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5日,电视剧《郁郁葱葱》在佛山顺利关机。该剧称得上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年代传奇巨制,跨越悠悠岁月,全景呈现岭南盛宴。无论是文化元素的选用还是视角的切入开创性地将岭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粤药、粤菜、粤剧三大行业相关元素相交相融,讲述了共产党员陈氏夫妇为掩护同志而惨遭杀害,他们的三个孩子从此被迫天各一方,多年后兄妹三人历经艰辛磨难分别在粤药、粤菜、粤剧方面各有所成,因缘际会下,兄妹三人满腔热血,齐心奋战的故事。剧中三条主线中的主角各自有着他们成长的伤痛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最终完成了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人生蜕变。

《清明上河图》被粤式演绎——让艺术创作根植于人民中间

电视剧《郁郁葱葱》由高满堂担任总编剧,吴斌、郝万军执导,柳桦担任编剧,杨烁、张翰、郭晓婷、曹骏、于震领衔主演,李乃文、潘雨辰、赵恒煊特邀主演,最终演绎出这部堪称粤版《清明上河图》的电视剧。

据悉,这部剧是杨烁和张翰首次搭档出演电视剧。网友们对此黄金组合纷纷表示期待值瞬间飙升,没想到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实力派男演员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已经开始期待两人在剧中气场全开的精彩演绎了。

早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电视剧《郁郁葱葱》始终秉持《意见》中提出的方向进行艺术创作,整部剧呈现出对国家、对民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最质朴的核心是希望通过该剧把观众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唤醒,不仅仅是岭南人对这片土地的热忱,而是让每一位观众感知剧中的人物精神,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丰富的想象——每一集的更新,都润物细无声的把岭南人“敢为天下先”、乐观进取、务实变通的精神气质顺势印在观众心里。

岭南经典文化需要被看见——让传统文化活“粤”起来

出品方凝聚一切力量力图打造出一部代表岭南文化的经典大剧,从而挖掘出粤港澳大湾区传播力更强的文化形态。

既要尊重历史,突出人物特点,还要在人物成长过程中用艺术手法串联起故事合理性和纵深度。“在此前提下,我们输入粤药、粤菜、粤剧这三条线。先有趣(抓住眼球,令人莞尔),再有味(值得思考,引人回味)。”总编剧高满堂表达了他的态度。

剧中场景恢弘大气的视觉呈现、演员深厚扎实的台词表现等,还有服装、景别、风俗等还原历史风貌,堪称年代传奇剧的顶配。主创团队在美术、服化方面兼顾复原真实和追求美感,一副耳环、一道菜、一座戏台、一个特效……每一处细节可谓匠心独具。主创团队把独到的历史视野、性格立体的人物形象用精湛的艺术语言呈现在观众面前,展国人风骨,扬中华文化,谱历史壮歌。剧情层层推进同时散发出传统文化独有韵味是本剧灵魂所在。

观众的审美渴望被尊重——让骨子里的文化脉搏岭“动”

由当红实力派演员阵容与顶级制作团队倾尽心力打造的这部传奇剧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熟悉的经典传递出岭南精髓,输出岭南文化价值观来触动观众。

敬修堂跌打万花油、陈李济乌鸡白凤丸、王老吉凉茶、安宫牛黄丸,芥兰炒牛肉、白切鸡、小炒猪肝,《宝莲灯》、《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穆桂英之挂帅》……除了把岭南元素中“烟火气”的画面表现的真实细腻,主创团队还不断推敲、打磨剧本,让岭南元素更具丰满内涵。

主创一致认为,“观众的审美渴望被尊重,第一个评判标准就是用心程度。”

岭南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如果把岭南人比作木棉树,既能花开得绚烂,也能枝干挺拔入云;还可以把岭南人比作野草,既能享受春风吹过,雨水润过,还能挺住狂风虐过,洪水淹过......尔后又是《郁郁葱葱》。

据悉,该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佛山文化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咚咚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咚咚锵喜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海宁原石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永康逍遥影业有限公司、云聚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实力班底加精良剧本,让刚刚杀青的《郁郁葱葱》备受关注,这部凝聚全体主创心力的年代传奇巨制,将会呈现出怎样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让我们共同期待!

弘扬岭南文化的意义

1,有利于促进岭南地区经济发展,开展开平地区旅游业

2,有利于展现岭南建筑文化,让岭南建筑文化得到重视与更好的保护

3,有利于让人们更好了解岭南地区的文化、生活、历史等,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岭南文化·岭南民俗文化·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

去大学城的岭南印象园看一下感受一下,岭南文化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弘扬岭南特色文化了。

岭南印象园位于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南部,原练溪村的区域内,总占地面积

165

公顷

,是集观光、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体验岭南乡土风情和岭南民俗文化的旅游景区。

岭南印象园中富有特色的街巷、宗祠、民居和店铺等,充分展现了岭南传统文化的精华。景区突出原生的岭南文化和乡土景观,复原岭南民间繁荣生活场景,将成为以岭南建筑完整、民间文化深厚、田园乡村风情浓郁,成为现代人了解岭南古文化的窗口,岭南人回味溯源本土文化的沃土,外地人短时间了解岭南文化的课堂,满足了广大你一天了解岭南民间千年古文化的心愿。

岭南印象园是典型的岭南传统风格建筑群落。民居依水而建,或窄门高屋,或镬耳高墙。悠长的青云巷、古朴的趟栊门、壮观的蚝壳墙、精致的满洲窗,小溪蜿蜒,池塘清澈,处处散发着岭南水乡的韵味。

