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业面临的风险在加大，更大的规模，更多元化的业务，有利于抗击风险，拓展营收来源，因此国外很多出版机构都有参与兼并重组的动力。国内出版集团的组建，大多是以行政手段为纽带，虽然也不乏亮点，但整体来说，面临的挑战更多一些，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大型出版机构更看中产品的整体影响力，眼界更高，业务链条更长，意味着留下的空白地带更多，小型出版机构借助小快灵”的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爱好者请进
据李芒先生所言，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提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他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 《佳人奇遇》发表于《清议报》上，梁启超为此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这篇序言重点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政治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和序言发表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而评论小说的文章则涉及到了小说与社会、社会改良、小说在文学上的位置、小说的影响等方面。这一现象可谓作品与理论同行。此外，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梁启超身体力行，于1902年在日本主编《新小说》，这是我国最早专门刊裁小说的刊物。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在早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中，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这一时期，除政治小说外，家庭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也纷纷登台亮相，作品数量多，参加翻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喜人的。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空谷绝音，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对我国的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大批负有使命感的作家开始了新文学的耕耘。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以下分三点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作大致的介绍与阐述。
(一)五四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概述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受重视与鲁迅不无关系。尽管《苦闷的象征》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写成的，但鲁迅仍从“为人生”的角度着眼翻译了此书。文学与性的关系被众多作家关注，这既与文学理论的译介有关，也与社会现实有关，“性解放”在当时曾经广泛流行。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译者人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甚至组成文学社团，以文学阵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译介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二)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及其他作家的翻译活动
五四前后，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因此这一时期蜚声文坛的名家多少都与日本有着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氏兄弟二人。鲁迅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周作人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他俩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位置无庸赘言。他的创作带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对翻译的最终意义——为人生、为社会——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选择被翻译作品时，往往不受当时文坛流行的流派所左右，注重引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鲁迅总共翻译过十四个国家近百位作家两百多种作品，其中数俄国和日本最多。五四运动之前，鲁迅较多的是翻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则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鲁迅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是以挑剔的眼光进行选择的。对此日本的竹内好先生给予了客观而明确的评价。竹内好先生认为鲁迅从日本文学吸收了许多东西，不过“鲁迅先生对于日本文学是具有相当严肃的批判的眼光的(虽然爱好不同，但是周作人也是如此)”。因此鲁迅在引进日本文学时，不引进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自然主义，而是只引进他认为重要的流派。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在翻译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要评价鲁迅对翻译文学的贡献，茅盾的一句话颇具权威性：“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诚然，鲁迅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27年之后，鲁迅的翻译重点转向译介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鲁迅是继梁启超之后的第二个领路人。周作人与鲁迅同为译介日本文学的先锋人物。他同样也注重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之先河。