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当地时间5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这一双方事先没有公布但意义重大的会晤迅速吸引全球目光。不少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位于历史低点的当下，此次会晤是双方紧张局势可能正在缓和的一个小迹象。近期，美方持续释放寻求与中方对话的信号，但与此同时，美方又试图拿台湾等问题向中方施压，并在经贸领域打压遏制中国。美国财长耶伦11日在七国集团（G7）财长会上敦促G7成员对中国“经济胁迫”采取协调行动。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专家认为，考虑到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以及前后不一的言行，两国关系能否得到进一步修复还有待观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也在欧洲产生影响。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将在当地时间12日举行的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就调整对华政策展开讨论。美国“政治新闻网”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深之际，欧盟最高领导层呼吁欧洲各国政府继续与中国对话。当前，欧盟正处于处理与中国日益复杂关系的关键时刻。
中美高官会晤
10个多小时，多轮讨论
王毅10日至11日同沙利文的会晤消息发布后，引发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新社、路透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香港《南华早报》等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熟悉会晤情况的中方高级官员1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双方就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亚太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多轮讨论，长达10个多小时。会晤是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
中方强调，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是成功和建设性的，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但美方在无人飞艇事件中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其中的教训必须汲取。
王毅全面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当务之急是，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美方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该官员透露，中方要求美方取消对中美人文交流不合理的限制和干扰，与中方一道，开展更多两国各界交往，增进人民间相互理解。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看法。
美国白宫发布的新闻稿称，双方就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俄乌冲突、台海问题等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此次会晤是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和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而进行的持续努力之一。
据美联社报道，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称，双方均寻求“重新建立标准和正常的沟通渠道”。该官员还表示，“在我看来，双方都认为尝试进行新一次国家安全顾问主任级别的对话是有益的。”上述官员称，沙利文在此次会晤中向中方表示，拜登政府正寻求为2月无人飞艇事件引发的美中紧张局势翻篇。2022年6月，时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曾与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以及美国“政治新闻网”负责中国报道的记者凯恩等人认为，此次美中高级官员会晤或为两国领导人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的会面做铺垫。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微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中美双方保持高层沟通对于将双边关系推向正轨具有积极作用。路透社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的评论称，“这种会晤可能会让双方找到一些共同点，帮助稳定动荡的双边关系。
”改善关系，美方须拿出诚意
在报道此次会晤时，多家国际媒体均提到近期中美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本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11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会见伯恩斯。
美联社认为，有迹象表明，双方正在使外交沟通重回正轨。白宫表示，有兴趣重新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此前，美国曾单方面宣布布林肯于今年2月访问中国，但由于无人飞艇事件，美方又宣布推迟这一行程。此外，白宫新闻发言人近期表示，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问北京。在本月初的一次活动上，伯恩斯表示，美国已“准备好与中国对话”。
然而，在释放寻求与中国进行更多对话、稳定中美关系信号的同时，美国正试图给中国扣上一顶拒绝沟通的“帽子”。《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美国正在实施一项战略，即从较低级别的对话开始，层层向上施压。一旦中国表示拒绝，就会遭到美国的批评。《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五角大楼就频频对外界声称中国军方拒绝与其沟通。
一些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虽然美方不断渲染华盛顿“渴望”与北京对话，但其诚意仍需考量。目前，美国在对华问题上言行不一，在经贸、台湾等问题上频繁对华打压遏制，这是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始终说一套、做一套，那么很多沟通合作就无从谈起。”
据报道，拜登预计于近期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与此同时，下个月将在广岛举行的G7峰会也可能会将矛头指向中国。耶伦11日声称，美国担心中国对其他国家使用“经济胁迫”，G7许多发达经济体成员也有一样的担忧，正思考如何应对这种行动。
宋微认为，美国想把中美关系波折的责任甩给中国，显示出美国正在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改善对华关系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都至关重要，但美方必须拿出真诚和务实的态度。
欧盟或调整对华战略
受美国政策影响深远的欧洲也在尝试调整对华政策。德新社12日称，欧盟国家外长当天在瑞典举行非正式会议，议题之一是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为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领导的欧盟外交政策部门准备了一份文件。文件阐述了欧盟的“去风险”战略，称欧盟必须准备好应对中国造成的任何影响，但欧盟不应认同零和博弈的想法，即在美中之间的二元竞争中只能有一个赢家。同时，文件认为，在对华接触、管理对华关系风险上，“与美国的协调仍至关重要”。彭博社称，在随这份文件发给各国外长的一封信中，博雷利敦促各国外长坚持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的战略。《南华早报》12日解读说，欧盟认为应在对华战略上进行表面调整，而不是全面改革，对中国采取“清醒”但“不对抗”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欧盟的对华政策目前存在矛盾：一方面，绝大多数欧盟国家认为应该与中国加强合作以获得实际利益；另一方面，欧盟依然认为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并且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存在担忧。赵俊杰认为，在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中，依然更强调竞争对手的角色，这也说明中欧之间的政治互信依然需要增强。近期，中国高级别官员密集访问欧洲，希望可以解释清楚中方的政策，打消欧方的一些误解和顾虑，同时针对一些抹黑和攻击阐明立场，整体上实现增强中欧合作信心的效果。
《南华早报》称，在12日的欧盟外长会议结束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预计将在6月举行的峰会上讨论中国战略。
延伸阅读：
媒体：王毅沙利文会晤是秘密会见 中美做足了保密功夫
当地时间5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
直新闻：中美高官王毅与沙利文在奥地利首都进行了两天会晤，消息一公布就引起全球媒体高度关注。你对此有何特别观察？
特约评论员 管姚：很显然，这是一次中美高官的秘密会见，全球媒体都是在官方通报出来后才知情，甚至连一些神通广大的欧美最主流新闻机构，都没能挖到独家新闻，可见中美两国对此是很有默契的，都做足了保密功夫。
甚至按照今天美联社记者的爆料，这也是东道主方面全力配合的结果。美联社引述奥地利匿名官员爆料称，这次会见是在维也纳市中心著名的内城环道一家高级酒店进行，奥地利政府也只是在会见前几天才接到知会，维也纳被选定作为会谈地。
前几天秦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坦承当前中美关系“再遇寒冰”，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双边关系，防止出现意外，避免螺旋式下滑。在此背景下，中美进行自气球事件严重冲击双边关系以来的最高级别会见，选择以保密方式当面沟通，而且一谈就是两天，显然是要确保在不受媒体舆论过度关注与噪音干扰的前提下，进行充分且深入的战略沟通，这也足见两国对这次会晤的重视与投入。
中美国旗
直新闻：那么在你看来，中美谈了哪些议题，又谈得怎么样？
特约评论员 管姚：今天新华社的通稿以及美国白宫的声明，也包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与美方官员的媒体吹风，虽然简短，但信息量丰富，其中有不少共识性表述，显示中美双方对会谈的基调与成果，基本持正面评价，当然，双方一些表述差异，包括议题的优先排序，也在突显各自的关切与侧重。
