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针对中国，美国组团上英国“摇人”）
当地时间18日，伦敦将迎来一群美国政客。
据美国“政客新闻网”17日报道，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十人小分队将于当日组团到访伦敦，在三天的时间里游说英国政界人士、官员和英国科技公司，试图讨论出一个对付中国的整齐划一的方法。
该代表团的带头人是“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兼共和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也就是那个曾宣称中国是其“一生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的资深对华强硬派。
加拉格尔（右）资料图。图源：美媒
今年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建立所谓“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议案。该委员会声称将“就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安全进步以及与美国竞争的状态，展开调研并提交政策建议”，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宣称要“赢得对华的竞争”的工具。
这次访英期间，该代表团将于19日参加由“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IPAC）主持的会议，就有关中国的话题进行讨论。
IPAC执行董事卢克·德普尔福德声称，“关于中国的跨党派、跨大西洋对话从未如此重要。”
IPAC是2020年6月成立的一个反华议员大联盟，集合了一批由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8个国家的所谓“资深议员”，寻求抗衡他们宣称的“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全球贸易、安全构成的威胁”。
另外，当日，代表团还将会见英国高级官员，包括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等，并安排了一场由“里根国防论坛”和“亨利·杰克逊协会”联合举办的安全会议。其中，“亨利·杰克逊协会”正是三年前造谣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英国右翼智库。
美议员此次访问正值一个重要时刻，英国政府的采购法案目前正在议会进行讨论，因此保守党后座议员中的对华鹰派人士乐观地认为，英国政府有望接受一系列旨在应对中国在科技行业日益占主导地位的修正案。
从带队者到参与者，从筹划组织到配合机构，从选择的时机到规划的议程，美国国会议员操纵的这场涉华新动作谋划已久。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近年来，美国千方百计拉盟友加入对华打压的阵营，全然不顾其反华行径对盟友利益的伤害。英国虽然试图平衡安全关切与经济机会，偏向与中国接触，却屡屡被美国拉下水。
去年8月，英媒援引英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披露，英国政府在2019年认定华为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愿同华为开展合作。美国闻讯派出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赴英，在没有任何技术论据否定英方评估的情况下，向英方代表咆哮5个小时，强行要求英国参与围剿华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对此回应称，“这简直是耸人听闻，可以拍一个电影。”
英国媒体披露的事实再次表明，美国胁迫英国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政治操弄。所谓“国家安全风险”，不过是美国掩盖自身阴谋、图谋的幌子。
到底是谁在为美国的自私霸道买单？地球人都知道。上述事实再次表明，美国此举是泛化和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把技术问题政治化，这种做法不得人心。美国兜售的所谓“清洁网络”，不过是打压异己的肮脏网络。在美国的利益盘算面前，即使像英国这样的亲密盟友也会遭到胁迫、霸凌。国际社会应更加看清美国的虚伪面目和虚假叙事。
延伸阅读：
美高官：中国现在公开地把我们描述为一个衰落的大国
美国军方领导人敦促国会通过他们的军事预算，理由是：“中国没有在等”。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媒体报道
看到福克斯新闻今天这篇报道，才知道五角大楼申请的那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费预算案（8420亿美元的2024财年国防预算）还没落定呢！尤其这两天美国政府正在闹债务危机，军方要那么多钱就更不容易了。
先给大家介绍下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吧。简单地说，就是美国政府这些年开销越来越大，已经养成借钱过日子的习惯。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是31.4万亿美元，在今年1月就达到了，所以拜登政府已经四五个月没敢借钱了，但再不借钱过不下去了，财长耶伦预测，他们顶多能撑到6月1日，然后就会“债务违约”，政府就要停摆了。
那怎么办呢？办法很简单，就是“提高债务上限”，这样可以合法地再借钱。美国政府历史上提高债务上限有上百次，这次估计还会这么干，但这需要国会同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对党是一定要反对和干涉的，一方面弄臭政府，一方面趁机谋求自己的利益。
所以拜登威胁说，债务危机不解决，他就不去日本开G7会了！耶伦也警告违约后果是如何如何“灾难性的”。其实他们都清楚，一切会在最后一刻搞定，现在只是讨价还价。
