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外交部驳斥危地马拉总统窜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 ）
4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危地马拉总统今天抵达中国台湾地区，声称要加强所谓的“外交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毛宁表示，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危地马拉部分政界人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危地马拉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是不合理的。这些有识之士的表态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毛宁指出，中国是危地马拉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第五大出口目的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发展对华关系符合危地马拉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心声。“台独”分裂活动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自欺欺人的把戏，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正如危中友协主席巴尔诺亚所说，中国的历史告诉所有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妄图分裂中国不会有好下场。
延伸阅读
最后时间，榨干台湾？美国25家军火商被曝将集体窜台
如今的世界格局出现了大变化，中国的崛起让中美位置出现戏剧性的逆转，多国政要前赴后继齐聚中国，霸权主义者美国开始放软声调要和中国谈合作。
但美国的“合作”是合作吗？
急需“补血”
拜登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急需“补血”来稳定目前糟糕的经济局面。
曾经，美国靠的是发家史上最常用的一招——让战争发生在别国领土，美国从中牟利，所以美国煽动俄乌发生冲突，但是这次似乎奏效了，又没奏效。
“海马斯”火箭炮 图源：美军网站
似乎奏效，是因为美国确实通过倒卖能源、加大军售、挖欧洲墙脚获利，但没奏效是因为这治标不治本，美国的烂根子没解决，反而“美元武器化”让其他国家纷纷逃离以规避风险，造成美元霸权的动摇。
怎么办？
能救美国的中国不买单，美国的盟友们相继变心，这时候美国军火商想起了世界知名提款机——中国台湾。
对台军售
自拜登上台以来，短短时间进行了九轮对台军售。大大小小军售，过时的、不适用的应有尽有，最关键的一点，台湾岛内时事评论员都忍不住吐槽：美国援乌不要钱，台湾军购给钱不给货。
这么好的肥羊哪里找？
于是大约25家美国军火商准备在5月初派遣代表前往台湾，讨论合作生产无人机与弹药事宜。绿媒不以为耻，反而炒作：这将是自2019年以来首度“访台”的大型美国国防产业代表团。
蔡英文此前“过境”美国，试图造势，反而灰头土脸而归——美国执政党避而不见，麦卡锡为代表的共和党只提军售利益。眼见美国军火商组团来薅羊毛，现在民进党反而试图以此挽回颜面：代表团不仅要和台湾防务产业的代表进行交流，还可能与蔡英文见面。
岛内网友炸了：“掏空台湾吗？”“里应外合，不榨干台湾绝不罢休！”
美国军火商组团“薅羊毛”
要知道，此前美国军售就向台湾售卖了布雷车，想让台湾成“地雷岛”变刺猬，恶意让两岸关系紧张，这一次，美国军火商们准备售卖无人机、水面和潜水无人载具、弹药等武备，并声称台湾方面有兴趣。
美国盘算
从美国近来的态度可以看出，台湾只是棋子，随时可以放弃，而且美国政府也清楚，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实力天差地别，不是区区军售可以抹平的差距。
美国军火商们选在这个时候组团前来，就是见势不妙，眼见美国以后很难再打台湾牌，趁膝盖软的民进党还在位置上，趁最后的机会使劲捞一把，至于什么时候交货，交什么档次的货，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中，令他们欢喜的只有——耗台湾民脂民膏，当“美国的提款机”。
美国能够“台湾有事”就会出兵相挺吗？美国的盘算明明白白：尽快捞一笔。
事实上，蔡麦会之后的围岛演练，中国大陆再次亮明了决心，所以民进党军购不仅没用，反而是美国军火商团的蜂拥而来、可能带来的武器，只会加快两岸统一的进程。
听说中国曾为一个联合国秘书长连续20多次动用否决权，是真的吗
1981年,联合国安理会推选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时,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投了关键性的一票,从此在选举联合国秘书长问题上创立了可在五大洲国家间轮流选任的不成文惯例。本文作者凌青,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性胜利。山雨欲来
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的行政首长,也是国际间首席外交官,享有“准国家领导人”的外交礼遇。作为联合国的代表,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任命,其主要职能是:在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的会议中,以秘书长资格行使职权,向大会提交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和必要的补充报告,有权把其认为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此外,还可根据大会和安理会授权负责有关决议的实施。
关于秘书长的任职条件和任期,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大国之间的协调和认可,才终于形成了今天各国共同接受的原则:即联合国秘书长每5年一个任期,可连任一次。根据惯例,5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担任,因为国家的力量太大,而且有否决权,联合国的事,至少表面上不能只由常任理事国垄断。因此,长期以来,这一职位基本上由比较中立的中、小国家出任。从联合国成立直到1981年,共产生过4位秘书长。他们是:挪威的赖伊(1946～1952年)、瑞典的哈马舍尔德(1953～1961年)、缅甸的吴丹(1961～1971年)、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1971～1981年)。其中,缅甸的吴丹是因哈马舍尔德飞机失事身亡,以副秘书长资格,先任代理秘书长而后转正的。由此可见,秘书长这个职位,长期来一直由西方发达的小国占据着。35年间,他们占了24
年,4任人选中,他们占了3个。
