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阳明心学。王守仁的学说由于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使其美学具有典型的体验美学特色。这种体验美学是以至乐”境界为目标，强调超然的与天地同体，美善合一，美丑自融的孔颜之乐”。这种体验以虚灵”为前提，有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可以将王守仁的美学是体验美学，王守仁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明朝第一神人，不仅是哲学家，还是所向无敌的军事家
王阳明，又名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他的哲学绝非是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学以致用的东西。
用到政治上，王阳明成了第一流的政治家，和王阳明较劲的对手们不管多强大，最后都败给他；
用到战争上，王阳明则成了最可怕的、所向无敌的军事家。
王阳明的哲学，称阳明心学，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
其“心学”并不是纸上学问，而是实践中的智慧。
他的一生，就是心学的最佳代言。他是思想的巨人，也是行动的巨人。
一、江西剿匪记
王阳明的军功，实在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从正德十一年(1516年)开始，王阳明平定内乱，战功赫赫。
他巡抚江西、福建、湖南、广东等地，剿平了四省边境多年扰民的顽寇，平定了江西的宁王叛乱，还征服广西土酋，开拓南疆，绥靖边陲。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到达江西，开始履行巡抚的职责。他的辖区当时盛产一种特产—土匪。
这帮土匪绝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作战勇猛，消息灵通，每次官兵出击，不是扑空就是中埋伏。很少能够展开作战。
土匪怎么可能知道官兵的行动?答案只有一个—卧底，在官府中有土匪的卧底。
王守仁决定解决这些人，不久之后，他突然发布命令，表示最近要集中兵力剿灭土匪。
然而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很久，却没有得到开战的命令。
与此同时，身边的一些同事突然失踪，之后又被放了回来，而且个个神色慌张，怎么问也不开口。
这是王守仁的诡计，他先放出消息，然后派人盯住衙门里的各级官吏，发现去通风报信的就记下，回来后全部秘密逮捕。
但他最高明的地方在于，这些人他一个也不杀，而是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再问清楚他们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聊几句诸如“希望你的母亲、子女保重身体，我们会经常去探望”之类的威胁性话语。
软硬兼施之下，这些人乖乖答应当官府的卧底，成为双面间谍。这下子土匪们就抓瞎了，很多头目因此被一网打尽。
王巡抚却意犹未尽，他决心把这场“江西剿匪记”演到底，他拿出了绝招—十家牌法。
所谓“十家牌法”，通俗点就是保甲连坐，十家为一个单位，每天轮流巡逻，如果出了什么事，大家就一起完蛋。
这一招实在太狠了，搞得本地土匪过年都不敢回家，只能躲在深山里一边啃树皮一边痛骂王守仁。
土匪们再也无法忍受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与其被王大人整死，还不如起来拼一拼。
可惜王大人实在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
土匪们不会知道，王守仁先生不仅会读书，还是军事天才。
所谓军事天才，就是不用上军校，拿一本盗版《孙子兵法》也能打仗的人。
王守仁就属于这一类型，他不但会打仗，还打出了花样。他的用兵方法可以用两个字形容—诡异。
二、创奇特兵法
王哲学家却大大不同，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从来都是声东击西，你往南走，他偏往北，经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还有个不合常理的习惯，即使兵力再少，他也敢出战。
士兵不够他就玩阴的，什么挖坑打埋伏，那是家常便饭。更为奇怪的是，即使他占据绝对优势，把对手围得如铁桶一般，也从不轻易发动进攻。
如果时间允许，总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诱使对方突围，钻入伏击圈，才开始发动总攻。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神仙也受不了了。
公正地讲，在日常生活中，王巡抚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可到了战场上，他就会立马变得比最奸的奸商还奸，比最恶的恶霸还恶。
土匪们很快结成了同盟，集合兵力准备和王大人拼命。王守仁的手下有些担心，劝他早作准备，王守仁却满不在乎，“一起来就一起收拾好了，也省得我去找他们，有啥可准备的?”
土匪们也听到了这句话，他们虽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没得到承认比较生气，但这也同时明白王守仁轻视他们，暂时不会动手。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时机。
其实土匪们应该记住一个真理，在战争时期，王守仁先生的话，是要反过来理解的，否则你被他卖了还要帮着数钱。
就在他们躲在深山中休养生息的时候，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主力大举进攻，土匪们措手不及，被堵在了赣南山区，全部被包了饺子。
王守仁包围了他们之后，却突然不动弹了，一直置之不理，仿佛这事就不是他干的。
土匪们急得不行，粮食也不够吃了，是打是抓，您表个态啊!