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周作人是最先在中国介绍日本新村的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白桦的人道主义在结构形态上明显地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所以，周作人在1918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里，认为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对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周作人与鲁迅在翻译日本文学时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相同点存在于早期，他们的文学观亦较相近，所以在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这一点上，他们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后期的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不断向共产主义转化，而周作人则热衷于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至兄弟二人最终成了不同阵营的对垒人物。当然，这一现象的最终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由某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尽管周作人后期的为人处世颇受世人的指责，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他与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两面大旗。�2. 其他作家的翻译活动�除去周氏兄弟之外，中国亦有大批的学界人士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日本文学的译介之中。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本》(武者小说实笃)；孙百刚译《出家及其弟子》(仓田百三)、《新村》(武者小路实笃)；张定璜译《死及其前后》(有岛武郎)、《殉情诗抄：海边的恋爱，断章》(佐滕春夫)等。此外，陈嘏发、徐傅霖、陈箸、方光焘、周白棣、章克标、汤鹤逸、许幸之、徐祖、郑伯奇、刘大杰、谢六逸等均有译作面世。
(三)“左联”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
“左联”时期是指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的抗战开始。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高度繁荣。这一风潮既和国际形势相呼应，也符合国内文艺事业的需要。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更是明显地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色彩。代表作品有：山田房吉《日本无产文学史的概况》(钱芝君译)、佐藤清《文学及社会及时代精神》(张资平译)、西三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达》(高纷译)等。还有关于各种流派的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论译作。例如本田喜代治《写实主义与文学》(侍书行译)、兆村喜八《表现主义的艺术》(张资平译)、荻原蒴太郎的《象征》(孙亻良工译)、宁冈良一《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张资平译)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多样，各种流派的作品均得到译介。其中主要有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方光焘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查士元译)、《春琴抄》(陆少懿译)，白桦派作家正宗白鸟的《向那里去》(方光焘译)，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程鼎鑫译)，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新癣》(黄源译)，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假期》(聂绀驽译)和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章克标译)等。这一时期作品的翻译与日本进入其近代文学之后流派纷呈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学作品其时在中国的翻译是开放式的。�这里还有两个作家的翻译活动值得一提，他们是郭沫若和夏衍。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于1928年流亡日本后开始译介日本文学。在这之前，他主要译介的是德国等其它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他于1935年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丰岛与志雄的《工人之子》，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密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等15位作家的19篇小说。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很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他选择翻译的作品中，属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占大多数。夏衍是现代文学戏剧界的泰斗之一。他从事文学活动则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1927年因参加日本工人左翼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代表着他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夏衍使用两种日文译本翻译出来的。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芥川龙之介的《败北》，金子洋文的《地狱》，藤森成吉的《牺牲》，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这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繁荣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期间，大约翻译出版了日本文艺理论、小说、剧本等三百余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也极大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从50年代开始继续进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的翻译情况，本文拟分三阶段进行阐述。这三个阶段是：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文革十年的日本文学翻译和新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