岭南文化·岭南与岭南文化·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岭南文化·岭南民俗文化·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

(1) 与汉民俗的渊源关系

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生活一起产生、形成、发展的。我国是一个具有异常丰富而多姿多彩的民俗的古老大国。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从古到今,始终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民俗所反映的我们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人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伦理道德观念、生活习惯和方式、生产习俗等等的差别,体现了民俗生成的自发性、原生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民俗性格和精神风貌,又体现了汉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和强大的亲和力。

在我国民俗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只有华夏一汉民族在民俗原生期便能充分注意到民俗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因而极其重视对民俗的了解和提倡,以达到正风俗、移民情、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周礼》说:“礼,履也,国人所践履,定其法式,大而冠婚丧祭,小而视听言动,皆有其节文也。”“俗者习也,上所化者曰风,下所习者曰俗。”因此,必须注意“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汉书·食货志》记述周代的统治者极重视风俗民情,并因此而建立采风制度的情况:每年春天初临,专职的行吟诗人便到民间采诗(反映民情风俗的民谣一类的民间诗歌创作),然后汇总交给王家专职乐师。乐师整理后谱上音乐曲调,然后献给天子。何休《公羊传注》也有类似记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应劭所著《风俗通义》更强调:“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正是华夏族早期先进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使华夏—汉民俗得以在原生期便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介入,将无序的纯属民间自发生成的风俗,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序的,具有某种法的约束力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又能相对独立地成为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也正是华夏—汉民俗文化的系统性、社会性、可操作性和经由统治阶级有意识地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改造所形成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使汉民俗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传承性的惯性力量,在大多数民俗事象中,竟可延续二千年以上。自秦以后,岭南原生期民俗,便直接受着如此先进的华夏—汉民俗文化的冲击、锲入、改造、融合,最终被取代。因此,说到岭南民俗的渊源,就只能是华夏—汉民俗文化与之关系最为深远显著。

先秦时期岭南的主要居民南越族文化是一种原生型的地域文化,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同样处于原生状态:以适应生存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自发、无序、原始、野性、生态环境特征显著,是先秦处于原生状态的岭南民俗的主要形态和特征。诸如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合而为一的原始宗教俗信所引生的断发纹身、祀鬼、鸡卜等迷信习俗;因以水为生而形成的嗜食海产生物的食俗;因生态环境而创造的干栏式巢居习俗;因仍处于父系氏族向奴隶社会的转型期而残存的母系、父系氏族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知有父,只知有母、鼻饮(用鼻吸喝水)手抓食物、父子同川而浴、穿着只有脖子处开口的套衣(卉服)、行成年礼时要凿去两只门牙(凿齿);甚至吃头生儿子来求多生后代(宜弟之俗)、捕人而食,以人肉为祭品;农业生产上极端原始的火耕水耨等等。

自秦汉以后,中原礼乐教化在岭南原生民俗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改造、融汇、整合作用。其中伦理道德方面,更因统治阶级赋予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而显得更为突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精神贯串于汉民俗中,更使岭南民俗纳入了儒文化的轨道。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多次出巡,每到一处,便刻石为颂,其中也夹杂一些有关移风易俗的法令,强迫全民遵守。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巡游到浙江,登上会嵇山祭祀大禹后,刻石立碑,颂扬始皇功德。其中便说到:有夫弃子而嫁,背夫不贞无情。以礼分别内外,禁止纵欲放荡,男女都应洁诚。丈夫在外 ,杀了无罪,男子须守规程。妻子弃夫逃嫁,子不认她为母,都要感化清正。治理荡涤恶俗,全民承教化,天下沐浴新风(《史记·秦始皇本纪》)。

岭南虽是新辟初郡,但因秦始皇的严刑峻法,无人敢于违抗,身为岭南郡守的任嚣、赵佗等官员,自然也会积极执行。

汉初,刘邦初定天下,为拢络民心,颁布了多项颇得人心的“圣旨”。其中之一是提倡敬老之风,规定凡年满七十岁的老人,都可得到皇帝御赐的拐杖。岭南时值赵佗为王的南越王国,也仿效汉王朝,由赵佗为七十岁以上老人赐杖,以倡敬老之风。在两汉的四百多年间,岭南的历任各级官员中,极力推行儒家教化,以移风易俗的颇多。如东汉光武年间,河南修武人卫飒任桂阳(今广东阳山、连县一带)太守。他大兴官学,设立婚姻的礼规,使当地“教化大行”(范端昂《粤中见闻》)。东汉和帝时,桂阳太守许荆,因感当地风俗脆薄,人民不懂礼义教化,便亲自制订了婚丧仪礼制度,使人民都能依礼行事。一次,许荆到耒阳县行春,遇上两兄弟争财产打官司,许荆对这兄弟二人自责说:我荷负国家重任,却未能教化子民,这是我的罪过。随即吩咐文吏写自罪文书,上报请罪,终于感化了争讼着的兄弟俩,当场和解,并向许荆请罪(《后汉书·循吏列传》)。光武帝时,九真太守任延,鉴于当地骆越族人没有嫁娶礼法,婚姻关系混乱,人们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的情况,行文各县,规定男20至50岁,女15至40岁,一律按年龄相匹配。因贫穷无法交纳聘金的,由县内各级官员节省俸禄支助。自后乡民生下的子女,才知道自己的种姓。