不过戏还是要演全套的。为了说服国会支持提高国防预算，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其他军方高官，当地时间周四都出现在参议院国防拨款听证会上，敦促议员们提高联邦借款上限。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果然，“中国”又被搬出来了，作为美国需要更多钱“保护自己”的理由。
他们以严厉的语气警告说，国债违约不仅将危及军人薪酬，危及国防战略，对美国的声誉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会给中国“壮胆”。
“中国现在在他们的公开演讲中把我们描述为一个衰落的大国，”米利说，“债务违约只会强化这种想法，给中国壮胆，增加美国的风险。”
奥斯汀向议员们保证说，美国“被视为全球稳定的来源，我们总是（有能力）会偿还债务”。
奥斯汀还说：“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没有在等。我们的预算与我们的战略直接相关。”
米利说，如果不能增加国防预算，这将对部队的战备状态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个不可估量的（后果），那就是士气。它将向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发出可怕的信号。”
奥斯汀支持了这一立场，并表示：“国会支持我们努力执行国防战略的最佳方式是按时拨款。”
会议现场
不过，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不是这么紧迫，在听证会现场就出现了矛盾的信号，著名的对华鹰派，反对党共和党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听取了两位官员的证词后表示：
“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能力威胁我们的利益和生活方式。但我认为，与中国或俄罗斯的战争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呵呵，看来所谓的“中国威胁”在华盛顿的两党斗争中是一个灵活的表述。
看到福克斯新闻网页上网友的留帖，就更欢乐了：
有网友表示不解：“中国没有在等”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网友回答说：他们希望你理解为，除非我们盲目地扩大军事预算，否则中国将入侵美国……类似这样的。哈哈哈 !
好几个网友留言揭露米利曾给中国高层打电话，有人写道：米利现在对中国的军事进步感到恐惧。然而，两年前，他承认给中国领导人打过电话，并警告他当心特朗普。还有人写道：还记得米利跟中国人说，特朗普永远不可能按下核按钮吗？
还有网友提醒政客们关心美墨边境：国防法案？为应对中国吗？请问你们打算怎么应对南部边境的（移民）入侵，这比中国的威胁可大得多！
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就用两位冷静的美国网友的留帖结束我今天的文章吧：
“记住，他们中的一个人（劳埃德·奥斯汀）曾经是雷神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劳埃德·奥斯汀是雷神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发言人。”
失败的“小北约”：美国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始末
现在说起亚太地区军事态势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岛链。
美国在亚洲东部边缘地带和太平洋海域，部署重兵，组成了三道防线，以围堵和封锁亚洲东岸的国家。就当前情况而言，岛链无疑是针对中国的。
1951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战略，其初衷是联合西太平洋的非 社会 主义国家，遏制苏联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扩张，为冷战服务。
从1951年开始，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分别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安全条约》、《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结成了军事同盟。
这一系列的小同盟，与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了对苏联集团的围堵。
亚欧大陆的版图，整体上呈一个新月型，围堵东西两面远远不够，因为苏联集团可以南下中东，或者东南亚。
为此，美国在1954年组团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又在1955年参与策划组织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名中央条约组织），填补了空白。
这样，美国就拼凑了一道从西欧、希腊、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到泰国、印支三国以及东亚的防线，完成了对亚欧大陆 社会 主义阵营的包围。
美国的这一战略，主要有两个理论支撑。
一个是“遏制之父”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美国想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就必须随苏联的政策的变化，不断在苏联扩张要点上施加反向力量。
二是“围堵教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除了北约和东亚的小同盟还在之外，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都在70年代解散了。
今天，说说曾经的“小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
01
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冷战的产物，但它的直接催生者，是第一次印支战争。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中国支援朝鲜和北越，引起了美国对红色浪潮蔓延的忧虑。