比如，新华社通稿称，中美双方的讨论“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而白宫声明也用了三个界定词: candid, substantive, constructive ，和中方表述对照，其实就少了一个“深入”。新华社通稿明确，中美主要讨论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而美方官员则爆料，沙利文在会见中明确向王毅表示，美方希望两国关系走出气球事件的阴影，他的原话是 “move beyond spy balloon”，等于道出了美方判定的“障碍”所在。我注意到，显然国际媒体都很看重沙利文这句话，不少都在标题中特别引述强调，比如今天《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以此为题，Top Biden aide tells Chinese diplomat that US wants to 'move beyond' spy balloon拜登高级助手告诉王毅，美方希望将气球事件翻篇。
白宫声明仅简单提及，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台海，但新华社通稿的表述，语气更加严厉：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没错，是严正立场。
在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中，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永远处于中方关切C位，是中方国家利益核心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那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美方不应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声明特别强调，这次会见是保持美中开放沟通、负责任管理竞争的美方努力的一部分，联系近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官，频频就访华沟通喊话，也足见美方对直接沟通更看重，也更迫切，这实际上也是白宫近期的一个密集承压点，所以才有彭博社相关评论对此直言，“拜登正不顾失去筹码的风险，急迫地寻求对华接触”。
今天新华社通稿与白宫通报中都有这一表述，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白宫声明还强调，要基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来推进沟通。说到沟通话题，秦刚几天前在北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时的当面直陈，可谓一语中的：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个人认为，检验美方是否说一套做一套，一个即时观察窗口，就是下周在日本广岛揭幕的G7峰会。
拜登
直新闻：那么你预判，美方在G7峰会可能会搞哪些对华动作？
特约评论员 管姚：我昨天有讨论到日本所谓与北约洽商设立东京联络处的非常事态，日本外相在接受美媒专访时，竟再度鼓噪所谓翻版“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论调。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应询时犀利质问，外界很关注日本是否真的要当北约“亚太化”急先锋。北约当然不是G7，但北约老大是美国，日本以外的G7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在G7峰会行将揭幕之际，日本与北约选在此时刻意炒作“联络处”事态，无疑是要为G7峰会打“安全牌”，先期热身造势。在经济领域，美国财长耶伦昨天在日出席G7财长会期间，又拿所谓“中方经济胁迫”说事，鼓吹G7成员国要谋划应对之道，这也被认为是G7峰会可能炒作涉华经济议程尤其是供应链议程的前奏。
但财长耶伦作为走通美国政学两界“旋转门”的代表人物，不应该对来自本国学界的理性声音充耳不闻，尤其这一强音恰恰也来自G7财长会。今天，法新社发自广岛的电稿格外扎眼，'Hostile' US policies on China risk dividing world: Stiglitz，斯蒂格利茨警告，美国对华敌对政策带来分裂世界的巨大风险。斯蒂格利茨是谁？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在美国学界与知识精英层有巨大影响力。今天，他在G7财长会场外接受法新社采访，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充满敌意，警告华盛顿驴象两党相互竞争对华示强，将严重抵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危机的国际努力，因此，他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其他G7成员都应向美施压对美直言，美国对华所为正在让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这让大家都很难。
事实上，斯蒂格利茨基于学者良心的警告，也已在G7回响激荡。如果美国继续奉行对华全面敌意政策，不但世界会分裂，甚至G7内部也会制造分裂。路透社昨天发自柏林的电稿，直接以此为题：德国政府信源强调，G7不应寻求建立反华同盟。
在我看来，这恰恰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大国外交的一个独特现象：过去几天，包括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国委兼外长秦刚等多位高官，都在对欧洲密集访问。相信对此观察细品，会有很多重要发现。
欧盟的发展
分类:商业/理财 >> 贸易解析:
自1975 年中欧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 欧盟对华政策的演变总体上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是越来越有利的。 1978 年中国和欧共体签署了第一个贸易协定 , 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 同时成立了中欧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 , 并于 1985 年 5 月在原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又签订了《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 , 双方同意在工业、农业、科技、能源、交通运输、环保、发展援助等领域开展合作 , 对合作生产、合资经营、合作开发、技术转让、金融合作、技术援助、人员培训与交流等各种合作提供便利和促进。欧盟随后所有的对华经贸政策都是在 1985 年文件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的 ,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1989 年之后的几年 , 欧共体单方面中断与中国的高层往来、军事合作、 *** 贷款和合作项目 , 使得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阻碍 , 但自 1992 年起 , 由于中欧政治关系大体恢复 , 中欧经贸关系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 1995 年 7月 ,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 , 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 , 明确表示欧盟与中国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自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这是欧盟有史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华关系长期发展战略 , 它不仅是对 1985 年协定的深化 ,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 , 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96 年 11 月 , 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 , 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 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 , 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 1998 年3月25日 ,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 , 要求把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到欧美、欧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等 , 并于 2000 年 9 月发表了关于执行 1998 年文件的报告。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 1998 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 , 欧盟委员会在 2000 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 2001 年 5 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 :1998 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 , 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 : 在国际社会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 , 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对话格外重要 ； 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 , 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 , 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 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现代技术 , 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 2002 年 3 月 , 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 : 中国》 , 继续强调 1998 年和 2001 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 , 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 , 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 , 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 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 , 鼓励良好治理 , 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 , 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 , 此外 , 欧盟 1995 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 , 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 , 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 , 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 1985 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 , 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 ,1984 年 - 2000 年间 , 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 12 倍。