没办法了，逼上绝路的土匪们准备突围了。
可他们刚向包围圈发起冲锋，后路却突然出现大批人马，退路随即被切断，他们又一次掉进了王守仁设置已久的陷阱，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
大部投降，小部逃窜。
经过这一仗，王守仁真出了大名了，那些逃回去的人又大肆宣传，王巡抚长了八个脑袋，九条胳膊，厉害得没了边。
于是剩下的土匪们一合计，这个阎王是惹不起了，不如先服个软，暂时招安，反正你老王总是要走的，到时候再闹也不迟。
土匪头子们手牵手、肩并肩地到了巡抚衙门，表示愿意服从政府管理，改当良民。
其实这一招倒也不坏，可到王大人那里，实在是过不了关。
因为王大人有一个好习惯—查档案。在剿匪之前，这些人的老底他早摸得一清二楚，真心假意他心里有数。
没过两天，王大人突然发难，杀掉了其中几个人。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受过朝廷招安的，这种老痞子，王守仁是不感兴趣的。
杀鸡给猴看，这一招用出来，就没什么人敢动了，于是假投降就变成真投降。
就这样，烦了朝廷十几年，屡招不安、屡打不平的江西土匪被彻底扫平。
王守仁先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打带拉，连蒙带骗，终于解决问题。
三、知行合一的真意
江西剿匪记在明代历史上并不起眼，但对于王守仁而言，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要知道大凡历史上干哲学这行的，一般都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智商要过剩；第二，必须是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别人我不敢说，至少王守仁先生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哲学家，而这帮赣南土匪正好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机会—突破的机会。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守仁终于发现光懂得哲学是不够的，整天谈论“心学”并没有什么效果，“心学”并不能打跑土匪。
他隐约地感觉到，要想理论联系实际，成功立业处事，还需要另一样神秘的工具，那就是实践中的智慧。
请对王守仁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王守仁从他闻名于世开始，就一直毁誉参半。同时代人指责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专以立异为高，却又不能不承认他事功卓著。今人说他承朱学之微而鼓吹心学，以解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为统治者另谋思想统治的出路，却又不能不承认王学的内在积极因素；抨击他镇压江西的民众运动，推行保甲法，强化明朝统治，又不能不承认他虑事的深远和办事的干练非一般士大夫可比。本文试图从王守仁的政治活动中提取几个片断，来看看这位心学大师的独特个性。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对王守仁来说是带有决定性的时刻。明武宗朱厚照是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君主，他继位时刚刚１６岁，聪明机警，生性好动，既不喜欢呆在宫廷听翰林官宣讲那些先圣明君的陈词滥调，也讨厌装模作样听大臣们喋喋不休地陈述那些他听不明白的国计民生，却喜欢和御马监勇士们一起舞枪弄棒、斗狠角力，喜欢在小内使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嘻戏游宴。对此，外廷官员们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武宗的几个亲信宦官——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宦官其实是抨击皇帝的斗争。斗争结果是外廷文官集团的惨败：内阁三位大学士，除“依违其间”的李东阳外，刘健、谢迁被迫致仕，户部尚书韩文被革职，南北两京上疏声援的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受到杖责。
王守仁这时是兵部主事，他认为上疏言事是科道的职责，朝廷不该因言事而杖责科道官，于是“抗章直言”，却也遭到廷杖四十的责罚，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重。
可谁也想不到，这位三十刚出头的龙场驿丞竟在荒蛮之地悟出了一个震撼当世的格物道理，开创了影响中国历史达数百年之久的王守仁心学。
江右王门的著名人物罗洪先对王守仁的“龙场悟道”作了这样的解释：
及其摈斥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期夕惴揣，既无一可聘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需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王文成公全书》卷 ３５《年谱》四附）
这种分析虽合乎情理，但客观环境还不能代替王守仁的个性。在王守仁疏救的科道官中，有的伤重而亡，有的贬谪后复官，但没见哪一位在逆境中有何创见。只有王守仁把挨杖、贬官抛到脑后，自行去“悟道”。挨了四十杖，就算对得住君父，至于为尧舜还是为桀纣，于我何干！
据钱德洪《王公年谱》和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在王被贬出京师、谪赴贵州的路上，刘瑾曾派人眼踪，准备途中行刺，王守仁却“托投水脱去，得至龙场”。如果属实，那就更可见王守仁的个性非比一般。不管在“投水”之前他有无思想准备，其潜在意识却无疑是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迂腐观念的蔑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王守仁也许就到不了龙场驿，更不要说在那万里绝域去悟什么格物致知之道。
刘瑾的倒台，给王守仁的仕途带来了转机，一年之内由庐陵知县升授刑部主事、调吏部主事、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到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已是巡抚南赣汀漳右副都御史。
这年六月，王守仁受命到福建去勘察兵变，行至丰城，却从知县顾佖处得知宁王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的消息，立即返回吉安，和吉发知府伍文定等发兵征讨。今天我们从《明史》看到这一记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想法，王守仁身为封疆大吏，得知宁府反叛，理应讨伐。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从洪武三年０３７０）明太祖惩宋元之孤立而分封诸王以后，大臣中凡是论及削藩及参与皇室权力斗争的，大多没有好结果。首先反对分封的是平遥训导叶伯巨，所上奏疏义正辞严，合情合理，却被明太祖认为是“离间”其骨肉，下狱而死。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削藩的齐泰、黄子澄，练子宁在成祖即位后都被灭族。解缙只是议论了汉王高煦夺嫡一事，就身死家破。宣德元年（１４２６），高煦叛乱，大学士杨荣请宣宗亲征，宣宗面有难色。户部尚书夏原吉当即指出：“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明史·夏原吉传》）当时高煦叛乱已为朝廷确认，受命出征的将领尚且畏畏缩缩，可见宗室问题的敏感性。
据嘉靖时历任过都御史、刑部尚书的郑晓回忆：“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王守仁）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卷４）各路羽书不敢明言宁王谋反，一是情况不明，未敢贸然张皇，徒取奇祸，二是当时朝纲紊乱，宁王谋事已非一日，同党甚多，万一成为燕王第二，岂不断了退路？王守仁敢于明言宁王谋反，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宣称“钦奉密旨，会兵征讨”，完全不留回旋余地。所以郑晓认为，此举实是“不顾九族祸”，比起那些命下色变的将领，其气势与义无反顾，自不可同日而语。