两晋以后,适逢自秦汉以后的第一次中原人南迁的移民 ,带来了汉族的礼义教化、风俗习尚,岭南土著居民,深受薰陶。驻任岭南的各级官吏,也积极推行儒文化。不少官员还亲自主持为“孝子”、“烈女”、“节妇”扫墓、旌表、立坊碑、建祠庙。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移风易俗。正如明嘉靖《广东通志》所说:“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由此可见,岭南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基本形态,实际上是与岭南整体文化的转型大致同步,而且是以汉民俗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民俗文化与汉族民俗文化的深厚渊源,自秦汉始,至南北朝分裂状态结束,已有超过800年的历史。

(2) 岭南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

岭南民俗文化具有汉民俗的主要表征和内涵,但又具有鲜明的独特风采,处处体现着自成一格的特征。

一是秾丽多姿的岭南风情。岭南大地全年草木常青,四季鲜花飘香,景色迷人。既有风光险峻雄奇、山歌处处的客家村寨,也有河川交错,稻浪翻波的潮汕平原;既有鱼塘桑田、红荔如火的珠江三角洲,也有微带异域情调、风情万种的侨乡,也有港湾如新月、渔船进出繁忙的南海渔村;既有繁华热闹的南国名城,也有椰林摇曳、槟榔飘香的南海明珠……真可以说是七彩缤纷,风情万种,蕴含着无限诗意和浪漫情怀,处处散发着不同于内地的诱人魅力。

二是古南越族民俗的情调和气质。南越族虽然早已在民族融合中消亡,但作为民俗文化的某些因素,却仍然可以通过传承、变异、演进等无形的渠道,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甚至延续至今,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生产等民俗事象上,而且渗透到岭南人的潜意识中,造就了岭南人勇猛慓悍、坦荡不羁、不易拘束、务实重信的气质和性格。这一特征,使岭南民俗往往与汉民俗出现显而易见的差异,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民俗的“离经叛道”的倾向,较之汉民俗更具反叛性和灵活性。

三是多元的民俗兼容性和开放性。岭南民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不仅以开放、兼容的姿态接纳了汉民俗,而且也以同样的姿态接纳了楚民俗、吴越民俗和闽民俗。更应注意的是岭南悠久的与海外交流的历史。从先秦以来岭南人便在茫茫大海中探索,并与南洋诸岛国居民实现着文化交流。秦汉以后,岭南的海外交流更日益频繁,交往的地域也越来越遥远广泛,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诸岛而印度、阿拉伯、地中海,直至东非。汉唐时明显受印度、阿拉伯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的影响。明清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兴起,殖民主义潮流泛滥,岭南首当其冲,也因此而得西方风气之先。西方民俗也先是在澳门、香港,继而在沿海地区无声地渗入,加上归国华侨回乡定居日多,西方民俗的某些生活习俗、甚至价值观念,自本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渗入到岭南民俗中,使岭南民俗或多或少带有异域的“洋味”风情。

岭南民俗多元的兼容性、开放性特点,使岭南人对民俗的新事象更易于接受,从而赋予岭南民俗更活跃强劲的生命力。岭南民俗也因此而更富于变异性和开拓性,往往因此而不惜弃旧迎新。

岭南民俗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总的说来是健康的。大多数的民俗,都是岭南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积累与升华。其中有记录岭南先民开基创业的史诗式的传说、遗迹;有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无限热爱向往的理想情怀;有的留下饱含血泪的挣扎和反抗;有的充分表现岭南人民作为龙的传人的无限忠贞和自豪。最有特色的是反映岭南风情的日常生活习俗和表现岭南人民开拓、冒险、创新精神的风尚爱好:那驰名世界的饮食文化,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形成的“哭嫁”、“童养媳”、“不落家”、“自梳”等等不和谐的婚姻变奏曲,为铭记岭南及中原杰出人物的历史贡献而形成的种种独特习俗、古建筑传说、历史人物神化、仙化的浪漫传奇式的节日活动和纪念方式……这一切,构成了岭南民俗的丰富多姿,充满南国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具有浓郁的生活美、人情美;构成岭南民俗最有魅力的总体特色。我们将在以下各节中摘其精采,略加评介。

八大元素,点亮岭南风格建筑特点

岭南文化·岭南与岭南文化·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 历史悠久

岭南地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可上溯到13万年前的原始社会群体时代。

1958年夏天,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狮子山狮头洞中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化石。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用铀系法测定,为距今129万年前的“古人”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马坝人”。这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剑齿象、纳玛象、大熊猫等多种古动物群化石。1984年秋,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了长条形和扁圆形砾石打制的砍砸器各一件,进一步证实了马坝人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这一事实。

马坝人头骨比北京猿人薄,前额比北京猿人高。面部具有人种的某些基本特征。与1956年在湖北长阳县赵家堰洞发现的长阳人,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丁村人,同属“古人”类型。