据中国海关统计 ,2001 年 , 中欧贸易额达 766 亿美元 , 比 2000 年增长 11%, 其中欧盟进口 409 亿 美元 , 同比增长 7.1%, 欧盟对华出口 357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5.8%。按照中方统计 ,2001 年 , 中欧占我外贸总值 15%, 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 1985 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 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 , 欧盟企业对华投资稳步增长。 2001 年 , 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 1217 个 , 实际投入 40 亿美元。到 2001 年底 , 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 12583 个 , 实际投入 303 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 1986年 - 2000年期间 ,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29.0% 、 25.9% 和 25.9%, 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 地区的对华投资 ,2000 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 800 万美元 , 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 280 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 , 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 2000 年 - 2001 年 , 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 2317 项 与 1050 项 , 合同总金额为 130 亿 美元。截至 2001 年底 , 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 13495 项 ,合同总金额约 672 亿美元 , 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 , 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 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 , 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 , 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 2001 年 , 中国 GDP 位列世界第 6 位 , 而欧盟 2001 年文件认为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 , 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 ,仅次于美国。而且 , 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 , 到 2005 年 , 中国还将拥有 3 亿互联网用户 , 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 2亿。 2001 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 5000 亿美元 , 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 , 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 , 已连续 9 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 与消费者预期谨慎 , 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 , 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 1961年 - 197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4.9%,1971年 ? 1980 年降为 3.0%,1981年 -1990 年再降为2.4%,1991 年 - 2000 年更降至 2.0%, 同期美国则分别为 4.2% 、3.2% 、3.2% 和 3.4%； 而且 , 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 , 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 , 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 5% 左右 , 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 2%, 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 ( 服务 ) 、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 , 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 , 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 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 , 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 , 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 GDP 、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 ( 根据 OECD 统计 ) 来衡量 , 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 , 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 , 尤其重要的是 , 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 , 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 , 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 , 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 “巨人”, 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 , 因而 , 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 , 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 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 , 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 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 , 遏制美元霸权 , 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 , 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 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 , 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 , 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 ,“9.11 ”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 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 , 在全球化的时代 , 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 , 为此 , 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法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 9.11” 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 , 加强与包括 *** 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 , 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 , 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 , 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 , 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 , 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 9 月 17 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 , 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 , 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 , 通过 WTO 等多边贸易体系 , 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 ,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 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 , 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 , 不难理解 , 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自然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 : 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 , 既不存在责任问题 , 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 , 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 , 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 , 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 , 但在实践中 , 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 , 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 , 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中欧双方在很多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 如人权、 *** 、台湾等 , 中欧关系已经因此而遭遇过挫折。