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博物院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展讯介绍：
由安徽博物院联合四川博物院、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及全国近二十家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的“共饮一江水——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将于4月20日在安徽博物院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展览展出文物珍品140余件（套），年代自商代至战国，涵盖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展品种类包括青铜器、金器、象牙器、玉石器、原始瓷器等多种文物类型。
三星堆遗址位于今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是迄今为止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出土器物等级最高、文明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本次特展以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主要青铜文化圈为主线，将集中为观众展现出商周时期巴蜀、荆楚、吴越等青铜文化圈波澜壮阔的独特风采魅力。
本次展览为收费展览，符合条件的部分群体可享受免费或票价优惠。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两院孰优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不完整。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北，北京没有。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没有。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
三十七年（1948）秋，国共战争形势逆转，故宫和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该年年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基隆。次年，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军载运。故宫运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迁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颇多精品。中博筹备处运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
运台图书文物，政府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将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新建的山边库房存放，又开凿防空山洞。联管处时期，进行对文物的抽查、清点；接着从事整理编目，先后编印了多种书籍，并有小型陈列室对外开放参观。其间也曾挑选精品前往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也参加过纽约「世界博览会」。
故宫迁来台北之后，陆续扩建数次，陈列空间逐渐扩大。五十七年（1968），又将图书文献从书画组中划分出来，使典藏文物单位由原来的古物、书画两组扩编为器物、书画、图书文献三处。五十九年（1970），又在文献处之下增设图书馆。其业务略举大端：如对文物重新点检、整理，详细登录；并且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交流。如六十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该组作育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部分并在故宫任职。六十七年（1978），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增订出版为《清史稿校注》。故宫也展开编辑和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故宫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及参与国际学术性活动。主办数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如五十九年（1970）的「中国古画讨论会」；挑选精品出国参展，在日本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和韩国汉城的「中国展览会」，均大获佳评。
蒋复璁任职十七年馀，至民国七十二年（1983）因病请辞，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接任院长。七十三年（1984），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器物、书画与图书文献三处的文物大都移至新大楼地下两层的库房存放。正馆陈列室加大，并作整体性的更新设计。库房和展览场所都建立恒温、恒 、防火、防潮、防震的措施以及二十四小时防盗的安全监控系统。七十四年（1985），故宫举办六十周年院庆，并举行学术演讲和讨论会。七十六年（1987），故宫正式成为行政院部会级的一级机关。此期间故宫接受「摩耶精舍」之捐赠，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且营建「至善园」，八十五年（1996）新建图书文献馆落成。
民国八十年以后，故宫挑选文物出国展览。例如，是年美国华府的「探险时代的艺术」大展、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1996－1997）美国的「中华瑰宝」巡回展览、八十七年（1998）法国巴黎的「帝国的回忆」展览。八十二年（1993），故宫开始与民间团体合作，借展西洋美术。例如，是年的「莫内及印象派画作」特展；八十四年（1995）的「罗浮宫博物馆珍藏名画」特展；八十七年（1998）的「毕卡索的世界」特展。八十八年（1999）开始，借展大陆文物。例如，是年的「三星堆传奇」特展；以及配合故宫「汉代文物大展」而商借的「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的文物展览。
八十九年（2000）五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揭橥本土、中华与世界兼具的多元文化观，注重美的普世性，本乎人性，成就人文，不以国家民族之荣耀为限。一年来他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举办定期小型研讨会，配合展览推出学术讨论会，如「文学与美术学术讨论会」、「清代档案与台湾史研究讨论会」等，并邀请国内外学者专题演讲。要求展览深入浅出，以收教育之功效，举办「展前说明会」，邀请院内同仁、志工与中小学教师提出看法与建议。
为解决本院长期存在的参观动线混乱、馆外人车杂 等问题，考虑台湾特殊地质条件下的防震设施，强调以科技方法维护文物，以及本院未来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提报行政院，分为五个子计划，针对展览空间,馆外交通,文物维护及分院之发展设立，勾勒本院二十一世纪发展的蓝图。
“两岸故宫藏品，比起来哪家的多？哪家的精品多？”这是两岸同胞乃至国际社会都不甚清楚而又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在比较前，我想首先说明三个情况：
一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逊帝溥仪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盗运出宫。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相当部分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伯远帖》、《中秋帖》等。
二是，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共13491箱，部分文物南迁后，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相当多，也有不少珍品，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京政府曾下令马衡院长选择留平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虽将珍品编目造册报南京，但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后来一箱也未运走。南迁文物后来运台2972箱，占南迁箱件数的22%，当然多是精品。其实留下的78%精品也相当多。国民党向台湾运文物，因战争形势突变只运了三次，第三次拟搬运1700箱，由于运输舰舱位余地有限，加之仅有24小时装船时间，结果只运出972箱，另728箱也留在了内地。
