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芳香型”贪官段文泉:花84万在单位装香氛,为升迁攀附白恩培、秦光荣)

“在下属的眼中,他所有的衬衣跟裤子都熨得笔直,皮鞋干净、发型持重。头可断,发型不可乱。”2月20日,云南卫视播出警示教育专题片《“官油子”现形记(上)》,首次披露云南省属国有企业专职外部董事段文泉相关案情。为了升迁,他攀附白恩培,还钻进秦光荣的“圈子”。

头可断,发型不可乱

段文泉出生于1972年3月,河北涿州人,博士研究生学历。他长期在云南工作,曾任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南省属国有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

段文泉(图片来源:云南省纪委监委)

段文泉被称为是“芳香型”官油子。专题片指出,“在下属的眼中,他所有的衬衣跟裤子都熨得笔直,皮鞋干净、发型持重。头可断,发型不可乱,举手投足都是清新儒雅的形象。”

注重生活品味的段文泉,不惜挥霍浪费公共财产,在单位办公区域安装使用84部香氛系统,只为保持办公环境的芳香怡人。

2021年11月,段文泉被查,2022年4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去年9月,云南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提到,2013年12月至2021年4月,段文泉多次收受下属和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的木质工艺品,高档红酒和白酒共32瓶,高档香烟共16条,虫草2500克,礼金3万元;段文泉及其家人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赴境外和西藏、海南等地旅游安排;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食用高档菜肴、饮用高档酒水;多次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供其本人及家人使用,产生的油费、通行费、维修保养等费用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挥霍浪费公共财产,审批同意在单位办公区域安装使用84部香氛系统,支出费用84.9万元,造成不良影响。

为升迁攀附白恩培、秦光荣

2008年,36岁的段文泉已是一名处级干部,担任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但由于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屡屡受挫,他想到了“制衡之术”。

“当时对我来说,要在这么一个矛盾过程中自保,只有更大的权力才能制约权力。”段文泉说道。

段文泉攀附白恩培 图片来源:云南省纪委监委

于是段文泉攀附上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恩培的妻子张慧清仅用一个电话,就把段文泉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让他尝到了与“权力”结交的甜头。

2009年,迷信权力的段文泉又通过“政治掮客”苏洪波钻进了秦光荣的“圈子”。2012年,经秦光荣安排,段文泉上位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把手”。

段文泉、秦光荣、苏洪波 图片来源:云南省纪委监委

当上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后,段文泉自诩找到了做大企业的“捷径”,一心做大求快,追求用华丽的数字,装裱企业“门面”。在经营上,脱离主业,采用空单贸易、大肆并表的手段,为报表注水,揠苗助长,虚增营收数额,一心想用虚假的利润和营收捞取政治“油水”。

专题片指出,段文泉的所作所为,造成巨额国资难以收回。

面对镜头,段文泉忏悔道:“我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善良、正直、奋进中间的我和我内心深处丑恶贪婪的我一直在斗争。我的错误也体现了我的两面性、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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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妇想让情夫升官当市长 赴京找"张新政"帮忙结果被骗

“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日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地方随后也有了动作。江西省纪委十五届三次全会将打击“政治骗子”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连日来,以印发典型案例通报、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清“政治骗子”的本质和危害。

事实上,“政治骗子”由来已久。1955年,被称为“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案”的当事人李万铭行骗多年,靠造假混成中央处级干部后被捕入狱。老舍还按照此案创作出话剧《西望长安》。近年来,在落马官员的相关通报中,“结交‘政治骗子’”的措辞更是频繁出现。

数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期高层将打击“政治骗子”提上了新高度,原因有二,一是“政治骗子”已从局部问题变为普遍性问题;二是随着形势变化,反腐工作的重点和策略正经历相应的调整。

骗子与掮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披露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与两位“政治骗子”长期交往的故事。

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石晓春和傅政华相识几十年,很早就看准傅政华是个官迷,生出了利用他的念头。2018年,石晓春向傅政华吹嘘自己有特殊门路,能帮他“搭天线”谋升迁。另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政治骗子”李全更是和傅政华交往20年。他把自己包装成专家学者,告诉傅政华自己是领导同志身边的高级智囊。这些年里,两人打得火热,成为莫逆之交。


傅政华

据专题片,交往的过程中,石晓春、李全都利用傅政华的职权为自己和关系人办事、站台,谋取了大量利益,但二人带给傅政华的只有一个接一个的谎言。这是典型的“政治骗子”。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最初是口语化的概念,后来成为专有名词,是指通过虚构或伪造真假参半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以政治利益为诱惑,骗取权力主体的信任,以达到谋求特定利益的政治欺诈行为的实施者。