(一)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
从1949年到1966年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
(二)文革十年
1967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等于零。直到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作为被定性为反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此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并不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供批判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
(三)新时期日本文学翻译
1977年文革结束，一切百废待兴。看腻了几出样板戏的文艺界、文学界渴望着精神世界的再度重建。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现象的出现即是人们这种渴望的表现。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从1978年开始又恢复了生机，迎来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继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下面分两个阶段进行阐述：
1.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是全方位的翻译。严肃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史、作家传记、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均得到翻译，作品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共有529种文学作品、44种儿童文学作品得到译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本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重视。全国各地日本问题、日本文化或日本文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例如，1979年9月“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198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原国家教委合作在原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日本学研究中心”(现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等。这些机构的建立无疑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第二个原因是翻译出版的某种程度的系统性。这一时期的许多译作均由不同的出版社结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众多日本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另外，还有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而以系列的形式系统地翻译日本文学的丛书系列当推1986年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面世。该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主编，于1985年—1988年间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内有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的《舞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山田花袋的《棉被》，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新婚家庭》；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草枕》，石川达三的《爱的终结》，山崎丰子的《女系家族》；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舞女》，佐藤春夫的《更生记》，舟桥圣一的《意中人的胸饰》等十一部。另外一套集子《日本文学当代丛书》由刘和民主编，共五卷。第一卷《夕雾楼》，是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是三浦绫子等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磋跌情》，是石川达三等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是电影和话剧剧本、诗歌选。这种以系列形式大规模地译介日本文学的活动在90年代成为主要特点。原因之三，此时中国文坛历经十年的荒芜之后，急需注入新鲜的血液。但中国文坛的重新建构并不是一夜之间便可以完成得了的。因此译介外来文学，引进外国文学以充实中国文坛便成为一时之需。这时的引进和五四时期的引进从表面上看虽然很相似，但却存在着质的区别。五四时期是将这种引进作为对抗旧文学的武器，意在革新思想，是新文学的奠基石。而这时的引进则更多的是填补文革之后的空白，当自我本身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提供精神食粮时，翻译外来作品是最为简捷有效的。这也是这一时期翻译作品不少属通俗文学而非纯文学作品的原因。