正如欧盟 2001 年发布的《欧盟对华战略 :1998 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所表明的 ,“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欧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 , 欧盟对人权等问题的关注间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2001 年文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立场和行动要点 , 它既表明了欧盟通过长期政策的制定希望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中欧经贸关系 , 也同时表明了欧盟的担忧 , 这种担忧既来自理解中国问题的困难 , 也来自中国对欧长期政策的不明朗与非法律化 , 还来自欧洲人认为的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 在 2002 年《国家战略报告 : 中国》对中国的形势分析中 , 欧盟的担忧再次得到体现。实际上 ,1995 年之后 , 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不仅强调经贸关系的发展 , 而且更为关注经贸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 , 谋求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 , 这在欧盟的“发展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欧盟的对华发展合作已开始转向“外部性”很强的领域 , 如经济与社会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与法治等 , 这与欧盟试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是一 致的 ,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欧中交往的政治成本。特别重要的是 , 由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 , 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 因而 , 从欧盟来看 , 制度趋同会使发展政治关系拥有共同基础 , 从而有利于降低中欧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 , 促进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 , 但是 , 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 , 欧盟却日趋苛刻 , 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 欧盟对华反倾销与 WTO 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 , 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 ,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 , 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 , 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 , 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 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 , 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 , 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 , 甚至高于国际标准 , 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 2002 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 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目前 , 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 , 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 , 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 品与服务 , 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 , 要求越来越高 , 而不会降低。当然 , 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 , 实际上是欧盟充分应用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 , 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 , 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 , 打火机的 CR 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性障碍。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 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 , 立案高达 93 起。尽管欧盟已经从 1998 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 , 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 ( 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 。
目前 , 中国仅有 7 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 , 中国企业 ( 尤其是国有企业 ) 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 , 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中国加入 WTO 后 , 欧盟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入世而变得宽松或至少“一视同仁”, 相反 , 由于过去针对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入世而日渐消失或减弱 , 欧盟将会更加强化对这些为 WTO 规则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政策 工具的运用 , 以保护欧盟的产业。就中国方面来说 , 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 , 我国出口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或企业价格竞争而价格低廉 , 我国出口商品由于我国总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乃至劳工标准上与欧盟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 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了解甚少 , 因此 , 欧盟的保护行动不断成功 , 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反中国出口商品偏好”。此外 , 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签署 , 欧盟又获得一个新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6 条, 而且期限长达 12 年。 2002 年 6 月 , 欧盟已就中国的特保条款立法 , 要求根据特保机制对中国产品实施数量监督。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 , 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 , 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 , 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 , 还由于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 , 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 , 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 ,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 , 正如欧盟 2001 年文件所表明的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 , 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 , 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 , 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 , 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 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 , 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 , 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 , 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 , 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 , 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在发展对欧长期经贸关系中要实现四个层次的平衡 , 即对外与对内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
