部“论古今文体”的千古奇书。
书成之后，虽曾在文人间传开，但并未为时流所重，然而刘勰却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于是决计取定于文坛领袖沈约。由于沈约贵盛，刘勰无由自达。于是便背上他的书扮作货郎，等候在沈约常来往的路上。当沈约车辆到来之时，他上前献书，沈约便命仆人取来试读。沈约被文章打动，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随时研读。
今天，想沈约这样的人太少，我们不怪今人，怪只怪，《文心雕龙》太高深。
简要说明韩少功在中国文坛的意义
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转型及其意义（上）日期：2010-08-12 作者：龚政文 来源：文学报1
韩少功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一位重要作家。单正平先生认为，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尺性作家”，其作品“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这一评价并非过誉。迄今为止，韩少功的文学创作生涯已超过30年。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以《月兰》(1978)、《西望茅草地》(1980)、《飞过蓝天》(1981)、《风吹唢呐声》(1981)等中短篇小说崛起文坛，获得广泛声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1985年，他发表文学论文《文学的根》，开启“寻根文学”的序幕，并以《归去来》(1985)、《爸爸爸》(1985)、《女女女》(1986)等小说实践自己的主张，引起巨大反响，也引发不小争议。
经过南下海南的短暂搁笔，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少功陆续发表出版了《马桥词典》(1996)、《暗示》(2002)、《山南水北》(2006)三部长篇作品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思想随笔。这些作品，无论是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都表现出相当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独创性，堪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本和一道独特风景。人们普遍认为，韩少功是当下中国文学界为数不多的学养深厚、有着相当思想高度的作家之一，也是格外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但毋庸讳言，在90年代以来的众声喧哗中，韩少功又是一个被忽视和被低估的作家，虽然有一部分作家和少数批评家对他评价甚高，但总的来说，当代文学研究界缺乏对韩少功文学创作的系统性、贯通性研究。这可能与韩少功的生活方式和创作追求有关。从生活方式来说，自从移居海南以后，他一直僻处一隅，远在江湖，远离中心。他不是学术明星，不是文化焦点，不处于文学和媒体的聚光灯下，没有一个很大的文学社交圈，较少参加热热闹闹的文学活动。他是一个文学上的个体主义者。从创作追求来说，应该承认，《马桥词典》也好，《暗示》也好，都有着非常个人化的风格，探索意味很浓，但又并没有华丽的外衣；比较小众，但又没有前卫的愤世嫉俗和哗众取宠，不会为时髦批评家们热捧。
韩少功从事文学活动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转型分化的三十年，是文学环境、文学生态、文学创作本身发生重大变化的三十年。如同韩少功本人所说:“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
这三十年又分90年代前的十年和90年代后的二十年两个时期。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天真的早晨，那么90年代后就是一个世俗的中午；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那么90年代后就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中年。80年代的中国，刚从“文革”的极“左”政治中走出来，刚拉开改革开放的激情帷幕，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百花齐放的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韩少功的知青文学也好、寻根小说也好，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广泛赞誉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发展大大提速，社会急剧转型，现代化图景隐然已现。但急速的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给文学界、学术界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沉沦，二是分化。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精神崩溃和人格堕落，知识界也不例外，这引发了9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利益的分化和价值观的分殊让思想界的共识破裂，也让文学界的队伍星散，各自为阵。因此90年代后期人文领域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等重大的思想纷争。韩少功90年代以后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背景，才能对之做出恰当的解读和分析。
90年代以后韩少功的写作，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与80年代的创作相比，既有其承继性(例如《马桥词典》之于《爸爸爸》)，又有其超越性(例如《暗示》之于他早期的知青叙事，更不用说那些思想随笔和《山南水北》了)。综合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出两大经验资源:“文革”时的知青经历和90年代后的社会现实；两大精神资源:鲁迅的文化批判和沈从文的人性关怀。而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90年代到新的世纪，从《马桥词典》到《山南水北》，他又表现出不断的探索和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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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韩少功的创作，与新时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怀着对极“左”政治的反思与批判，汇入思想解放的洪流，着力表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一主题模式。1985年以后，他更是打出“寻根文学”的旗号，以《爸爸爸》、《女女女》等力作，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丙崽”、“幺姑”形象，深挖民族文化的负面因素，揭露地域文化和古老族群的劣根性，承继的是以鲁迅为旗帜的“五四”一代作家的国民性批判的精神谱系。启蒙，成为80年代中国作家最揪心的话题，也是他们最宏大的使命。