美国最初和越南没多大瓜葛，从内心上，美国也不支持法国在越南进行殖民战争，但随着冷战的爆发，法国在越南战争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彩色——法国打北越何尝不是在抵御红色浪潮的蔓延。
出于这层考虑，美国于1950年与法国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间接卷入了印支战争。
1954年3月，奠边府战役打响，敲响了法国在印支殖民统治的丧钟。在美国看来，一旦法国撤离印支地区，印支及整个东南亚必将被红色浪潮席卷，后果是灾难性的。
对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在东南亚，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他计划由美国牵头，搞一个东南亚地区集体防务组织。
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得到了国务卿杜勒斯的怒赞。
杜勒斯早就预料到了法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一直在思考法国撤退之后，由谁来填补这块真空地带。
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再去填坑显然不合时宜，找联合国也行不通，因为随着阿拉伯国家进入联合国，美国的决议很难获得2/3赞成票。最好的办法是组团——联合其他国家，组成一个区域性的防御联盟，联合行动。
在艾森豪威尔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之前，杜勒斯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凭着美国世界霸主这个金字招牌，杜勒斯到处飞来飞去，施展合纵连横之策，拉拢了7个国家入群——1954年9月6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8个国家，在马尼拉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英文缩写为SEATO。
由于当时亚洲革命是中国在推动，北越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游击队是中国在援助，所以，SEATO主要针对目标是中国。
02
问题来了：说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怎么只有2个东南亚个国家参加？其他非东南亚国家为什么要参加？
缅甸和印尼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不想加入；马来亚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由英国出头；南越、柬埔寨、老挝三国，虽然受日内瓦协议的限制无法加入，但受东南亚条约组织保护，相当非正式成员国（柬埔寨在1956年拒绝接受SEATO保护）。
至于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它们有美国的专门保护，没必要加入。
泰国毗邻中国和老挝、柬埔寨，没有安全感，菲律宾刚镇压了菲共武装，也没有安全感。两国都想抱美国大腿，寻求保护，如果美国再给点军事、经济援助，那就更好了。
这两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最坚定的成员国。
英国在东南亚有殖民地以及较强的影响力，所以入群了，法国退出了印支地区，但它并不甘心，而且它在印支地区还有很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所以也入群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挨着东南亚，它们有一定的危机感，而且两国都是英联邦成员，领头羊英国都加入了，它们也跟着加入了。
至于巴基斯坦，它入群是为了获得其他群友的支持，抗衡印度，意识形态的东西，它并不是很关心。
由此可以发现，相比北约国家一体化而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彼此之间差距很大，各组诉求也不一样，它们之所以搞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撮合的结果。
可以这么理解，在苏联集团的威胁下，即使美国退出北约，西欧国家也会抱团取暖，北约大概率会存在下去，但如果美国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立马瓦解。
参加一个组织，可以获得利益，也需要付出，当利益大于付出时，大家才会有参加的动力，当利益点不一致时，成员之间就会矛盾重重，组织缺乏凝聚力。
从1954年成立到1977年解散，东南亚条约组织存在了23年，实际上这个组织在1964年就因为内部扯皮，而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长期瘫痪，形同虚设，又拖了十几年才死。
人心各异，是东南亚条约组织解散的根本原因。
03
筹备之初，一些小国就设想把东南亚条约组织，搞成东南亚版的北约，大家都出点军队，组成军事联盟。
但这一设想，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杜勒斯的原话是：这个条约组织将不可能和北约组织一样，因为北约组织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团结和共同的传统作为其存在基础。要在亚洲设计一个这样的组织则要困难得多，因为这里没有建立起具有共同目标的基础，倒是存在很多利害冲突。
美国更看重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政治意义：有了这个条约，美国总统就获得了在东南亚问题上的自由裁决权；美国在东南亚采取行动时，有其他国家支持，分摊了美国单独行动的风险。
换句话说，美国之所以搞这个组织，是为了方便自己行动，扩大政治影响力，把单边行动包装成集体行动，它也明白所谓的军事联盟，其实都得靠美军，那些小国家军事实力太弱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英国、法国的重点在欧洲，不可能在亚洲投入太多军力，指望不上。