1981年,瓦尔德海姆在连任两届秘书长后,仍想继续担任,故出面竞选。同时竞选的有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他是非洲统一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萨利姆是一位年轻而有才干的非洲政治家,在非洲国家中威信很高。在去联合国工作前,曾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多年,对中国十分友好。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时候,当年的萨利姆高兴得在会场带头跳舞。离开联合国后,萨利姆回国任坦桑尼亚外长、总理,后来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是一位在非洲很有影响的人物。
自1971年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后,直到1981年,已经遇到过两次秘书长选举,这是第三次。在前两次中,我们都是先反对发达国家竞选人,支持发展中国家竞选人;两轮后,就转而对发达国家竞选人投赞成票。之所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我们虽然支持发展中国家,但如其他常任理事国不支持,我们也无能为力;第二,发达国家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不好反对到底;第三,中国对联合国事务没有任何私利,不希望影响哪个秘书长为中国政策服务,而且我们进入联合国不久,对情况了解不够,也不想太过张扬。
1981年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期日益临近,我们是不是应该援引过去的惯例,对发达国家竞选人先投两次反对票,再转而投赞成票?对此,我考虑了很久,下不了决心,因为中国虽然并无任何操纵选举之意,但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的人选必须先经安理会的推荐(9票以上,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或不反对),才能提交到大会,和安理会扩大一样,后者可先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最后才由各国议会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因此,在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中,中国必须及时表态,没有时间拖,而中国的一票又很有分量,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看着中国怎样做,另一方面,联合国事务虽然经常在大国影响之下,秘书长也难有作为,正如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赖伊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世界上最难干的职务”。但毕竟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这一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最高代表人物,地位非常显赫,甚至有人戏称他为“世界总统”,因此,参加竞选的人和他所代表的国家也都很重视选举结果。
经过反复衡量,我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第一,竞选人之一的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重要人物。他此次出来竞选不仅代表他个人,而是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代表整个非洲。毛泽东曾经说过,是非洲国家把我们送进联合国的,如果中国只支持两次就转向,显得我们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国家,态度不够真诚,不够朋友。第二,此次选举形势和过去有所不同,以往历次都是秘书长只连任两届,而此次瓦尔德海姆如当选,则变成连任三届。瓦尔德海姆虽是一位出色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对中国也算友好,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本人也没有什么成见,但如此重要的职位,很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对它垂涎三尺,如它长期为一人垄断,这一举措可能不得人心。第三,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已连续三届为西方发达国家占有,而发展中国家屡屡竞选失败,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难道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资格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如不站出来说话,恐怕也不得人心。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为一个对我们自己没有多大利害关系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和美国对着干一次?因为很明显,美国是支持瓦尔德海姆、反对萨利姆的,其他国家倒无所谓。对这个问题,我当然自己没有什么把握,但风闻当时正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在进行紧张谈判的时候,而谈判进展又并不顺利,我们甚至准备在必要时,将大使馆级别重新降格到联络处,因此,这时同美国闹点矛盾,似乎也并无不可,当然,这一点,中央自会掌握。
基于以上认识,我就大胆设想:此次似乎可以反对到底,至少逼出第三人来竞选,而此人一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就很有利。我把自己的想法在代表团党委会上提出,有些同志有点迟疑,但没有反对。我就给外交部写了报告,后来,外交部终于批准了,还具体指示对各个竞选人应当如何投票。
事后,听说邓小平也有“一否到底”的指示。这样,中国的投票态度就定下来。当然,我最对不住的是瓦尔德海姆了,因为事情决定得很迟,也来不及事先同瓦尔德海姆打招呼,瓦尔德海姆始终认为,中国是不会反对到底的。
势均力敌
投票的日子到来了。1981年10月27日上午,在安理会的一个小会议厅,关于秘书长提名的第1轮投票开始举行。我和梁于藩副代表准时入场。在安理会当月主席、西班牙代表德皮涅斯大使稍作说明后,投票便正式开始。拿到选票后,我和身旁的梁于藩略作商议后即按预定方案投票:赞成对萨利姆的提名而反对瓦尔德海姆。第1轮投票的结果是:萨利姆得11票,但有一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瓦尔德海姆得10票
,与萨利姆一样,瓦尔德海姆也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因为推荐秘书长人选的程序是不记名投票,因而无法得知是哪个常任理事国投的,但是不言而喻,美国对萨利姆投了反对票,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投了反对票。在以后的3轮投票中,瓦尔德海姆得票大多与前次持平,而萨利姆得票渐渐趋少。