毫无疑问，韩少功是那一批启蒙作家中用力最深、实绩最彰、影响最大的人之一。进入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寻根文学退潮，文学的启蒙主题也渐渐退场。当此之际，大多数作家选择了向现实妥协，与世沉浮，只有韩少功、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少数作家，仍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以笔为旗，向世俗化、利欲化的现实开火。与此同时，韩少功继续着对民族文化和底层文化负面性的反思。作为这一反思的最大成果，是《马桥词典》的问世。这部奇特的长篇小说，其文体也许不是独创的，其经验却完全是属于中国的、南方的、韩少功个人的。从自然地理来说，马桥世界是封闭而自足的南蛮之地；从历史文化来说，它是被迫害而无名的悲情之河；从情感意义来说，它是韩少功爱哀交织的精神原乡。通过对马桥语言、马桥人、马桥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剖析，韩少功完成了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系统解读，为中国的底层社会存了史、立了传。由此，韩少功80年代即已开始的寻根使命，算是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把《马桥词典》看成更有现实性、更为完整版的《爸爸爸》。从主要方面来说，《马桥词典》的主题，仍然是批判与启蒙的主题，解构与重造的主题。批判是为了启蒙，解构是为了重造。正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东方的寻找和重造》等论文中所说的:“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东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马桥词典》忠实地执行了、延续了80年代的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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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爸爸爸》的过于残酷、灰色、悲观不同，《马桥词典》在冷峻的批判之余，已经呈现出一抹亮色，一团温情。通过对一系列农民形象的塑造，韩少功表现出对底层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美好人性的倾情赞美。马桥世界是一个底色沉重的多重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韩少功感受到了卑微中的崇高、苦难中的欢乐、粗鄙背后的善良、大大咧咧掩盖下的温情，为此他对马桥的乡民们心怀敬意，不吝赞美，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情。与鲁迅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相比，韩少功之于马桥世界，取的是“哀其不幸，爱其不伪”的态度，其最核心的两个字是“爱”与“哀”。在90年代以后的韩少功那里，金刚式的怒和先知先觉者对蒙昧者的恨少了，取而代之的，一是爱，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爱他们的纯朴、真实、善良、勤劳；二是哀，这种哀是同情基础上的哀怜，理解基础上的悲悯，隐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仁者的胸襟。这种既爱且哀、既怜且痛的感觉，是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真正亲人的感觉；这种既爱且哀、既怜且痛的态度，是一种深沉的博大的悲悯情怀。我们也可以说，它既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又内在地趋向于沈从文的人性世界。
而在韩少功十年后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中(以及进入新千年后的《月下桨声》、《空院残月》、《土地》、《山歌天上来》等中短篇小说里)，启蒙话语已经基本上被人性话语所取代了，鲁迅已经让位于沈从文。在《山南水北》这部迁居汨罗八溪峒后的生活与观察笔记中，韩少功虽然在某些时候仍然以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对农民的种种可笑复可叹的方面进行批评与微讽，如《垃圾户》、《兵荒马乱》、《面子》、《豪华仓库》、《气死屈原》等篇。但首先，这种批评是含蓄的、温婉的，即使批评也有所保留、有所辩护的，取的是一种对农民的“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其次，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是在对农民的纯朴、善良、智慧等美好人性进行毫无保留的赞美。这让我们想起沈从文的湘西叙事。在这些作品中，韩少功如同沈从文所提倡的，倾心于建造安放“人性”的“希腊小庙”，将他心目中的众神供奉进去。只不过沈的小庙众神在湘西边城，在沅水流域；韩的小庙菩萨在汨罗江畔，在八溪峒里。
当韩少功以启蒙为己任、以批判为志业的时候，他多少有一些精英意识，有着对草根阶层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在他80年代的《爸爸爸》等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到了《马桥词典》中也不无痕迹。但从《暗示》到《山南水北》，对草根的精英意识、俯视态度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下层人民的道德歌颂和对“智识者”的严厉批判。韩少功一变而为草根阶层的代言人，对“智识者”——当年的启蒙者——进行解构和反讽，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组组二元对立的草根/智识者人物类型。这时他仰视或平视的是草根阶级，是“乡下人”，俯视的则是知识精英和所谓的“上等人”。这标志着韩少功知识分子立场的重大转变。