而且，美国强调的是机动打击力量，它不愿在东南亚驻扎重兵严防死守。所以，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设立统一的情报收集和军事指挥机关。
从这一点来看，它被阉割了核心功能，算不上缩小版的“北约”，只能算山寨版。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宗旨是集体防卫，但在防御谁的问题上，美国和其他七国有争执，美国坚持防共，其他国家反对这么赤裸裸的挑衅词语，最后虽然删掉了这个限定词，但美国保留了意见。
在组织机构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逼格也远逊于北约。北约理事会，由成员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高层、外长、国防部长组成，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由成员国外长组成，每年开会一次，平时由各国驻曼谷大使代替（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曼谷）。
更 搞笑 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的决策原则是“全体一致”，这意味着遇到重大事情，必须8个国家一致同意，才能行动——相当于每人一票否决权。
8个国家众口难调，话语权还一样，可想而知，这个组织是松散的，无力的。
从后来的表现看，由于无穷无尽的扯皮和内耗，使得它在政治、军事上确实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政治上，大家有了个交流平台，壮大了声势，军事上，举行过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制定过共同防卫计划，还有就是搞培训和讲座，为落后成员国培训军事人员。
此外，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经济、 社会 、文化上，也做了一些事——成员中的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搞教育、扶贫、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
毕竟，争取民心，也是冷战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04
松散无力的组织，注定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很快，考验就来了。
1959年，老挝爆发了危机，左右政治势力相互政变，今天你推翻我，明天我推翻你，在这个过程中，北越卷入了其中，他们支持巴特寮（老挝红色武装）。
右派掌握政权后，向联合国提出了控诉，说北越在老越边境地区搞颠覆活动。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老挝是中立国家，外国武装是不能进入的。
老挝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被保护国，现在面临危机，该东南亚条约组织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泰国表示，一旦老挝求援，大家尽其所能帮助它，保卫它。
菲律宾也主张用行动保护老挝，但没有具体想法。
法国反对任何计划。
英国说联合国不是派人去了吗，我们先等等看，不要过早介入。
澳大利亚、新西兰附和英国，巴基斯坦没什么态度。
美国主张出兵干涉，但强调军事干涉只能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进行，而不是美国单独行动。为此，它一边在做军事干涉的准备，一边向老挝派出了军事训练团，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
由于各国意见不一致，以及问题还没有发展到非干涉不可的地步，所以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
转眼到了1960年底，老挝又经历了几次政变，苏联援助的左派和美国援助的右派打了起来，老挝内战爆发，日内瓦协议被破坏的荡然无存。
1961年3月，在左派势力的猛烈进攻下，右派势力快扛不住了，局势到了最紧张的时候。
美国新总统肯尼迪主张东南亚条约组织做好军事干涉的准备，但法国坚决反对，英国态度消极，原因是这两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在不断缩减，而当时欧洲正处于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它们担心美国的力量从北约转移到东南亚这样无关紧要的地方。
由于得不到英、法两国的支持，肯尼迪也动摇了，逐渐倾向于政治解决。
三个大佬持这样的态度，其他小国只能干瞪眼。
最终，东南亚条约组织还是没有出手。老挝危机，是通过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解决的。
既然是通过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的，那还要东南亚条约组织干什么？
泰国和菲律宾很失望，今天组织这样对待老挝，明天就有可能这样对待自己。它们希望把英、法踢出群，或者修改群规——3/4或多数表决制。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明里暗里指责英、法不地道。
法国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法国自1958年戴高乐复出后，放飞自我，经常和美国唱反调），英国反对修改表决规则。美国则一边和稀泥，一边单独向泰国、菲律宾许诺，给予安全保障。希望把组织维持下去。
老挝危机，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面临的第一次考验，毫无疑问，它没有经受住考验，严重动摇了成员国的信心，在解散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05
老挝的事还没完，南越又出事了。
北越搞了个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不断向南越渗透，东南亚条约组织又一次面临考验。