三是，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构成上稍有不同。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余件。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件、块），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1980年明清档案划出，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将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
我们再从几大项文物来具体比较：
一、书画收藏。台北故宫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元以前绘画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元以前书法155件。北京故宫有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310件元以前的书法。元以前书画总收藏量，数量上北京故宫低于台北故宫。但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使得北京故宫早期（元以前）书画中，很少有早期和晚期（明清）之争。在绘画的时代方面，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面貌，特别是东晋顾恺之的两件北宋摹本《列女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就唐、五代、两宋绘画而言，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但北京故宫元代绘画众多的收藏量和完善的品质堪称世界之冠。就宋代绘画而言，台北故宫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但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则占有重要地位。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外，还藏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台北故宫所缺乏和不足的。此外北京故宫还有10件唐宋壁画、7件唐五代敦煌纸绢画、1铺元代大幅壁画等。北京故宫庋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台北故宫所缺少的，因为这些在文物南迁时有一定运输难度。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历代书画，而18、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清初的“金陵诸家”、“四僧”等许多流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如今已是国之重宝。北京故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将上述几个时期书画收藏齐备。在书法方面，台北故宫的收藏量和品质不如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有4万多通明清尺牍，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胜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藏。在碑帖方面，北京故宫的碑帖善本占全国大多数。目前尚没有见到文物南迁中有关碑帖的记录。
二、陶瓷类文物。北京故宫有35万件，一级品1100多件，二级品约56万件，还有上世纪以来在全国110多个窑口所采集的3万余片陶瓷标本。台北故宫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收藏均占优势，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但北京故宫的收藏数量是台北故宫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清代嘉庆至宣统官窑瓷器、历代民窑瓷器以及古陶瓷窑址标本、实物资料收藏方面，北京故宫均占有明显优势。北京故宫在历代官窑瓷器收藏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也都相当可观，不容忽视。在古陶瓷收藏方面，两岸故宫各有千秋。
三、青铜器方面。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总和的1/10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另外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余件。台北故宫收藏有5615件青铜器，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台北故宫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
四、工艺类藏品方面。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数量上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而且又征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世所罕见，目前仅北京故宫有收藏。另外，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是台北故宫所不能及的。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总计7605件，北京故宫则有101355件。漆器总体上台北故宫精品较少；金属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从台北故宫出版的有关如意、文玩等出版物所选文物看，其工艺水平明显逊于北京故宫藏品。另外，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
五、宫廷类文物收藏。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清代皇帝稽古右文，重视文玩鉴赏，其鉴赏所用的印章，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
六、图书典籍方面。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宋、元、明版较多）、卷帙完整、书品好者居多，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当珍贵。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但现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呈请皇帝御览、待刻之书的定本，从未发刻的清代满、蒙、汉文典籍，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此外还有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一大批宫中戏本和档案；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样式雷”建筑图样、舆图等特藏文献，等等，以上共约195万册（件）。另有20余万块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书版。这些构成了北京故宫善本特藏的特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除了所存旧藏外，有近1/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各省市积极支持下征集、购买的散佚清宫文物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解放初期，国家就毅然花50多万港币从香港买回著名的“三希”中的两希——《伯远帖》和《中秋帖》。当时台湾也想买，但经费没有落实，他们至今引为憾事。迄今为止，先后有600多人向北京故宫捐献文物。毛主席三次将友人送自己的文物转送故宫保存。张伯驹、朱翼庵、孙瀛洲等人的无私捐赠，彪炳千秋。新征集的文物，许多在价值上比清宫旧藏毫不逊色。这使故宫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巨大宝库，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
由于多种原因，许多人对北京故宫文物藏品状况不很清楚，有人以为好东西都到了台湾，有的甚至说：“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这显然是误解。当然，文物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两岸故宫的收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只有从整体上来看待，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