应该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鲁迅与沈从文、或启蒙话语与人性话语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不能说鲁迅就只是启蒙话语的代表，沈从文就只有人性话语。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鲁迅固然是批判“国民性”的代表、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旗帜，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小说《阿Q正传》、《故乡》、《一件小事》及其杂文中对草根阶级的深切的同情与无限的关怀，常常令我们怦然心动。而沈从文虽然被奉为人性写作的大师，但他同样以思想的启蒙和文明的重造为己任。由此，说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以后，特别是到了《山南水北》时期，从启蒙回归人性，从精英回归草根，也只是大体而言。同时，由于“人性”一词用得比较滥而且俗，常人又把它与“社会性”、“阶级性”等相对位来理解，因此韩少功很少用这个词，他也从不标榜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韩少功喜欢打量人性，表现人性，但他很注意与抽象人性论拉开距离。他乐于检测人性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成因，赋予人性以具体的、感性的、丰富的内容，这是他和沈从文的人性话语不尽相同的地方。
王干：文学大师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
1、原文：
文学大师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反复被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
他就是汪曾祺。
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围观。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由两个纵横价值标杆构成。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前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而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先说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鲁迅时代已经形成，这就是“遵命文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明确提出要遵命，遵先驱的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传统，将“遵命文学”的呐喊精神和战斗精神渐渐钝化，慢慢演化为配合文学，配合政治，配合政策，配合运动，到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到极致，最后变成了所谓的“阴谋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汪曾祺的创作自然无法配合这些重大的文学思潮，因而就有了“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的感慨。汪曾祺对自己作品在当时价值系统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头条”在中国文学期刊就是价值的核心所在。“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话正好说明汪曾祺在文坛被低估的原因。苏北在《汪曾祺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记述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一段往事：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
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叶兆言在谈到汪曾祺的作品时一段话很有意思：“如果汪曾祺的小说一下子就火爆起来,结局完全会另外一种模样。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将一个年龄已不小的老作家引以为同志。好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他显然是个另类，是个荡漾着青春气息的老顽童，虽然和年轻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然而在不屑主流这一点上找到共鸣。文坛非常世故，一方面，它保守，霸道，排斥异己，甚至庸俗；另一方面，它也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经常吸收一些新鲜血液，通过招安和改编重塑自己形象。毫无疑问,汪曾祺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可以用热爱来形容。”汪曾祺不屑于主流，主流自然也不屑于他，他被文学史置于不尴不尬的位置也就很自然了。
这也是目前的文学史对汪曾祺的评价过低的第一个原因。革命文学传统语境中的文学史评判规则所沿袭的前苏联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政 治 标 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就是说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上不了头条”的汪曾祺自然就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汪曾祺很容易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容易和林语堂、梁实秋、周 作 人为伍，只能作为文学的二流。
长期以来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海外标准。这个海外标准就是前苏联的文学价值体系和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价值体系为主、外加派生出来的汉学家评价系统所秉持的标准。汉学家的评价系统是通过翻译来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而汪曾祺正好是最难以翻译的中国作家之一，渗透在他作品中的中国气息和中华文化，却是通过他千锤百炼的语言精华来体现的。而翻译正好将这样的精华过滤殆尽，汪曾祺的小说如果换成另一种语言就难以传达出韵味来，而在故事的层面汪曾祺的小说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因为汪曾祺奉承的就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翻译造成的语言的流失，无异于锅底抽薪。而汪曾祺在这两个标准中都没有地位，是游离的状态，前苏联的红色标准来看汪曾祺的作品，无疑是灰色。
1978年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为何又将汪曾祺至于边缘呢？