马坝人在岭南生活及其发展的历史,虽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但马坝人是岭南人类历史上的远祖及中华民族祖先的一部分,早在13万年前,就已在这块中国南方“蛮荒”宝地上生存着,繁衍着、发展着,并不断创造着岭南的历史文化,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我国人类历史进入“古人”阶段后,经历漫长的进化,约在4—3万年前,从北到南,先后进入了“新人”阶段。在本世纪60—70年代,岭南在今广西柳江、灵山,广东封开等地区,先后发现了“柳江人”、“灵山人”、“峒中岩人”等多处“新人”阶段遗址的人类化石和众多文化遗物,经证实为与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台湾左镇人属同一阶段(约前3万年)的“新人”化石。新人,又称“晚期智人”。岭南“新人”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没有了马坝人的原始性,几乎与现代人没有明显的区别。从使用的工具看,已进入了旧石器晚期,而且学会了支配、使用火,由茹毛饮血进而为熟食。从所发现的灵山人化石竟达四五个之多,更进一步证明,岭南新人已从流动分散的原始群体向比较固定集中的原始群落转变,从而开始了最终与动物分离,逐渐步入人类原始氏族公社的雏形。

大量文化遗址的出土,科学地证实了岭南先民约在7000—6000年前,与中原地区先民差不多同时进入母系氏族公社。而岭南父系氏族公社的出现,却比中原晚了近1000年。据考古发现证实,广东北部地区约于4500年前率先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从迄今为止岭南已出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数百处文化遗址、墓葬的时间测定,大部分地区都约在3000年前,即新石器晚期至末期,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而较晚的雷州半岛及海南地区,还有两广境内腹地山区,更迟至2000年前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早已从学术空前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崩溃时期)进入西汉封建社会了。尽管如此,在中原人进入岭南之前,岭南先民已经在相对封闭的“蛮荒宝地”上,生活了十多万年了。

据史籍记载,早在尧、舜、禹时代,岭南地区便已名义上统属于中原。但真正与中原发生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应该是从周王朝时代开始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北面的近邻楚国、沿海地区的吴、越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更为频繁,而且曾一度成为楚国的属国,今广州市在先秦时代曾命名为楚庭。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以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进军统一了岭南,将今广东大部分设为南海郡;今海南省、广东西南部地区、今广西西南部和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设置为象郡;今广东沿西江两岸及广西中部延伸至今桂林一带设置为桂林郡,从而第一次正式列入国家的行政建制。公元前206年,秦亡汉立,赵佗乘机在岭南建立相对独立的南越王国,直至公元前111年,南越贵族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派大军平定,岭南重新纳入于汉王朝行政建制。自此以后,除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刘在广州建立过南汉王国外,岭南地区一直都是历代王朝行政建制下的祖国南方边陲重地。

(2) 文化灿烂

文化的涵义,当今有着多种不同的界说。笔者认为,文化就是人化。也就是说,文化是作为社会的人为生存、发展而创造的、不断积累的,而且又是不断发展、创新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和财富。文化的最广泛意义,就在于既是人类创造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影响着、塑造着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向、习惯信仰、道德行为规范、民族情感和性格气质,以及特定社会和地域的风尚习俗。岭南灿烂的文化,即以此为界定。

岭南文化是岭南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社会实践创造出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早期的原始文化、接受华夏——汉文化的融汇整合,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经历数千年的积累进化,始终显示出与中原华夏——汉文化的差异,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从岭南文化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大致上可分为:原始本土文化时期、以中原华夏——汉文化为主体时期和形成多元结构的成熟期三个阶段。

①南越族文化——原始本土文化

先秦时期,我国南方曾有过一个从江浙到云南、越南北部的庞大民族群体——越族,历史上习惯称为“百越”。引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就是所谓的“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说,“百越”是以共同文化圈为特征的民族的集合体,其中有着多个不同族系的独立的民族。根据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多种历史资料的综合考察,“百越”中主要的民族有江苏的句吴,浙江的于越、东瓯,福建的闽越,两广地区的南越,云贵地区的滇越等。南越族是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他们的远祖便是“马坝人”。

南越族约于夏末商初开始形成,至春秋时代发展成熟。南越族作为一个原始民族,不仅具有原始民族的共同特点,而且明显地受岭南生态环境和复杂、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和影响。

由于境内为高山和河流所分割,南越族人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只能以小聚落、大分散的形式,散居于岭南大地。整个南越族便只能过着分支众多、各不相属、各自为政的社会生活。氏族部落之间为生存利益而战争频繁。中原人便有了“越人好斗”的深刻印象。

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南越族人只能独立地发展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独立地创造着适合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原始本土文化,并因而深深扎根于岭南大地,获得深厚的民族的、地方的沃土的长期培育,显得根深叶茂,以后虽经受华夏——汉文化的强大冲击、融汇、整合而最终汉化,但仍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今天岭南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具魅力的个性。

南越族文化作为岭南原始本土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塑造了岭南人的永不消亡的文化性格:刻苦耐劳,勇敢善战,灵巧机敏,勇于冒险,富于开拓创造精神。既处于封闭的地理位置,又面对神秘莫测的浩瀚海洋;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须面对严酷恶劣的生活环境;经过与自然界长期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育成南越族人最可宝贵的文化性格。

在南越族人文化性格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适应民族生存的原始本土文化:在居住方面创造的干栏巢居,至今仍在岭南地区承传着,与北京四合院、西北窑洞、客家土楼、云南一颗印并列为我国的五大特色民居建筑;南越族人为突破封闭而无畏地在大海中冒险探索,不仅发展了原始的船文化和航海技术、知识,而且为秦汉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越族人偏好水产而又致力于火耕水耨的稻作文化,为后来驰名中外的饮食文化提供了极可宝贵的经验和富于岭南风味的地方特色;南越族人刻苦耐劳的精神,为秦汉以后开发岭南、建设岭南、迅速摆脱蒙昧状态,赶上中原文明的步伐,提供了无限的潜力;南越族人勇于冒险开拓的精神,更使秦汉以后的岭南人富于海洋文化的气质,最先从海洋走向世界,接受海外文化的浸润。