武宗朱厚照得知庚源起兵，不仅不感到震惊，反倒异常兴奋，觉得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率领京军边卫健卒数万人兼程南下，决心效法太祖高皇帝，要与宸臻在翻阳湖大战一场。但刚到琢州，王守仁在樵舍擒获宸源的捷报就到了。武宗见报，大为扫兴。他将捷报搁在一边，继续南下，并命安边伯许泰、提督军务太监张忠等领京军直趋南昌。许、张二人为迎合武宗好斗喜胜的脾气，让王守仁将宸濠放了，好让武宗亲自尝尝打仗擒俘的滋味。王守仁却先行将宸濠押往玉山。一面说服甚有权势的太监张永，请他劝武宗不要南下江西，一面又重写一份告捷文书，说是遵照“威武大将军”早已定下的方略，才一举讨平叛乱，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这种做法，在一般士大夫看来是有失体统的，但在王守仁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江西免遭踩躏。
世宗即位后，封王守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但由于官场中的倾轧和派系斗争，王守仁没有能进入最高决策圈，却被派到两广去镇压土司叛乱及瑶民闹事。经过几番征战、几度安抚，终于事平乱定，却被政敌指责为“征抚交失”，赏格不行。
这时的王守仁，已是重病缠身，他不能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上疏要求辞职，并推荐郧阳巡抚林富自代，这本来已经有点意气用事了，但他仍不解气，不等朝廷批文下来，自行离任而去。不过，他并没有能够回到故乡余姚，才到江西南安，就病逝了。
王守仁死后，大学士桂尊劾其擅离职守。明世宗认为王守仁不待批复自行离任是蔑视朝廷，让廷臣议罪。廷议的结论是：（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高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明史·王守仁传》）如果剔除其中的攻击成分，倒是很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守仁确实是“事不师古，言不称师”，却也事出有因。《明儒学案》说他“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卷十《姚江学案》）如果称师，孔孟韩欧程朱佛老皆为师。王守仁不像有些读书人那样只尊一师，死守师门，而是博采众说，皆为我用，以“我”为中心，开创王门心学。有人指责王守仁受陈献章高足湛若水影响却一生不言及陈献章，黄宗羲也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陈献章）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关于这桩公案，人们已经议论了数百年，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王守仁个性的一个侧面，那就是立意标新，羞为人后。事实上，白沙、姚江二说虽颇相近，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王守仁拜倒在白沙门下，不仅不可能出现风靡数代的王学，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王守仁也当大为逊色。正是因为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提倡独立思考，并且身体力行，才使自己成为雄视千古的思想大师和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同时，也使王学中不但出现了王畿那样的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家，罗洪先那样不名一师、学贯古今的学问家，还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乃至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家。
明代学者王世贞对王守仁作了这样的评述：“吾时时见守仁乡人及其行兵地，道守仁智不可测如神云。……其说固未尽合朱氏，然亦洒然可喜，所自得深奥矣。学者又加甚焉，分门植党，以为胜朱氏。然此非守仁罪也。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难矣。”（《国榷》卷五四）王世贞的议论从客观主义的角度为王守仁开脱，认为王学后来出现的所谓“流弊”与王守仁本身无关，却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管王学“流弊”多深，也不管是王门学者中的“才美者”还是“庸鄙者”，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守仁和王学的特有个性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王世贞所说的：“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王守仁的个性：“豪迈不羁”。前面已经提到，无论从王守仁的事功，还是从他的学说的内在精神，或者从他与明政府的关系，都可以看到这一个性在起作用。
王守仁的个性，既是他在游学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历练而成，也是明代士风熏染的结果。
明太祖惩元代宽纵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极端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也造成了一代严峻的政治形势。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却时常意气用事，喜欢和士大夫争个是非曲直，一旦理亏，或欣然认错，或廷杖相加。这种作风我们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宪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发现。这样一来，在士大夫中逐渐养成了一种敢说敢为、欲与人主论短长的风气。通观有明一代，为君者任意杀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历代罕见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觉得风光，名气也就越大。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明初建立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渐趋松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传统的礼教观念也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士大夫中的讲学辩驳之风日盛，人们在受到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受到了自由轻松的气息。到王守仁时代，出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追求个性自由的学者和艺术家。杨慎以他的诗、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们的书、画，向时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独特个性，并在哲学领域向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发起冲击，从而对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