第5、6轮投票在第二天举行,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次得票均为8票和11票。由于中国再度否决,瓦尔德海姆未能“过关”。
一个星期后,举行了第7、8轮投票,萨利姆分别获9票和8票,由于中、美两国态度依旧,两人提名都未获通过。
11月17日,安理会连续举行了8次投票。萨利姆除第9、10轮获10票和9票外,各轮均保持8票记录;瓦尔德海姆除第5、6轮获11票和10票外,其余皆获9票。但萨、瓦都吃了“红牌”,美国和中国分别投了反对票。
中国人下了决心,提名进入了僵局。长达20天的马拉松式投票对中国人的考验越来越严峻。最初曾流传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国对萨利姆的支持是有保留的,在看到萨利姆提名无望通过后便会相机行事,转而放弃支持,使瓦尔德海姆“柳暗花明”。在经过16轮投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不仅美国人反对萨利姆是铁了心,不遗余力,而且中国这一回否决瓦尔德海姆也是动了真格,坚定不移。从一开始,中国的立场就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新闻媒体的高度赞扬。他们纷纷对我表示:中国“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事业,是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朋友”。中国的坚定立场也使西方传媒惊呼:中国的“惊人之举”,“开始了一个对外政策活跃的阶段”。因而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再也不是死心眼地呆在会场里,而是离开表决机器,到会外进行更多的活动,寻求打破僵局。
妥协的方案出来了:一是让瓦尔德海姆继续任职1至3年后再行选举;二是5年的任期干脆让瓦尔德海姆、萨利姆“平分秋色”,一人一半;三是另觅候选人,其前提是原候选人至少有一人退出竞选。延长任期和“分享”任期两种方案不久被否定。这样,另推候选人就成为大势所趋。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首先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瓦、萨的退出就为新的候选人“出炉”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几天之内,秘书长候选人如雨后春笋,纷纷登台亮相,最热闹的时候竟达到9人之多,而且包括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的候选人,9
名候选人的籍贯清一色属于发展中国家。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办公桌上收到很多竞选人要求支持的信,半夜里也会接到越洋电话,都是竞选人打来的,希望中国支持,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12月11日,在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奥通尼大使主持下,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就候选人举行第17轮投票,我和梁于藩以及安理会成员国代表一起参加了这次具有不寻常意义的投票,结果,德奎利亚尔获得了10票赞成票,因无否决票而荣幸当选。
12月25日上午,第36届联合国大会在基塔尼主席主持下,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德奎利亚尔表示真诚祝贺。亚非拉地区国家代表也纷纷指出,新的秘书长的产生,是发展中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们纷纷赞扬中国在选举中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原则立场。联合国总部警察很多都是黑人,他们虽是美籍,但仍都不忘祖先——黑非洲。当我从安理会大厅走出时,不少黑人警察都向我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和钦佩之意。虽然选举投票是不记名的投票,但人人都知道,这场选举风浪是中国的正义行动造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就是中国外交的光彩照人之处。
余波阵阵
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就在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德奎利亚尔离任后,是埃及的加利,接下来是加纳的安南,现在已轮到韩国的潘基文。亚洲之后可能再回到欧洲。世界各大洲都有分,而且一般不超过两届。发展中国家候选人也可和发达国家候选人一样,涉足这一最高国际组织的最高职务,在此以前是很困难的,这应该说是中国的贡献,但我们绝不是想当发展中国家的“头”,我们也不对发达国家有什么偏见。对发展中国家的每一候选人,我们更无偏爱,我们不可能支持某一发展中国家候选人,而不给另外发展中国家候选人以机会,我们只是认为应该主持公道,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应该在两类国家中轮流坐庄。
邓小平“绝不当头”的思想同不称霸方针是紧密联系的。他在不同时期强调这一点,又有它的针对性。1982年,新当选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邓小平同他会见。由于德奎利亚尔出任秘书长时的前述特殊背景,德奎利亚尔在谈话中几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中国有特殊条件,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领导作用”。但邓小平一再表示不同意,他指出:“领袖做不得,很多朋友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发展中国家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邓小平讲话时,那种坚定而诚恳的态度,使对方感到中国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事后,德奎利亚尔一行不少人员都对我们当时在场的人表示,十分赞赏中国这种既支持发展中国家,又不愿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指手画脚的立场。德奎利亚尔上任后,与中国合作良好,主政联合国达10年之久。
瓦尔德海姆卸任秘书长后,曾经当选奥地利总统,任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2007年6月,瓦尔德海姆病逝,中国领导人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萨利姆1984年4月出任坦桑尼亚政府总理。同年9月,萨利姆再次访华,中国是他出任总理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1989年6月起,萨利姆连续三次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为促进中非友谊作出了贡献。
中美否决权大战 几天投票数十次