由于对大自然的蒙昧无知,南越族人的原始宗教观念颇为强烈,他们笃信神鬼,崇尚祖宗崇拜和图腾崇拜。他们相信大海或江河中有龙神,以求龙神保佑。南越族人以龙子自居,剪发纹身,状如披鳞带鳍的蛟龙,认为这样在水中从事生产活动时,可免受龙神的误伤。在当时,因对自然现象的无知而求助于超自然力的保护,以逃避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这是处于原始状态时的人类共有的心态特征,古南越族人也不例外,并由此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具有浓郁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原始神秘文化,形成后来岭南地区长期流传和发展的神话文化。

②汉化过程中的岭南文化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中原华夏族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属南越族文化圈的岭南,带来了高度农业文明的华夏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原始形态的以南越族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本土文化,从而掀开了南越本土文化汉化的序幕。两汉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已迫使南越本土文化日渐失去原有的光华。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大分裂的局势,使大批中原汉人逃亡岭南,形成中原人进入岭南的一次移民 ,其结果使岭南的土著居民基本汉化,华夏之汉文化作为岭南主体文化的地位日益加强。明代嘉靖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对此即有清晰的判断:“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大意是说,自从东汉末年至东晋期间,中原地区为逃避战祸的人,大都进入岭南定居,子孙后代亦在岭南安家。他们所禀赋的中原文明气质和风尚习俗,对岭南土著产生了薰陶影响的作用,使岭南土著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已接近于中原地区。

两宋时期,全国又一次出现大分裂,到南宋灭亡后,不仅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连长江流域的中原人,吴、越、楚人,也都大批逃向岭南,形成了岭南地区的第二次移民 。岭南地区的汉化也大致完成。当元朝大军追剿南宋的两个逃亡小皇帝赵昰和赵昺,到达岭南时,岭南人民已牢固地树立了儒家“君权神授”的忠君爱国的封建正统观念,遂义无反顾地奋起,为保卫赵家天下作殊死战。

从居民民族成分构成来考察,土著的南越族已经在元初消亡,只有黎、瑶、壮、畲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南越族人的血统。岭南大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成了汉族。而且因地区环境和历史文化等种种复杂的因素,岭南汉族开始形成广府、客家、福佬三个不同的民系,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使岭南文化更为丰富多采。自此以后,直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岭南文化朝着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轨道,加快了迈向成熟的步伐。其中虽经历过明亡清立的激烈的民族矛盾血与火的残酷劫难,但以汉文化为主体,以南越本土文化为本根,以外来先进文化为养料的多元的、开放的、兼容的文化构架和内涵的雏型已经显露。

在岭南本土文化逐步汉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贯串如一的,是本土文化的本根意识和文化性格的潜在力量和作用。无论是已经汉化了的南越土著民族的后裔,还是进入岭南的大量中原汉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作用和制约,从而创造了具有鲜明岭南特色和优势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自明代以后,在物质文化方面,以稻谷为主粮的稻作文化突飞猛进,岭南成为南方著名的鱼米之乡、水果之乡,蔗糖远销欧美各国,并从海外引进了多项重要农产品、药材、香料、奇花异卉。更突出的是珠江三角洲农业所创造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稻基鱼塘”系列立体良性循环的农业耕作技术,使岭南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市场需要紧密联系而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岭南手工业已朝着市场商品的轨道发展。养蚕��丝业、陶瓷业、制糖业、刺绣业以及象牙雕刻等等品种繁多的手工艺制品,构成驰名中外的“广货”系列,不仅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远销世界各地。岭南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在秦汉时期已达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至明清期间,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岭南对外贸易为全国之冠,广州自唐代以来,成为全国最大的出口贸易港口,并享有世界贸易中心的殊荣。

在精神文化方面,岭南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方面,从东汉时期的名家陈元、士夔、董正等,到明代的陈白沙、湛若水,其学术水平及在全国的地位,已达到与王阳明并驾齐驱的高度。在科学技术方面,早在东汉时期,便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和《稻海水土记》。这是岭南最早的对自然资源颇具科学性的分类及研究。在晋初,又有王范为岭南编纂了《交广春秋》,填补了全国史志独缺岭南的空白。东晋时期葛洪的炼丹术、医疗技术及著名的医学著作《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等长期在国内享有盛誉。清初著名爱国诗人、学者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在史志学上是一大贡献。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范端昂辑撰的《粤中见闻》,对清代众多说粤书著述,曾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岭南在宗教文化上的贡献殊多。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均多由海路经岭南传入内地。其中唐代惠能,通过佛教禅宗顿悟的开创,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伟大变革。葛洪在岭南罗浮山传道,成为岭南道教的始创者,为嗣奉葛洪而建的、宋哲宗敕赐的冲虚观,成为全国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七洞天。由于明代中叶基督教最先在岭南传播,使岭南人独得西方风气之先,率先创办了西式眼科医院、全科医院、西式学堂,为以后岭南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岭南的文学艺术丰富多采。文人诗歌沉雄质朴,感时伤世,极富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岭南民间艺术多姿多彩。其中粤讴、木鱼、咸水歌、客家山歌、潮州音乐、珠江三角洲飘色、南海渔歌等等,至今仍极具生命力,为岭南人民喜闻乐见。