2. 90年代，9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最大特点是：翻译文学作品系列化，热点集中，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作品集系列出版。文学上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发展有关。90年代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商品意识、经济意识逐渐构成社会的主流。商业集团化使得各家出版社在发行某一作家的作品系列集之前，必须考虑其经济效益，小打小闹的操作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让位于有影响的作家个人作品系列集。这也是商业集团化在文学中的反映。当然，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作家作品的系列出版也有利于研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九十年代较有影响的三套作家个人作品系列。1991年日本文学研究出现了三岛由纪夫热，起因有二：1)学术研究无禁区的原因使然。2)80年代中期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才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之前三岛由纪夫一直被作为反动作家而被禁闭于研究的禁区之内。与1971年翻译其《忧国》作为批判之用不同，90年代人们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大体有两个主要方向。一种倾向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性格、审美意识等的观照；一种则通过对其艺术美的分析，揭示其丑恶的反动性。总而言之，这股文学研究热在批判其反动政治态度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作品在艺术创作上的可挖掘性。由于这一研究热潮的推动，加之该作家在现实中因激烈的自毁行为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少读者希望能够读一读他的作品，至少能够有所了解。1995年作家出版社很快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其中包括“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以及《假面自白·潮骚》、《忧国·仲夏之死——短篇小说集》、《爱的饥渴·午后曳航》、《金阁寺》、《阿波罗之杯——散文随笔集》、《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舞》、《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共11本。这既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化市场的需求。1994年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成为日本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他作品的研究，随之成了90年代的又一个热点。作家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死者的奢华》等。在这之前，中国读者对大江健三郎是很陌生的。可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人物。《战后日本文学史》称“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因大量消化吸收了西方的文学技巧，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因而获此殊荣。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日本“都市文学”代表作家村上春树的精品集(林少华译)，共有《挪威的森林》、《青春的舞步》、《象的失踪》、《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五部小说。村上春树是目前日本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家之一，被称为“80年代的夏目漱石”。他的作品多以现代大都市青年男女为主人公，展示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独和冷漠，青年人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对纯真感情的真诚怀想。译者林少华认为他的作品“善于把西方冷静的理性分析，荒谬的梦幻意识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精髓熔为一炉，多以刻画大都市中小人物尴尬处境和青年知识分子失重的精神世界见长”。村上春树的创作一反日本小说常见的细腻委婉、优美纤细，而是简洁、明快、幽默，可读性强。这种风格显然打破了日本纯文学文坛的沉闷气息。四、结语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历程，经历了两起两落。维新运动到五四之前的这一时期为开创期，梁启超是引导这一开创时期的主要人物，为第一次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两次高潮分别是五四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和新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译作数量多，译者群大，涉及面广。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次革新旧文化的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重在吸取。后者重在介绍，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坛的补充，另一方面是人们用作了解、借鉴外来文化的媒介，不存在质变的问题。两次低潮分别出现于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原因不言自明。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也随着中国文坛经历了风风雨雨，而众多译者对此做出的贡献令人钦佩。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随着地球的不断变小，前景将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1991，《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1992，《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陈玉刚编，1989，《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何德功，1981，《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何乃英，1997，《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德纯，1996，《物欲世界的异化》，见《挪威的森林·译本序》，漓江出版社。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秦弓，1995，《觉醒与挣扎》。东方出版社。唐月梅，1991，〈从美的困惑到危险的美与丑——论三岛由纪夫的审美意识〉，《世界文学》第1期。王成，1992，〈1991年日本文学出版研究综述〉。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王向选，1991，〈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王中忱，1995，〈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见《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译序》。光明日报出版社。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1978，《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1995，《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严绍汤玉，1987，《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叶渭渠，1995，〈“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见《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代总序》。作家出版社