联合国秘书长名义上是联合国最高领导，人选须由安理会推荐委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是对秘书长任免拥有一票否决权。因秘书长这一职位职责重大，其人选历来是安理会争执的焦点之一。
前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是奥地利人，曾在1971年和1976年两度当选联合国秘书长，1981年再次竞选第三任秘书长，并得到美国支持。
中国虽然对瓦尔德海姆不无好感，但在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第三世界人选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因此，在1981年的秘书长选举中，中国支持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参选，坚决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而美国则支持瓦尔德海姆，反对萨利姆。结果，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展开了否决权大战。中国在10月27日~28日两天内接连投了16次否次票，否决了瓦尔德海姆连任企图。作为报复，美国在11月4日~7日4天内也投了16次否决票，坚决阻止萨利姆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中美在联合国形成僵局。
后来，为打破僵局，中美各作妥协，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知难而退，分别退出竞选。作为中美妥协的产物，秘鲁人德奎利亚尔出来参选，在12月11日经安理会秘密投票当选。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是国际现实的产物，虽有其弊端，但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质一是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委托给五大国，二是防止多数压制少数，以缓冲大国冲突。
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能操纵英法等国，苏联在安理会居于少数地位，因而不断动用否决权保护自已的诉求。1975年以前，也就是联合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苏联一共动用过114次否决权，占其动用否决权总数的90%，最极端的一次是，苏联竟然在一天内投过15次否决票，以至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被称为“否决票机器”。
美国直到1970年3月才第一次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1975年之前，美国仅动用过6次否决权。这表明，在联合国成立的前期，美国对联合国影响力很大，甚至有一定的操控能力，不需轻易动用否决权。1975年以后，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对联合国的影响力下降，开始在联合国频繁使用否决权。
在1975年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美国动用了90多次否决权，占美国使用否决权总数的90%以上。相反，苏联（俄）在此期间只动用了17次否决权，1985年后的20多年只动用了6次否决权。即是说，美国取代苏联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票机器”。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也说明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及对联合国的操控能力在下降，联合国越来越像联合国。
中国是安理会的后来者，一直慎用否决权。中国20多次动用否决权主要用于表达对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的诉求（19次），除了1981年否决瓦尔德海姆连任，70年代还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投过3次否决票。冷战后中国更是慎用否决权，近20年来仅动用过6次（包括最近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否决票）。这也表明中国对联合国及对国际事务一直秉持建设性立场。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
资料：中国的27次否决权是如何使用的
第一次：1972年8月25日，中国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关于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
第二次：1972年9月10日，在安理会讨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问题上，中国对英国等国提出的针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修正案投了否决票。
第三次：1997年1月10日，中国否决了向危地马拉派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
第四次：1999年2月25日，由于马其顿政府不顾中国的严正警告，执意与台湾进行所谓“复交”，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同意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署部队延期的决议草案。
第五次：2007年1月12日，中国否决了美国和英国提出的有关缅甸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六次：2008年7月11日，中国否决了美英提出的关于津巴布韦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七次：2011年10月4日，中国对法英等国联合起草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
第八次：2012年2月4日，中国对由摩洛哥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
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曾经19次投否决票，再加上上文介绍的8次，迄今为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次数是27次。
（注：学术界也有学者将台湾当局在1955年对蒙古加入联合国决议草案投的否决票视为中国在联合国行使的否决权，也有学者未将中国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所投的19次否决票计入）
来源：2012年2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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