岭南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生活气息浓郁,地方风情洋溢,是岭南文化中的瑰宝。

③臻于成熟的岭南文化

以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英、法、德、美、日、俄等多个国家的殖民主义者接二连三地以武力入侵我国,逼使腐败软弱的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文化也大举入侵,岭南人民在这之前已早得西方风气之先,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一方面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写下了中华民族抗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光辉悲壮的历史篇章;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岭南先进爱国人士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自鸦片战争始至20世纪的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变革中,岭南人民无论在社会政治变革、科技领域和人文思想方面,多以西方为鉴、率先行动,前仆后继、执着坚定,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做出了英勇的贡献。岭南文化也在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臻于成熟。

当英帝国主义大量向我国输入鸦片毒品,且肆无忌惮,气焰嚣张之际,是岭南人民在林则徐的领导下,率先给英帝国主义的军舰迎头痛击,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伟大斗争的序幕;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伟大胜利,更显示了岭南人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慨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此以后,岭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间断。

自鸦片战争以后,岭南人民以西方民主为鉴,志在推翻腐朽专制王权的反封建武装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1851年,以广西金田村起义为起点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一反我国历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地以“真命天子”为号召的传统,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这一融合了中华传统观念与基督教的朴素平等思想的口号,以求最终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革命纲领。竟然在岭南大地一呼万应,所向披靡,直捣南京,纵横十余年,举世震惊,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成熟的岭南文化性格和特异优势第一次最集中、最精彩的演示。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更明确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后,便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了广州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防城起义、钦州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及辛亥革命前夕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一系武装革命斗争。岭南儿女及海外岭南华侨,以无私无畏的伟大献身精神,用鲜血和生命,为最终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铺平了胜利之路。

鸦片战争后,岭南地区相继涌现了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促进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大量有益的贡献。其中的杰出人物有早期的我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美国的革新家容闳,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和思想家郑观应,著名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他们都是当时我国最早提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批倡导者,组织者和实行者。

在科学技术方面,岭南也是人才辈出,贡献良多。杰出的科学家邹伯奇,于1844年独立研制成中国第一台摄影机,并成功地拍摄了一批照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制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第一架飞机,并在1910年第二届国际航空器飞行比赛中,一举夺冠,为祖国争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誉。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广东曾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建;北伐军在广州组建并誓师北伐; 同志曾在广州创办农民讲习所;在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的岁月中,岭南革命者奋然高举红旗,发动了永垂青史的广州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岭南人民都曾在远离党中央和革命武装主力的艰苦条件下,无私无畏地英勇战斗: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至今仍为人们尊崇和歌颂。

在物质文化方面,岭南商品经济活跃,海外贸易繁荣。岭南华侨和早期民族资本家,借鉴引进西方先进科技设备,筑铁路、办工厂、开银行,使岭南从19世纪末,便有了最早的地方民族资本的工矿企业和金融业。广东帮商人活跃于世界各地,广货畅销中外,风味独特的饮食文化享誉全球。

岭南人民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业绩和杰出贡献,绝非偶然,是独特的岭南文化臻于成熟所发挥的优势和潜质的必然。概括地说,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古南越族文化基因为潜质,以外来文化为养料而构成的多元文化构架,培育而成的自成一格的文化性格和气质的结果。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林语堂在所著《中国人》(原名《吾土吾民》)一书中,对此曾有极精辟生动的分析: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岭南文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又具有更为开放兼容,富于开拓、创造活力的特点;因有古南越族的文化基因,而富于冒险、进取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抗争精神;因接受外来文化精华的滋润补充,又富于民主科学精神和以商品意识为价值取向的机巧灵活,却又能保持民族尊严、富于爱国主义热情,不失炎黄子孙的气节风范。

然而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岭南文化一度显得消沉,令人惋惜,更令人深省。

进入本世纪80年代,岭南却突然地,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外人们瞩目的热点。历史的巨轮运转了将近半个世纪,沉睡已久的岭南活跃的文化机制复苏了。在短短的十五年间,岭南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竟创造了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神话般的奇迹,成为名实相符的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和经济的窗口。其自身也重获青春的活力,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繁荣的势头,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处于全国国民经济落后地位的状态,一跃而成为先进富裕的地区。在搞活经济的同时,不仅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重振了岭南文化的优势,开拓了新时期岭南文化的新格局,培育了岭南人的文化自觉参与意识。究其原因,正是传统的岭南文化优势作用的结果。是岭南多元的、开放的、务实的、兼容的活跃文化机制,又一次与西方文化接触、碰撞、交流、吸纳、融合的必然。

诚然,岭南文化并非完美无缺的。多元的、活力充沛的岭南文化,造就了岭南人开放、进取、务实的性格优势,也刻下了各种文化消极因素的印痕。岭南人的文化性格是充满矛盾的;活跃的生命力与老成垂暮的惰性并存;既有冒险、开拓、进取、兼容、模仿、创造的气魄与智慧,又有下意识的保守、柔顺、恪守封建道德伦理准则的愚昧、麻木和奴性;既富于商品意识的重利轻“义”价值观念,又有庸俗市侩、迷信鬼神的恶习。