五十年代出版社现在叫什么
叫出版集团或出版有限公司。有的还叫出版社。
出版社缘何更名分析一下近年来出版社更名的缘起，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拓展出版范围，特别是在主管主办部门也因体制改革功能、名称随之改变，如一些部委出版社；二是顺应社会变革开拓新领域或者明确新的定位，如天天社；三是出版业集团化浪潮下，在集团整体战略导向下的更名行为。
出版社更名并不是新鲜事，比如中国物资出版社改名为中国财富出版社，中国审计出版社改名为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改叫江苏凤凰出版社；到集团化风起云涌，安徽叫时代，湖南叫中南，福建叫海峡，湖北改长江，宁夏改黄河，河南改中原，江西改中文。
出版社如何应对库存
对于出版社库存问题的三点思考
俞晓群
库存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这次《出版商务周报》旧话重提，一下子列出20个问题，大概是受到《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数据的刺激，那里说以2005年计，在7年的时间里，我国图书库存平均每年以12.28%的速度增长，远远超出定价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为6.93%）；与7年前比较，总量几乎翻了一番。
一 库存问题是对出版制度建设的挑战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上级主管部门”。在出版改革的进程中，许多热点问题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老的主管部门日渐弱化，甚至丧失了对出版社的控制；新的主管部门在忙于“笼权”的过程中，尚未定下神儿来，建立完整的、科学化的、尊重市场经济的、有道德的、有法治的、有文化责任的、成熟的管理体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眼下中国出版社大体处于三种状态之下：一是依然处于弱化的出版局的麾下；二是处于管理与经营两手都硬的新建集团麾下；三是处于“无上级主管部门”的状态。
总之，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并没有得到社会与行业管理部门有效地全覆盖。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出版社的经营，在许多支点上，只能靠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觉悟和追求来完成。在这里，“觉悟”讲的是雷锋精神；“追求”就复杂了，有政治追求，有文化追求，有经济追求，有个人利益的追求，有集体利益的追求。只要不追求犯罪，即使一些出版社的库存放大到极其夸张的程度，我们的管理也会表现出极其夸张的迟钝和麻木。我在与外国一些成熟的大公司合作时发现，他们的管理层的首要任务不是经常干预、替代总经理的日常工作，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第一时间里，支持总经理完成好正确的工作计划；在第一时间里发现问题，及时制止总经理的错误决策和不良行为。对于这项工作，董事会的反应越准确，出手越快，企业就越有活力，越有竞争力，越能少犯错误。
想当年，尼克松说过：“给一点自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他说得有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任何“自由”都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它需要与某种“制度”互联。我们的制度呢？正在建设之中。一个库存问题的严峻性，正是呼唤这种建设的紧迫性和正确性。
二 集团化对出版社库存的影响
目前，中国出版集团化的覆盖面越来越大，我们在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无法回避它的存在。
应该说，集团化是中国出版改革的探索与进步，集团化也是具有多样性的。不同的集团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相同之处还是有的，比如，对于下属出版社的管理都有所加强，其力度都远远高于当初出版局对出版社的管理。从前出版局重点管理出版社的“方向”，以及与此相连带的人事问题；对于出版社生产环节就不大关心，只是在资金收取与政绩的意义上，作以附加的关注。集团就不同了，它事实性地将这种管理调转过来，以管理经营为主，其触角大多渗入到出版社很深的生产环节。他们管选题，首先要管印数，印数又要管两步：第一步是预测印数，出版社大都多了一层向集团填表汇报的程序，这就增加了社长的压力。因为这个“预测”还不算完，他还要进入第二步，那就是在一个生产循环结束之后，集团还要检查或抽查出版社当初预测的准确性，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预测的准确律，用以评定一个出版社的信誉程度。显然，这一系列繁琐的管理，自然会影响出版社的生产，尤其是影响出版社的造货与库存。于是，在集团的管理之下，出版社的经营由黑箱、灰箱转化为白箱，生产的盲目性与个人冲动，都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与监督。从全国的出版数据上看，近年来出现的出书品种数的下降，是否也产生于这种管理的作用呢？
是的，我们为集团化叫好。但同时另一种现象又来困扰我们，有言道：中国的事情“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确实，在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健全的中国企业中，一个好的政策能否成为一个好的管理、好的制度，吸纳人才，解放生产力，促进企业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保持出版社企业结构的完整性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然我们又会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二是社长的积极性与责任感的问题，这也不是一句空话。你管多了，破坏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削弱了法人代表的合法地位和权力，使出版社社长的责、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自主的经营行为变成了被动的审批制度，出版社的经营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由独立法人蜕变成二级法人，或者走向“科室化”的道路。事实上，在集团化的旗帜下，“强化管理”与“改变企业性质”是两件事情，概念上的混淆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改革阵痛”。