这要从汪曾祺的美学趣味说起。汪曾祺无疑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但汪曾祺心仪的作家正好是国内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阿索林，他写过一篇《阿索林是古怪的》，称“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在《谈风格》说到阿索林：“他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擅长于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一般人认为的现代派常常是喧嚣的、颓废的、疯狂的、不带标点符号的，叛逆而不羁，泥沙而俱下，我们从当时走红的两篇被称为“现代派”代表作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的走红，就可以看出它恰恰是纷乱的、芜杂的、炎热的，宗旨是不安静的。之后出现的以《百年孤独》引发的拉美文学热，那种魔幻和神奇以及混合在魔幻神奇之间拉美土地的政治苦难和民族忧患，好像也是汪曾祺的作品难以达到的。
而汪曾祺所心仪膜拜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在中国的影响，就远远不能和那些现代主义的明星相比了。这位出生于1875年、卒于1966年的西班牙作家，在民国时期被译作“阿左林”，戴望舒和徐霞村合译过他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卞之琳翻译过《阿左林小集》，何其芳自称写《画梦录》时曾经受到阿左林的影响。但即便如此，阿索林在中国翻译的外国作家里，还是算不上响亮的名字，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不见得了解多少，至今关于他的论文和随笔译成中文的也就20篇左右。阿索林在中国的冷遇，说明了汪曾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偏安一隅的境地是可以理解的。设想如果没有泰戈尔在中国巨大影响，怎会有冰心在现代文学史的崇高地位呢？
汪曾祺游离于上述两种文学价值体系之外，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的慢热，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褪浮躁，夸张的现出原形，扭曲的回归常态，被遮蔽的放出光芒。当中国文学回归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
汪曾祺光芒来自于他无人能替代的独特价值。汪曾祺的价值首先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断裂是历史造成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在建国后鲜有优秀作品出现，原因很多，有的是失去了写作的权利，有的是为了配合而失去了写作个性和艺术的锋芒。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虽然有写作的可能，但艺术上乏善可陈，而老舍唯一的经典之作《茶馆》，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准备作为废品丢弃的，幸亏焦菊隐大师慧眼识珠，才免了一场经典流失的事故。而建国后出现的作家，在文脉上是刻意要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因而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隔着一道鸿沟。汪曾祺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不仅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写作，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将两个时代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而不像其他作家在两个时代写出不同的文章来。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郭沫若。最有意味的是，汪曾祺还把他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这一方面表现了他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同时也看出他愿意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有效的缝合。这种缝合，不是言论，而是他自身的写作。
现在人们发现汪曾祺在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作家的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不过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境遇不仅不如沈从文，连前面说到的二流也够不上。但废名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而正因为汪曾祺优雅而持久的存在，才使得废名的名没有废，才使得废名的作品被人们重新拾起，才使得文学史有了对他重新估评、认识的可能。这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最好传承和张扬。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曾经说到这样一个观点：不是前人的作品照亮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芒照亮了前人。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从文，照亮了废名，也照亮了文学史上常常被遮蔽的角落。
人们常常说到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汪曾祺的另一个价值在于用他的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言文字的美感。早在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他在各种场合就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看来好像有点不合时宜，而现在看来却是至理名言，说出了中国文学的正确路径。时过30多年，当我们在寻找呼唤“中国叙事”时，蓦然回首，发现汪曾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文本。汪曾祺通过他的创作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汉语美感，激发了那些隐藏在唐诗、宋词、元曲之间的现代语词的光辉，证明了中华美文在白话文时代同样可以熠熠生辉。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渗透在汪曾祺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触角在小说散文之余遍及戏剧、书画、美食、佛学、民歌、考据等诸多领域，他的国学造诣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读者。对这方面的成就已经有很多人论述过，我不再赘述。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由于五四作家大多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他们的作品虽然都是拿来主义的色彩比较浓，但因国学融入到血液之中，他们的作品并不是白开水式的无味。