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是我国本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总体目标。岭南文化应以自己的优势,促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因此,岭南文化的现代化,应该被提到首要地位。事实上,文化的现代化,应该以人的现代化为前提。从目前的情况看,岭南文化中人的因素,还并不令人乐观,与当前国际现代化的高速度、高信息、高科技的要求,颇不适应。为此,近年来关注岭南文化发展走向和前景的学者及社会人士,都产生了迫切的危机感。也许正是这种危机感,能促进岭南文化在秉承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爆发出改造自我、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尽早重构真正闪耀着现代精神文明的崭新的岭南文化体系。

岭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壮族的历史文化

岭南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曾经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是当今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若是有机会到岭南一代去游玩观赏,一定会为岭南建筑赞道,从而爱上这种形式的建筑风格,接下来就带大家去了解岭南文化建筑的特色,一起来看看吧

(1)宁变勿仿,宁今勿古。现代岭南建筑的先驱,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夏昌世教授以现代建筑风格设计广州文化公园水产馆、中山医学院和华南工学院校园中的建筑群,在全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作品中山医学院医疗教学建筑群还荣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2)追求意境,力臻神似。广东人在每一种艺术创作中都刻意追求岭南特色,建筑创作也一样,追求意境,立意在先,处处体现出中国的岭南的情调和神韵。例如白云山庄的诗情画意,白天鹅宾馆的能唤起海外游子思乡之情的“故乡水”。

(3)因借环境,融为一体。岭南建筑重视选址立基,与环境融为一体,继承了传统建筑的精华。“白云宾馆”、“双溪别墅”、“白天鹅”等宾馆建筑是其中的佼佼者。

(4)群体布局,组合空间。岭南建筑结合气候特点,使建筑物具备现代景园特色,而只在门厅、中庭、休息廊、餐厅、走道、卧室之中布置园林花木,赋予环境以大自然的情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将中国园林的精神与现代建筑的格调浑然一体的东方宾馆庭园。

(5)清新明快,千姿百态。岭南建筑善于利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特点,创造通透空间及虚灵形体,形成清新明快的建筑形象,同时借鉴古代亭台楼阁原型,使新建筑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6)室内设计,丰富多彩。岭南建筑在室内设计上利用传统手法,如灰塑、陶塑、砖雕、木雕、洞门景窗、空花博古、贴地铺地、彩色玻璃、镶拼壁画、盆景几架、特色家具、匾名对联等等,使室内景观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7)景园文脉,推陈出新。岭南建筑最大限度地吸收、借鉴中国古园林空间手法,移植到建筑与城市设计中,从而产生出鲜明的特色。例如白云山、越秀山、流花湖公园、兰圃、烈士陵园、麓湖、东山湖公园等。

(8)神似之路,殊途同归。岭南建筑学派主张新建筑与传统形式风格要神似,不要形似。要神似,反映了一种文脉意识,对传统精神及集体无意识的关注,对环境整体性及人性空间的尊重,对与世界潮流同步的强烈愿望。

结束语自古岭南地区就以绘画艺术为主要的文化,岭南绘画艺术萌芽与新石器时期。如今岭南建筑更是建筑史上最为经典的典型,闻名世界,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岭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壮族的历史文化

(1) 壮族的历史

据1990年人口普查,壮族人口已超过一千五百万,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少部分散居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有些学者认为,秦以前壮族曾遍布于两广,而且是现今广东省境内最主要的土著居民,构成古南越族的主体(陈正祥《广东地志》,1978年出版)。大部分学者大致上认同这一观点。如梁庭望等编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壮族文学概要·前言》便认为:“先秦时期,壮族的祖先西瓯人和骆越人,分布的地区北到五岭山脉,西北到达湘、桂、黔三省交界,东达番禺(今广州市)之西,东南到达广东高州一带。”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壮族是西瓯人和骆越人的后裔,西瓯骆越是壮族的祖先,”“西瓯骆越也可以说是壮族的第一个族称。”由于古人对南方少数民族了解模糊,族别概念不清,往往想当然地随心所欲地予以混称的现象较为普遍,故自两汉以来,又笼统地称之为“獠”、“僚”、“狸”、“俚”。自晋以后,又改称为“狼”、“俍”,并沿用至清代。如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傜语》说:“大征罗旁(按:瑶族的一个分支),调广西狼兵为前哨。”但自南宋以后,又称之为“獞”、“撞”、“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庆远·南丹(均在今广西)溪洞之民呼为僮。”而各地壮人却有多种自称,如:布侬、布板、布蛮、布沙、布壮、布越、布土、布衣、布雅伊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称为僮族。由于“僮”字在历史上带有歧视性的贬意,故由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于1965年提议,改为壮族。

壮族社会历史悠久,经历过漫长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奴隶社会阶段;至唐代奴隶制开始日益瓦解,到宋代才确立了封建生产关系,进入封建社会。

壮族人民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富革命性的民族。早在秦始皇派遣大军进入岭南时,壮族的先祖西瓯人便曾奋起作殊死战,苦战三年后,终于大败秦军,杀死秦军统帅屠睢。在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壮族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武装起义的斗争。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起义军中便有大批壮族战士,充任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在壮族英雄西王肖朝贵率领下,所向披靡,直捣湖南长沙。肖朝贵在长沙战役阵亡后,这支壮族子弟兵,又在壮族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率领下,和洪秀全大军一起,继续战斗,一直打到南京。之后,又由林凤翔、李开芳率领北伐,前锋直达天津附近的杨柳青。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壮族人民的子弟兵做出的贡献是壮族人民在反对封建统治者伟大斗争中写下的光辉的历史篇章。19世纪末,壮族人民的子弟兵又成为云桂、越南抗击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黑旗军的主力,多次大败法国帝国主义侵略军,威震南疆,写下了武装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光辉历史。

