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是一个奇人，跟第三、四、五、六代导演都合作过，且每一部都是经典之作。
与谢晋的《芙蓉镇》，跟谢飞的《本命年》，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同陆川的《寻枪》，这四部电影中，姜文最好的表演在《本命年》里。
《本命年》以写实的笔触，不带任何技巧的表现手法，探讨一代年轻人的焦虑、挣扎，找不到归宿的矛盾心理。
导演谢飞用平实的镜头记录李慧泉这个普通个体，试图从他身上，与观众一起找到解决办法，可不论是顺潮流，还是逆潮流，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被劳改后的李慧泉，想要重新来过，走到一条正道上，但他怎么走都走的不得劲儿。
片头他被放出来后，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一个人为自己接风洗尘就注定了他终究是一个人。
片尾他逆着散场的人潮往后走，没人多看他一眼，这一段的声画蒙太奇，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声音一一闪过。
赵雅秋、罗小芬、罗大妈他们都走向了新时代，只有李慧泉自己停在了自己的本命年，没躲过时运不佳的宿命。
开头他就因年少无知，为朋友出头打架弄出了人命蹲了号子.
结尾处他自己成了那个倒在血泊里的人，正如双簧演员说的那样，“刚才你跟谁说话呢？”“一个观众，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
泉子从未成为过生活的主角，永远都是旁观者，看着别人怎么活，怎么上演生活这出大戏，这让电影的镜头几乎都是第三视角，我们看他，他看片中人。
他看着儿时朋友罗小芬嫁人生孩子，看着纯爱的赵雅秋慢慢变坏，看着好哥们儿叉子越狱逃跑，看着骗他钱的马义甫沦为赌徒，看着不是好人的崔永利骄奢淫逸。
他羡慕罗小芬的家庭如意，想用自己的纯改变周围的乱，他用真诚劝赵雅秋别跟有老婆孩子的崔永利瞎混，但她还是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他想打马义甫一顿，唤醒他什么都没劲的消极，可人家根本不愿意接受他的教育，只想浑浑噩噩的活着，他想让叉子自首，但终究过不了情义这一关。
到头来，他什么都改变不了，反而让自己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人们都在竭尽全力的为自己，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有他连最基本的欲望都不敢满足。
崔永利安排好了一切，他仅仅是掀开毯子看了一眼，傻愣愣的跑回家自己解决，他的拳头很硬，俩仨人近不了身，但他从根上还是一个怂人，不敢向前迈出一步。
他有思考过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可他没有找到答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虽没什么成就，也没多么精彩，但也算凑合活着。
只是他的的这种不知未来在哪的迷惘，如同在出租车上落的那一滴泪一样，告别了伤心的过去，但今后何去何从依旧没个定数，没个着落。
李慧泉看不太懂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用旧思想审视新事物，致使他走的踉踉跄跄，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他不懂有老婆孩子为什么还要出轨，不懂已经被改造了，方家人怎么还是不肯原谅，不懂有大好青春，为什么要糟蹋自己。
他之所以不懂，是因为他没有过主见，都是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让支个摊，卖些时髦的衣服，送女孩回家，他全都照做。
最后，他终于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活。
看演出，别人笑时，他呆若木鸡，别人不笑时，他咯咯发笑，与大势不在一个频率上，别人投来的异样眼光让他无所适从。
当他准备与时代握手言和，跟其他观众一样一同笑的时候，表演已经落幕。
没有人等他走完那几步，更不会注意他会不会醒来，李慧泉临了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怎么样才算好好活。
李慧泉身上的这种悲情，也是第四代导演集体落幕的感伤。
第四代导演是命运坎坷的一代人，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便遇上浩劫，让他们系统学习的电影知识在三突出中被荒废。
好不容易熬到了改革开放，像新好莱坞之于好莱坞一样，第四代导演在商业和艺术方面都革新着中国电影，让中国电影进入黄金时代。
可在他们准备大展鸿图，大有作为的时候，碰上了天赋出众的第五代导演。
前有第三代导演谢晋、崔嵬等人等着他们超越，后有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等人在全力追赶，第四代导演在夹缝中勉力生存。
正是因为这种境遇，让第四代导演的知名度普遍不高，在国际荣誉上不如第五代，在历史地位上拼不过第三代，但第四代导演并未就此气馁。
他们在第三、五代之间起到了完美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吴天明、谢飞、黄健中、吴贻弓等人不仅重新发展和塑造了中国电影，还帮助许多第五代导演功成名就。
也许第四代导演的本命年流年不利，但是《本命年》确实让人看到了第四代导演对社会、时代的精准琢磨，以及娴熟的电影技法和高超的讲故事能力。
只可惜，当年在平均票价仅有一毛三的1990年，《本命年》的票房只有可怜的三万。
与同年在大陆上映，拿下1.2亿票房的《妈妈再爱我一次》相比，《本命年》的本命年真是孤独的李慧泉。
谢飞导演曾说：“电影既是娱乐，是商业，又是艺术，又是一种语言，一种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市场。”
“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但第四代导演在中国电影的进程中的贡献却不可磨灭，他们用自己的本命年成就了其他人的本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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