首先 , 要做到对外与对内的平衡。考虑到全球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外部支持 , 大力发展与包括欧盟在内的一切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 , 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巨大资源规模 , 我国在大力发展对欧经济关系的同时 , 应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 , 从而既保证获得对外经济交往的收益 , 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改革的深入 ,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日益改进 , 市场结构也在逐步成熟 , 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现代化 , 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 因此 ,“眼睛向内”的发展模式已经具备条件。
其次 , 要做到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大力推进各种形式、渠道的东亚合作 , 积极促进东亚真正形成一支区域性力量 , 我国过去重美日而轻欧洲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适时调整 , 建立起相对平衡的中美、中日与中欧经贸关系政策框架 , 既有利于我国继续与世界三大经济力量的经济交往 , 同时也避免受制于美日的被动局面。
再次 , 要做到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政治关系 , 而且政治关系发展的不顺往往对经济关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制约性 , 因此 , 我国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中长期政策的核心在于经济与政治双管齐下。在大力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同时 , 加强双边政治对话与合作 , 发展良好的政治关系 , 形成经贸推动政治 , 政治促进经贸的良性循环。
最后 , 要做到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为避免因为欧洲一体化内部事务的二元体制而导致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巨 *** 动 , 中国的对欧长期政策必须是“两手抓”的政策 , 一手抓欧盟 , 一手抓成员国。马约之后欧盟的经济决策权日益集中 , 因此 , 为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必须加强与欧盟层面的接触与合作。我国在抓欧盟的同时不能忘记各成员国是执行中欧经贸关系的真正主体 , 民族国家的行为模式仍是主流 , 并且欧盟的对华经济政策也是成员国共同决策 , 因此 , 我国对欧长期政策中国别政策是其重要内容 , 与各成员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是极为迫切的 , 特别是与欧盟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西欧、日本外交主动性加强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世界格局有怎样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大体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战后初期日本没有外交权（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1951年9月，签订片面和约，恢复了主权国家地位。此后，奉行“追随外交”。1956年12月，加入联合国，此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实行“经济外交”，即在美国庇护下以经济力量为手段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贸易、投资等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渗透。同时还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经济交流。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推行“多边自主外交”。当时，面对中美关系的改善，石油和美元危机的冲击，美国战略收缩及调整亚洲政策，日本田中内阁改变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走“多边自主外交”路线。具体内容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借助中国，抗衡苏联，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8年8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如制定了“新中东政策”，多方开展对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与合作。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开始“政治大国外交”。1981年5月，铃木首相访美 “第三次远航”的谈话是个标志，紧接着1982年中曾根内阁公开举起“要做政治大国”的旗帜。此后，历届政府都把“政治大国”当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日本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科技立国”代替原来的“贸易立国”；增强日元的国际货币职能；扩充军费，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卫”；坚持“西方一员”的基本立场；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中日关系，继续与苏联对抗，同时不放弃对话。
冷战结束后开始全力推进“积极进取”外交，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政治大国外交”有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出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军事同盟与国际维和行动这两个框架实现军事大国化，加强军事力量，日本军队装备是亚洲最先进的，而军事开支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法律上制定国际和平合作法，积极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区，并且还与美国签订《防卫合作指针》，把“日本有事”改为“日本周边有事”，为日本今后介入地区争端埋下伏笔；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为争取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调整和改善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在发展中日关系的同时，防范中国的倾向在加强，日俄关系有所突破，双方达成暂时搁置北方领土问题，加强经贸合作的协议，但进展缓慢。
战后西欧的对外政策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追随美国反苏反共的阶段（50年代）。在此阶段，西欧出于经济上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在外交上亦步亦趋，完全追随美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中，如对日和约的签订、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等，英、法等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第二阶段，是寻求独立自主，联合图强的阶段（60～70年代）。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欧各国要求外交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明朗，欧洲联合、法国“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是最突出的表现。
第三阶段，是西欧一体化步伐加快、外交主动性不断加强的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1991年12月确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社会政策合作三大支柱，使欧洲一体化跃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欧盟积极争取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其战略举措有：（1）积极“东扩”。2000年底通过的《尼斯条约》，确定了接纳中东欧国家，实现“大欧洲”的战略目标。（2）推进南下战略。1995年11月“欧盟——地中海外长会议”在西班牙召开，宣布欧盟同地中海东南岸国家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争取在2010年前建设一个欧洲——地中海大自由贸易区。（3）实施“新亚洲战略”。1994年底，欧盟埃森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委员会制定的《对亚洲新战略》文件；1996年以来，欧盟15国与亚洲10国先后举行了四届“亚欧会议”，就亚、欧之间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把双方关系推向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境界达成了共识。（4）改善和加强对华关系。欧盟分别于1995年、1998年两次发表对华政策文件，把加强与中国合作作为新亚洲战略的重点。（5）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平等的伙伴关系。（6）对俄罗斯奉行“既合作又防范”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