由于种种政治的、历史的和地理环境、生态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壮族人民的聚居地有着较大的变化。自两汉以后,原来主要聚居于桂东南及广东中西南部的壮族先民,或向西迁移,或与汉族融合而汉化。目前壮族主要聚居于广西的柳州、南宁、百色、河池等桂西地区;广东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及广西东南部,本是秦汉时壮族先民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反而人数很少了。

(2) 西瓯、骆越遗风

壮族受汉文化影响显著,原古越族文化遗存并不明显,但并未完全消亡,在生活习俗中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古南越族西瓯、骆越人的古风遗韵。

壮族人民受汉文化影响,妇女地位低下,但却残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妇女权威因素,体现为舅舅的地位和权威无处不在,受到极大的尊重。凡是外甥的家事,无论大小,舅舅都有权过问。外甥的婚事,事前必须征询舅舅的意见;外甥离婚、分家、父母丧葬等等,舅舅都要过问和参与;甚至外甥居丧期结束后的第一次理发,也要由舅舅充任理发师。这显然是古南越族西瓯、骆越人——壮族的先祖,母权的残留和曲折反映。

原始宗教色彩浓郁的多神崇拜,是西瓯、骆越古风遗韵的又一集中表现。壮族民间至今保留着信巫尚鬼、崇拜多神,迷信鸡卜等原始宗教信仰。人们除了崇拜祖先之外,还崇拜各式各样的自然物象。山头的巨石、路旁的古树、爬行的蛇虫、强有力的飞禽走兽、流淌不息的江河、轰鸣奔泻的瀑布、高耸的山峰……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被封为不同威力或作用的神灵,并对之诚心顶礼叩拜。且巫师地位崇高,直至本世纪50年代,巫师仍然是人与神鬼沟通的不可取代的权威。壮族人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禁忌也多而杂,每逢大事,必请神问卜,以求安宁,多福避祸。现在的年轻一代早已抛弃的种种多神崇拜观念,在年老一代中,仍然笃信不移。

壮族的婚姻习俗,虽明显近于汉风,却远比汉族婚俗富于人情味。几百年前,壮族男女青年的交往和谈婚论嫁,是相当自由而富于浪漫情调的。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粤歌》中描述道:“狼(壮)之俗,幼即习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纵之山野,少年从者数十,以次而歌,视女歌意所答而留一人,彼此相遗。男遗女以一扁担,上镌歌词数首”,“女赠男以绣囊锦带,约为夫妇,乃倩媒以苏木染槟榔定之。婚之日,歌声振于林矣。”这种婚姻习俗,依然明显保留着古南越的民俗遗风,后来受汉族封建婚姻制度影响日深,自由择偶、以歌为媒的习俗,便平添了许多封建婚姻制度的内容与形式,变形为一种半开放式的婚姻习俗。

当前,壮族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而且还严格遵守族内、表亲禁止通婚的规定;在形式上有明显的买卖婚姻倾向。离婚,壮族民间便称为“嫁老婆”,其买卖婚姻之意是极为明显的。不过未婚男女还有在“相亲”中作出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若不满意便一切作罢;若男女双方有意,才由双方父母及媒人出面,谈婚论嫁。比起汉族过去的封建包办婚姻,有人情味得多了。

(3) 家喻户晓的“歌仙”刘三姐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的著名人物,在壮族人聚居地,可说是无人不识刘三姐。影响所及,两广地区民间各族人民亦都熟悉和喜爱“歌仙”刘三姐;关于刘三姐的种种神奇美好的传说,长期在民间流传。这无疑是壮俗好歌的民风的结晶,是壮族人民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

相传刘三姐是唐朝人,广西《浔洲府志》说她生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该志还载有一段颇为生动的传说:

刘三妹七岁即好笔墨,聪明敬达,时人呼为女神童。年十二,即通经传而善歌,父老奇之,偶指一物索歌,顷刻立就,不失音律。……年十七,将于归,忽朗陵白鹤乡一少年秀才张伟望者,闻歌仙之名而慕焉。不辞跋踄,登门叩访。礼尊宾主,言谈举止,皆以歌为节。乡人敬之,特架一台,置二人于上,一唱阳春,一唱白雪。……如是三日,竟忘寝食,而歌声不歇。人人艳赏,声振于野,未免杂塌。三妹曰:“此台太低,人声喧闹,而韵致不明,请陟山顶与君长歌七日如何”秀才曰:“既蒙不弃,愿步追随。”二人迳登山顶,偶坐而歌,若出金石,声闻于天。至七日望之,则见其形而不闻其声矣。乡人曰:“二人竞歌已久,可请下山。”乃遣数童登山以请,而童子讶然极曰:“奇哉奇哉,二人化为石矣!”众皆惊骇。……其所许林氏夫闻而疑异,即登山以验,旁立长笑,亦化为石。

故事生动传神,放歌成仙,更富浪漫传奇色彩。刘三姐的传说中,更有说是她以歌闻名,为一土豪恶霸欲强娶为妾,刘三姐坚贞不屈,终被迫害而死,死后成仙,世世代代,成为壮家人的歌仙和守护神,直接表达了壮族人民的反抗精神和美好愿望。本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歌剧和**《刘三姐》,即依此传说而编成。刘三姐的形象也因此而传遍中外,四海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