相比“政治骗子”,“政治掮客”是一个更早概念化的名词。2002年,《中国监察》杂志发专文详述,“政治掮客”在政治领域活动,专事为他人办理各种证件、审批手续,帮助调动、安置、分配工作,联系参军、上学,谋求官职、官位。其显著特征是利用公务人员手中的权力来办事,从中捞取钱财或谋取其他利益。

毛昭晖分析,“政治骗子”和“政治掮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掮客”更多的是受权力主体和资本主体的委托,在权力和权力之间、权力和资本之间进行牵线搭桥的中介人。与之相比,“政治骗子”是政治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其自称的身份和掌握的资源基本都是假的,自然也办不成事情。另外,相比“政治骗子”,“政治掮客”获取的利益仅仅是佣金、中间利益;他们也可能搭权力便车,在作中介的过程中获取信息,再去进行利益投资。

在毛昭晖看来,二者也有共同点,即都以仕途发展、化解政治危机为其活动内容的核心。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政治骗子”可以“晋升”为“政治掮客”,“政治掮客”也可以利用“政治骗子”的骗术。

多个案例显示,“政治骗子”在形象包装、行骗手段方面具备一些共性,他们一般承诺可以做两类事,一是运作升官,二是逃避组织审查调查。


单增德

傅政华和两位“政治骗子”的交往,就是因其承诺可以运作升官。同样因升官心切被骗的还有原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单增德的情妇去泰山烧香拜佛时“巧遇”一位“大师”,“大师”说只有单增德当上了市长,情妇惦记的一块地才能到手。而要当上市长,需到北京找一个叫“张新政”的人。情妇照办,果然在京找到“张新政”。对方索要运作费,单增德拿出180万,最后官没买成,“大师”和“张新政”也都没了影。

“政治骗子”常用的另一个诱饵是帮助官员“逃避组织审查调查”。为了帮己脱罪,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叫欧阳荣华的商人身上。他相信对方有“游说中央领导”的能力,甚至在2014年6月落马前夕,还频繁到北京与欧阳荣华商量“对策”,并奉上5000万元礼金求打点关系,结果事未办成,钱打水漂。

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被查前特意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央纪委工作过的人,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模拟演练如何对抗调查。后来真相大白,这个“政治骗子”其实是兰州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

既然大多情况下是虚张声势,“政治骗子”的诈骗伎俩为何能一再得逞,甚至让一些官员长期被蒙蔽?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多是满足部分官员的心理需求,让他们不断产生心理期待。

高层发声

在近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在毛昭晖看来,这说明“政治骗子”已从前些年相对个别、区域性的现象逐步发展成一个普遍性问题,危及到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


刘新云

近年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被查处官员的通报中,“政治骗子”的表述多次出现,如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盲目听信“政治骗子”;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山东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党委书记、主任窦玉明同样将“政治骗子”奉为“座上宾”。

“从这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政治骗子’已成为导致很多中高级官员落马的重要因素,成了腐败的催化剂,到了不得不治的节点。”庄德水说。

除了问题本身的严峻性外,高层对“政治骗子”的关注,还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反腐重心和策略正在调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传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反腐工作的重心在官员身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反腐的认识进入新阶段,反腐打开了新局面,现行反腐策略得到调整,“反腐不仅要针对官员,还要对腐败长期存在的土壤进行治理,倒逼相应的制度建设”。

在毛昭晖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治理“政治骗子”,就是政治监督精准化的一个可能的途径。

事实上,对“政治骗子”的打击已进行了数年。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被称为“最严”党纪处分条例。该条例虽未明确提到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政治掮客”方面的规定,但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提到“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国内一位反腐研究专家曾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相当于将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等行为纳入了违反政治纪律的范畴,也意味着在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在认定这种行为时有据可依。”

近年来,“政治骗子”仍不时被发现。江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政治骗子”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横行无阻,一方面是拿捏住了部分官员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给了“政治骗子”利用制度漏洞的机会。

当前在打击“政治骗子”方面仍存在法律漏洞。毛昭晖分析说,从刑法角度讲,“政治骗子”的运作属于诈骗行为,但“政治骗子”不是法律概念,只能通过党内的规范性文件加以约束。他认为,未来相关部门应完善法律,这是治本之策。

他还提出,应该通过对“政治骗子”的打击和治理,倒查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庄德水认为,有的干部对组织的干部考察锻炼机制不了解,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王传利也认为,“当破除了对权力的过分崇拜,当制度更加健全,社会文明更加进步发展,这个问题才能改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发于2023.2.20总第108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高层向“政治骗子”亮剑

作者:佳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