但毋庸置疑，“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不接地气。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而建国之后的小说，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这种“天成”，或许被动的，因为建国后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讲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文艺家要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学习。这让汪曾祺和同时代的作家必须放下文人的身段，从民间汲取养分，改变文风。而汪曾祺得天独厚之处，他和著名农民作家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五年，赵树理是当时文学界的一面旗帜，又是汪曾祺的领导（赵树理是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主任），汪曾祺很自然会受到赵树理的影响，汪曾祺后来曾著文回忆过赵对他的影响。而《说说唱唱》具体的编辑工作，又让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据说有上万篇。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早年的《异秉》就是市井民间的写照），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而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之后，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
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而在语言、结构的方面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对汪曾祺所呈现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许汪曾祺的“民间性”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那种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的“大”在于融汇古今、贯彻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他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随着人们对他的认识深入，其价值越来越弥足珍贵，其光泽将会被时间磨洗得越发明亮迷人。（文/王干）
2、拓展：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贾平凹被称为“文学鬼才”，这样的评价对他来说是否过誉了？
贾平凹被称为“文学鬼才”，这样的评价对他来说不是过誉了。贾平凹是在我国当代文坛寥寥无几的文学奇才，被誉为“天才”。 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极具反叛性、创新精神和普遍危害的文学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到全球文学史册的不可多得的知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这人说话时陕西省味十足，他的双眼特别亮，很有洞察力，实际上，他的农户样子掩饰了他的聪明、聪慧。他是个聪明、擅于不留痕迹搞幽默的文学家。
贾平凹称之为“天才”，他的著作语言表达能力细腻绵长，搞笑幽默、俏皮，创造力发现异常多种多样，故事情节丰满，有血有肉，可以把农村鸡零狗碎的零碎描述得十分具有真实感，让人得益匪浅。并且，对当代意识发现异常特别敏感，即使写过去的一切人跟事，还可以把当今人的情绪和意识紧紧围绕进去，提高了阶段局限。
贾平凹，1952年生在陕西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现代作家，1978年凭借《满月儿》获得第一届国内各地优异小小说奖，1982年公布作品《鬼城》《二月杏》。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7届分歧文学奖，凭借《古炉》获得施耐庵文学奖，贾平凹是在中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类奇才，称之为奇才，他是当代中国一位具有叛逆性，创新意识和广泛伤害的文学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到全球文学史册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知名作家之一。
贾平凹的创作，既传统又当今，既纪实性又开阔，语言表达能力秀外惠中、忠厚老实，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确的描述，细腻的关键环节，获得成功地模仿了一种日常日常日常生活的本色状况，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遇到的矛盾、迷惘，开展了弥漫着赤子情怀的专业性和解读。他书里的喧嚣，藏着忧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孤寂，或许，坚固的物体都付之东流之后，大伙儿所遭遇的也只有是挺大的沉默无言不言。《秦腔》这声喂叹，是当代文学作品创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一时期的新鲜切身体会。
后人是怎样评价莫怀戚
你好，
莫怀戚曾是《当代》杂志最看重的重庆作家,在2008年2月刊载其长篇小说《白沙码头》时,推荐词曾这样写道:看中国这位特立独行作家特立独行的才华,看重庆这座长江码头最麻辣的人生……
作家黄济人表示,莫怀戚是个思维方式很特别的作家,作品贴近生活、关注现实。
“读他的作品,好像和一个有趣的朋友摆龙门阵,你听他唠叨着,胡乱地说东道西的时候,忽然就看见他弹了一下烟灰,啜了口茶,或者是偷偷向你坏笑着挤了一下眼睛。”《星星》诗刊主编、诗人梁平说,莫怀戚的作品注意发掘生活中的情-趣,文字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可以让读者轻松地放下戒备。
“在全国范围来看,他的文学价值其实被低估了。”作家吴景娅说,莫怀戚的散文《散步》和《家园落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曾有不少人邀请他到全国演讲,但淡泊名利的他欣然拒绝了名声大噪的机会。
作家王继,曾与莫怀戚、李钢并称为重庆文坛“三剑客”。在他看来,莫怀戚是重庆最早进入市场化写作的作家,所写作品从来不故作高雅,而是通俗易懂、市民化。“我认为他是一个地域作家,他的方言写作让重庆的地域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让读者窥见重庆文化的基因,这也是他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的特点。”
望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