结果，英国和法国还是不给力。英国态度模糊，法国坚决反对军事干涉，主张通过谈判实现越南中立化，并强调只有与中国和解才能达到目的——1964年1月，戴高乐不顾盟友反对，坚决与中国建交。
这样，法国留在组织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巴基斯坦也绝望了，因为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美国和英国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严重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利益——我入群就是为了让你们帮助我对付印度，结果·······无语了。
1964年中巴关系改善，巴基斯坦留在群内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国打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旗帜，正式卷入了越南战争。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支持美国，也向南越派出了军事人员。
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原则，全体一致才能行动，既然法国和巴基斯坦不同意，英国态度不明朗，那就说明出兵南越的决议没有全体一致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根本原则遭到了破坏，已陷入分崩离析境地，解体已是时间问题。
从1965年开始，法国就不派正式代表开会了，准备退群了。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帮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也决定退群。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和解，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价值严重缩水。
选个好日子散了吧——1977年6月30日，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参考资料】
《冷战与东南亚条约组织》
《老挝危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与苏联的对策（1954-1956）》
《地缘政治下的强势遏制：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1959)》
1954年中国误击英国运输机，英方提出四大要求，邓小平：暂不答复
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新中国尽管一战扬名，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咄咄逼人，采取敌视态度，改为从台湾问题上为难新中国。为此，美国数次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耀武扬威，并且数次派遣侦察机侵犯新中国领空，对沿海内陆进行骚扰和侦察。
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从东南沿海配合国民党军队向大陆发动进攻，东南沿海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1954年5月，中南军区决定在海南三亚建立前方指挥所，为苏联和东欧 社会 主义国家的舰船提供护航，因此在中国沿海区域经常爆发激烈的空战。
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 1954年7月23日，海南三亚空军某师的2架拉-11飞机在为 社会 主义国家的油轮护航时，误将一架由军用运输机改装的英国民航客机击落， 这起突发事件使得中国南海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英美等西方国家也趁机通过此事大造舆论，一时之间新中国的国际形势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1954年7月23日，一架隶属英国国泰航空公司的DC-4型客机，在飞越中国南海领空时，副驾驶员发现有两架“涂着红色油漆，有着活塞发动机的奶油色战斗机”尾随客机，并且先后使用燃烧弹之类的武器向客机射击，导致飞机的两架发动机起火瘫痪。在遇到危险之后，飞机的华裔驾驶员一边按照国际惯例立刻发出“SOS”通用国际求救信号，一面控制飞机机身，终于在2分钟之后成功在附近海面迫降，飞机之中8名幸运生还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立刻乘坐救生艇离开了下沉的飞机残骸，漂浮在海面上等待营救。
很巧的是，在英国客机迫降在海面之前，附近的一架法属越南的民航客机收到了英航客机的求救信号，在收到求救信号之后，这架客机立刻改线前往现场附近，发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飞机残骸和救生艇。随后，美国、英国等附近空军基地的机场都先后得到消息，先后准备派出军用战斗机、桑德兰水上飞机准备前往现场搜救，但香港方面告知广州白云机场有关搜索飞机的机型之后，白云机场方面却这样答复道：“现在已经到达出事区域的桑德兰飞机可以停留在那里，但如果任何军用作战飞机企图接近海南岛时，都将不加预警的予以攻击。”
无奈之下，美国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只能起飞两架格鲁曼SA16信天翁飞艇前往现场协助搜救。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美国航空搜救队成功在英国客机失事海面的大洲岛附近降落，成功将失事客机上的所有生还者救起，经过初步统计，这次英航客机失事导致10人不幸身亡。
得知“7·23”事件发生的当日，英国外交部就曾经在当天照会了中国外交部，通报了这次飞机失事的简略情况。不过由于当时英国还不知道飞机到底是如何失事的，因此他们提出的要求是：“贵部如能将所获得任何有关飞机的实际情况如实相告，则英代表处表示感激和欣慰。”