有人说，对于出版社的管理，“放弃管理会出问题，而胡乱管理会出更大的问题”。那么应该怎样管理呢？各个集团的差异很大。有的集团将下属出版社的发行与库房集中起来、统管起来，形成集团性的品种、门类和规模的市场优势，同时也使出版社的库存受到相应的管理。有的集团将本部财务中心的权利充分扩大，向出版社派驻总会计师，统一他们的报表，这样做也可以有效地掀开出版社“库存分析”的面纱，达到惩恶扬善、客观真实地掌握情况的目的。有的集团表面上管得很严，实际上，在生产的环节上却无法“越俎代庖”，最容易产生“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不良倾向，结果还影响了基层领导的责任心和积极性，造成图书生产秩序的混乱。
所以说，就出版产业而言，库存的问题不会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当集团化、企业化、商业化的形势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对于“库存”的判断，当然要对它们的背景多做一些新形势下的分析。
三 库存问题的市场责任分析
说到库存的责任问题，人们自然会说到出版社。上面的分析，也主要是围绕出版环节展开的。其实，我国目前的图书市场状态也承担着极大的责任。回忆一下，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出版社不但没有库存，甚至连书库都没有。那时在计划经济的旗帜下，出版社编好的图书一律交给新华书店征订。订单一下，书店系统层层下发，直至门市、读者，再层层统计、上报。新华书店采取包销的形式，基层书店上多少数，他们就向出版社报多少数；他们报多少数，出版社印多少书。后来有了市场化的观念，书店发行人的商业头脑当然比出版人灵活，再加上大集体、二渠道的诞生，有了竞争的因素，包销就分解为经销、寄销等五花八门的形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形式又统一起来，只剩下“寄销”一种形式。
对此，我们不妨做一点全行业的分析。编、印、发，三位一体。印刷市场的率先放开，早早地打垮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印刷厂。新华书店的连锁模式，虽然与西方的流通概念貌合神离，但改造起来、贴身上去，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不是早就有人用上“新华书店”的标牌赚钱了吗？对于出版社，他们最初还很得意，什么龙头、阵地、行业保护、中心工作、知识密集型、知识经济等等，都是好概念。但是，随着以“库存”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不断累加与恶化，在全国500多个出版运营的网点上，恶性循环的比重越来越大。归根结底，是目前的图书市场的游戏规则，并没有给出出版链条上的一个合理的双赢或多赢的模式。
在这一轮变化中，“国营的出版人”显得有些呆头呆脑。他们经常受到流通界人士的嘲笑；灵活的民营工作室，也经常把“国营出版社弱智”这样的话作为口头禅。不过当这些“民营”陷入其中不久之后，他们大多也被“寄销”带来的随意退货、单方承担风险的市场规则吞噬掉了。一个国外著名的金融中介公司在考察中国出版社时惊呼，怎么那么多的发货单都没有回告？也没有结算的约定、退货的限制？是的，这就是目前中国图书市场的现实。
所以说，当我们讨论“库存”问题的时候，单纯地责怪局部的作用，或使用“大崩溃”一类诺查丹玛斯式的寓言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冷静地从市场经济中寻找答案，尤其是西方成熟的图书市场，就不是这样对待“库存”的。找到了问题的结症所在，制定出正确的出版“路线”，或者组织起有效的行业联盟，我们才能及早地走出“库存”的困境。正如毛主席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是否需要自建数字出版平台？
“当下业内业外都在为数字出版搭建平台。为什么要搭建平台？搭建什么样的平台？怎样搭建平台？”日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季守利同志的一条微博引发业者广泛议论。 笔者的博士论文曾想尝试用模型来解释这一问题，但得出的是我自己都不满意的结论。在中国真正的理论指导不了实践。而苍白的实践又被总结提升为所谓的理论。在这里，尝试用最通俗的语言回答一个问题对于出版业，特别是中国出版业而言，是否需要搭建自己的平台？ 平台是个宽泛的概念，按照出版业的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内容生产、管理支撑平台，某种意义上的信息化服务平台也涵盖在其中；二是数字化的投送平台。 前者是出版机构进行数字化内容生产和管理的基础性平台。图书的内容是深内容、关联内容，和新闻、资讯不同，需要独特的编排方式，需要人性化的检索方式，需要个性化的呈现方式，而实现这一切，需要技术平台的支撑。如果一个出版社认为把纸书授权交给一个数字出版机构就是数字出版的话，那么，它可以不拥有自己的内容生产和管理的支撑平台。而在一个真正的数字出版机构中，数字出版物从策划到组织到实施，都需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完成，这时，如果没有数字出版支撑平台的支持，不可能开展数字出版业务。 显而易见，一个真正想开展数字化业务的出版机构，必须拥有数字化的支撑平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自己开发这个平台呢？不，国外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技术，比如PTC、ORACLE等等。出版社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相关的平台改造使用。当然，一套完善的平台价值不菲，这时集团化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出版集团大多实力雄厚，他们可以购买统一的支撑平台。对于一些小出版社，如果你买不起也不要紧，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立项的四大数字出版工程字库工程、国家复合出版工程等，都是为了开发适合我们国家国情的支撑系统。国家财政投入了亿元资金，就是为了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一句话，这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总署牵头做的这件事会在未来几年显示出其价值。一些走得快的有实力的出版社，可以先行一步自行解决问题；而相对落后的出版社，或许政府会帮忙解决基础技术层面的问题。 其实，我们讨论更多的，是每家出版社是否需要自己的数字出版投送平台。 数字出版最终要服务的是用户，但要搭建起一个面向用户的B2C数字化内容投送平台并不容易。看看电子书领域最早的从业者方正、中文在线，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建设数字化门户网站，但运营到现在，有哪一个基于PC互联网的数字化门户赚钱了？方正的阿帕比、番薯网都持续亏损，中文在线也只是在移动基地里捞到了金。 对于传统的出版机构而言，我们能做好B2C的数字化投送平台吗？个人觉得没有可能。 投送平台考验的是2C的市场能力，而这正是中国出版业一直以来所缺乏的。简言之，互联网是高度竞争的，出版业则是高度垄断的。国有资本只能打造出新华网和人民网来，却永远造不出新浪、搜狐、百度和阿里巴巴。问题在哪儿？出在谁都明白的“机制”。出版人会说我们转企了呀，我们改制了呀，我们也是现代企业制度了呀，但这距离互联网公司的市场化机制有多远，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再者，出版集团也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内容资源优势。除了高教社、大百科等为数不多的出版社掌握自己策划组织的内容资源外，绝大多数出版机构的内容版权是作者的，出版社只是一段时期内的使用权。好吧，假设出版社出版的所有的书版权都在出版社手里，那么我要问，每家集团又能有多少书呢？这些书里又有多少是读者还会看的呢？ 数字出版需要大规模的资源集中，这句话说了一万遍了，但出版集团割据让资源集中难以成型。我河南宁可不做数字出版，也不愿意把内容给你河北；你湖南上市了，我湖北也要上市，凭什么内容给你？当年中国出版集团做大佳网，为了游说兄弟集团给内容，把聂震宁总裁的嘴皮都快磨破了，但如今大佳上运营的仍然是中版自己的东西。中南上市后，龚曙光董事长提出了中部省份集团一起出资共建数字出版公司的提议，中部6省老总均表示有兴趣，但谁控股？即使资本形式，总还涉及一个谁的股份额最大的问题，大家都是上市公司，关系如何平衡？主意虽好，国情使然，最后恐又流产。 所以，大佳网也好，天闻数媒也罢，都成为不了真正有影响力和庞大用户的B2C的数字化投送平台。 财大气粗的凤凰出版传媒提出，在大众出版领域，想要以兼并的方式介入。乍一听，哎哟哎哟，这下厉害咯。但你们知道一家出版企业想兼并一家互联网企业需要多长的周期吗？半年？一年？……要知道，半年时间，团购网站都倒闭一波了，一年，本来很有前途的企业就丧失机遇死掉了，谁能等得起？有人会说，他们兼并一家成熟的？那你是说当当、卓越还是百度呢？哪一个凤凰兼并得起？ 所以，笔者浅薄地向出版集团建议，不要自建数字化投送平台，要想办法跟已经有的强势平台百度、谷歌、当当、卓越以及盛大合作。他们太强势了？太霸道了？不，你们要的做，正是去改变他们这种强势和霸道，用你们联合起来的影响力去重新设置游戏规则。 最后，或许你要问投送平台能够依托政府呢？
想找出版社编辑的工作
我是一名编辑出版专业的即将毕业的学生
虽然说术业有专攻，但是出版这个行当包罗万象，因为出版物的类型、品种以及所涉及内容包含了体育文娱、社会生活、文学、历史、生科等各个方向，因此对于从事出版行业的人来说，做一个杂家是基础要求。也正因为科班出身的我们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所以大多数出版社、报社都更倾向于聘用那些专业于其他专门方向的毕业生，比如说金融类的报纸，要他们在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与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中挑一个，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毕竟拥有文字、排版方面的素质很简单，拥有经济学素养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如果说要想从事出版、报社、杂志社工作，首选肯定是北京，其次是上海。北京的出版社、报社数量占全国的绝大多数，如果是期刊杂志社则上海更为实力强劲并在出版技术和出版方向上更为前沿。之所以说要去这两个地方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你想去的单位高度集中于这两个地方，就业几率和效率更大；另一个方面，量变必然地导致了质变，所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两个地方属于中国的出版前沿阵地，在这里能拓展你所需要的出版视野，对于你在出版业的长期发展是有说不尽的益处的。
最后说一下职业选择，根据你的情况想找到此类工作问题不大，所以要有选择性的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就业，如果是想做这三类社的编辑的话就必须能耐得下性子，因为编辑的基本工作就是长时间做案头文字工作，记者则多为长时间在外跑新闻，工作内容包括采新闻和编新闻，既要有较高的新闻敏感度又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如果是想去出版社的话，出版社目前正处于改制阶段，绝大部分出版社将由事业单位改为自给自足的企业单位，所以其内部竞争必将激烈化，这也给我们这些想去出版社求职的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机遇。根据你的情况，我推荐外研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毕竟你专业于此，机遇较大。另外一点建议就是，北京除了这三类常规社外还有数千家的图书出版或称文化公司，也是类似出版社的业务，所以说，就业眼要放宽。
so,just do it,顺祝就业顺利~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1、1978—1999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预热期。
这一阶段，我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文化产业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文化能不能够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是否构成生产力等问题。
2、2000—2005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创期。
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强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3、2006—201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改革攻坚期。
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视制作、发行、广电传输、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首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逐步推进。
扩展资料：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将从粗放的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高层次、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这就要求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好未来发展蓝图；突出创新、创意、创造性发明和原创知识产权掌控，坚持内容为王；推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与文化、审美、艺术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跨界运行，创造出一批适应市场化运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未来趋向（人民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