等到了7月24日，英国外交部得知失事客机的真实情况之后，立刻命令英国驻华代办处负责人杜维廉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在照会之中，英方措辞严厉的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请求：
得知这件事之后，章汉夫立刻同刘少奇同志进行商议，并且在26日给出复照解释：“据我方得到的关于海南岛方面的军事报告，7月23日早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巡逻机在海南岛榆林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曾经与一架蒋匪飞机在上空遭遇并发生战斗。经过多方调查，我方才得知该飞机乃英国的民航客机，因此发生这起意外事件纯属意外……”
在这次正式照会之中，章汉夫向英方明确回复了新中国的三点意见： 其一，这件事件纯属意外事件，中国政府事先并不知情；其二，这件事情事出有因，因为中国东南沿海经常有国民党飞机侵扰我榆林空军基地，因此才会发生误击英机的事情；其三，中国方面对这次事件表示十分遗憾，并且正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此事。
27日，英方趁机借这起事件向中方提出四大条件： 其一，英方认为海南岛报告之中所指出的有关战斗的方面令人感到费解，因为这一运输机完全没有装备武器，并且上面还刷着明显的英国标志，希望中方有关方面对攻击英国运输机的有关原因做出详细解释，希望中方能够给出一个“满足英国政界”的解释；其二，英方希望中方能够给予相关人员严肃的“纪律处分”；其三，对于广州白云机场的回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英方认为，这样的说法和“国际通用搜救惯例”不符；其四，英方还代替美国政府向中方提出了其他两项抗议。
章汉夫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断然拒绝了最后一个要求，他认为英国运输机发生的意外事件，只是中国和英国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和美国等第三方国家没有任何关系，随后在8月4日，章汉夫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当时英方提出的要求，邓小平随即批复道： “关于英方的三个要求，我和周恩来总理已经商定了解决办法，你这边暂不答复。”
毫无疑问，这起事故一定会涉及事后赔偿问题，为了能够在和英方的谈判之中掌握主动地位，中共中央立刻指示有关部门将责任问题和赔偿问题下达到有关部门，立刻开会讨论研究。不久之后，军委民航局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一份比较详细的资料调查，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赔偿数据资料：第一，被击落飞机的公司运营情况；第二，被击落飞机的价格；第三，乘客行李的赔偿问题；第四，国外空勤人员身亡后的一般赔偿情况。
除此之外，民航局还认为针对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还应该考虑到下列情况：其一，中国领空权的问题。要知道，英国运输机在当时并没有直接穿越我国领空的权利（中国直到1974年才加入了《国际民航公约》），因此中国方面其实完全没有负责的必要，向英方进行赔偿也只是表达新中国对这一事件合情合理的态度；其二，关于具体赔偿金额的问题，应该首先由英国政府提出，并且在提出赔偿要求时应该有充分合理的证据。
在这一情况下，英国政府于9月15日正式照会中国政府，提出了36.7万英镑的赔偿标准，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参照资料。和民航局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比对之后， 外交部欧美司司长黄华发现，英方要价高于中方预估价约30万~40万美元， 这对于当时正处于 社会 主义建设之中的新中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0月21日，黄华将英方提出的赔偿方案和中方给出的参考报价对比报告上报给章汉夫和周恩来总理，因为我方缺乏精确的数据计算标准，为了避免更多的纠纷，避免新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报告之中提出了两大赔偿方案：
当天，周恩来接到这份报告之后批示章汉夫：“同意第一方案，原则上既然已经决定进行赔偿，政治上有利即可，经济上吃亏则是次要的。”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同意了英方的全部赔偿请求，并在11月18日将一张写有36.7万英镑的支票递给了英国驻中国代办处，这也标志着关于误伤英国运输机的外交纠纷终于告一段落。
虽然事件到此告一段落，但这一事件在当时原本就很紧张的国际局势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少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渲染故事的经过，声称这是中国方面有机会的一次袭击事件，其理由竟然是“中国方面得到了秘密情报，飞机上有美国和英国的重要人物”，这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英国方面在照会中国之前，也非常怀疑这起事件的实际情况，后经过双方沟通之后才勉强改变了自己的质疑态度。但事实上，综合当时各方面因素来判断，这起事件的发生纯属是一次意外，其理由有四：
其一，从事故发生的起因上来说，英国运输机非法穿越中国领空是导致这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虽然英方在交涉之中多次强调这是属于“国际公认的航线”，但这一航线在当时却穿越了新中国的领空，这一点是不能被否认的。1944年，一部分国际在美国芝加哥签订了《国际民航公约》，其中规定：“不从事定期服务的民用航空器可以在遵守本公约的条件之下跨越其他国家的领空，而不用取得事先许可。”但该条约之中也同时规定了“禁飞区”，缔约国可以出于军事目的设立禁飞区，禁止其他国家的飞机穿越。
而在1954年这一事件发生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民航公约》，因此从法理上来说，中国本来是没有必要赔偿英方损失的，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没有和中国政府签署任何双边协定，因此英国的任何航空器都不能飞越中国领空。就算按照《国际民航公约》来说，由于这架英国飞机是执行“定期服务的民用航空器”，因此也没有权利跨越中国领空，侵犯了中国的领空权，中国空军当然有权力对这一飞机采取紧急措施。
其二，从事故发生的地点上来说，英国飞机被误击的地点发生在海南榆林港附近。 榆林港，是中国海空军当时的重要军事港口和民用港口，早在孙中山时期就被视为海防战略要地，而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之后，这里的战略位置便更加重要，为了确保附近的领空安全和领海安全，中央军委特地调集海空力量加强巡航，这就导致任何闯入中国领空的飞机都有可能受到严厉打击。
其三，英国的这架DC-4民航运输机是由美国的C-54大型运输机改造而成的，这种和军用运输机相仿大小的飞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穿越中国领空，自然有着挑衅的意味在其中。 虽然英方称该飞机上有着明显的英国标识，但从当时的国防安全角度上来看，一方面国民党的侦查间谍飞机经常执行对内陆渗透的任务，因此也有通过标识伪装自己的可能，光靠飞机外表标识不能说明问题；其二，在海南空军参加巡航任务的飞行员是刚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对防区内敌机入侵规律部署并不清楚，又充满着保家卫国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飞行员完全有可能将DC-4误判为国民党飞机从而将其击落。
其四，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看，抗美援朝的胜利已经为新中国 社会 主义建设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机会和宝贵的时间，当时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和如何解放台湾，因此绝对不会主动挑起争端而“因小失大”。 而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完全没有必要自毁长城。比如在1954年上半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多达13次，并且还在6月17日中英双方开始互派代办级外交官，可以说当时的中英关系绝对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
值得注意到的一点是，在这次事件的交涉之中，英方多次认为，广州白云机场回复英方搜救请求的话语“不合常理”，但事实上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白云机场会如此回复。根据当时的救援记录，当时参加援救的美国飞行器降落在了距离海南岛以西的大洲岛上，这里距离海南岛仅仅只有10公里的距离，这一距离毫无疑问是在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范围内。飞机失事之后，英方和其他国家多次表示想要派遣军用飞机前往现场进行营救，单凭英方的一面之词就允许军用飞机在中国领空内逗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者说，就算英方说的是事实，中国方面也绝不会允许英国方面派遣军用飞机进行营救，因此白云机场的答复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英方出动军用飞机进入中国领空，那么毫无疑问是具有极大挑衅意义甚至战争意味的，这一点想必英方自己也心知肚明。
总而言之，在处理这次意外事件之中，中英双方都处于“心照不宣”的态度，英国为了维持刚刚升温的中英关系，还有自己在中国和香港地位的考虑，愿意继续发展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因此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英国方面还算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没有听从美国的劝告一起公开谴责中国，因为英国担心这样做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只是在照会之中提出抗议请求；在得到中方“暂不答复”的回复之后，英方也只是象征性地提了一次这件事情，耐心等待中国政府的反应。
而中国方面，在英方给出过高的赔偿金额之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和英方讨价还价，而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尽数赔付，赔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双方除了正式照会之外还有着多次会面和会谈记录，从当初的内容提要上能够看出，双方措辞都比较委婉平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争吵，可见中英双方都是不愿意将这件事情闹大的。
而在这次事件处理过程之后，周恩来当机立断采取第一种解决方法，不仅灵活和务实，也给英方代表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此后的1954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英国工党代表团领袖艾德礼，双方讨论了如何改善中英关系和台湾问题等重要问题，从此双方进入了外交方面的短暂“蜜月期”。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由于英国参加了所谓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脚步，导致中英关系再一次降温，从此之后进入了长达数十年不愠不火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