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任中国驻美大使即将抵美？外交部：建议关注外交部网站更新）
毛宁资料图
5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表示，有媒体报道，下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将于今日或当地时间23日抵达美国。您能否证实这一消息并介绍有关情况？这是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吗？
毛宁回应称，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关于新任驻美大使的消息，建议你关注外交部网站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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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驻美大使:只有解决2个问题 中美交流才不受影响
来源：玉渊谭天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最近的中国外交，那就是频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算平均数，几乎每三天都有一个国家的高层代表访华，不仅如此，在北京，中东国家还实现了世纪和解。今天，谭主来到外交部主办的蓝厅论坛现场，许多国家的朋友又一次齐聚。正像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所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胸怀天下。论坛现场，有不少人表达了对中国外交下一步行动的期待。对此，谭主也在会场找到了一位资深外交官，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从中国式现代化聊起，他分享了自己对中美关系，对中国外交“下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谭主：过去一个世纪，很多国家对现代化的想象都来自美西方。我们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您曾是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在您与美国的交往经验中，有哪些亲身经历让您感受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
崔天凯：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对现代化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过程，最早可能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我们使馆原来有一幅很有名的画，画的是山、水、树林，但是在一个地方画了很多烟囱，还在冒烟。当时的画家画绿水青山的时候一定要画几个烟囱上去，这说明当时对现代化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同时，有些区别可能不是那么可见的，不像工厂烟囱这种有形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制度性的东西，还有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原来听美国人说，所谓“三权分立”、选举制度，这好像就是现代化。但现在大家认识也很清楚，这个认识也是片面的。
因为很多国家曾经学过美国，后来凡是生搬硬套学习美国制度的，没有一个成功的，然后这些国家又被美国贴了标签，叫“失败国家”。实际上失败不是这些国家自己失败，它可能生搬硬套西方这一套不成功才失败。
刚才我在会上也讲，这些美西方国家本身走到现在，也出现了问题，你看美国现在政治极化，社会撕裂，两党之间掐得恨不得你死我活。美国原来跟我们讲的那一整套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这也给很多人带来一些思考，到底什么是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到现在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经过我们的实践，特别新时代的十年，我们慢慢总结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相信经过这二三十年，我们还不断会有新的经验总结，实践会不断提供新鲜东西，我们会不断提升归纳到理论层面。显然，我们走出一条跟他们截然不同，而且成功的道路。
崔天凯
谭主：您在美西方国家交流的过程中，他们是否主动提起过“中国式现代化”？他们是怎么说的？
崔天凯：对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很多人的理解，还是片面的，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存在着误解误判。有的人就拿美国这一套来套我们的情况，觉得套不上，那就是不对。这当然是一种很狭隘、很片面的思维方式，但是现在在美国还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它的一些精英分子、媒体成天在给老百姓灌输这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政府老在说“现在是民主对威权”，把这么大的世界，200来个国家，一切两半，这是“民主”，那是“威权”。
我都问过美国人，我说你的好多盟友究竟是“民主”还是“威权”，他都说不清楚。但他就在给老百姓灌输，在国际上在制造这样一种叙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希望他们对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中国的文化要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他们才能读懂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谭主：近期，中国外交非常“忙”。不仅迎来“外交热”，接待了密集访华的多国领导人，本次蓝厅论坛也为多国嘉宾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空间。有学者评价，中美关系很重要，但对中美双方来说，并不是唯一的外交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崔天凯：当然，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不可能只有中美关系，各国之间都有各种关系，除了双边的，还有多边的，还有地区的。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美国这两个这么大的国家，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还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上也有各自的重要性。这两个国家之间按理说应该有更多的交往，包括政府之间的交往，包括高层的交往，这种交往应该是相当频繁的，相当经常的，但是现在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真正做到相互尊重。两个国家之间交往跟两个人之间交往一样，如果不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怎么交往下去？但是美国有些人，他的习惯思维就是说我要强势来对付你，言下之意他是强势，就要把对方打成弱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和你交往，老是这种心态，不能平等相待，不能尊重对方，怎么交往。
而且我一直认为，真正自信且真正有力量的人，不需要把“实力”成天挂在嘴上，你整天说，你就真的那么有实力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你要是智者、仁者、勇者，你不需要每天把实力挂在嘴上，这么说可能正是心里没底的表现。我觉得这是影响中美交往，包括高层交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能不能做到言而有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中美之间有一次正式的交往，甚至相当高层级的交往，然后美国表态好像也还可以，讲了几个不，几个无意，回过头去马上就提升跟台湾的官方关系，马上就继续卖武器给台湾，甚至帮台湾在国际上去搞什么国际空间，然后抹黑中国，然后是脱钩断链，制裁中国企业，就干一系列的事情。你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何以取信于人？如果官方的高层沟通会晤，你说的话不能取信于人，这些交往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继续影响中美之间的交流。
崔天凯
谭主：实际上，美国最近一直在释放希望对话的信号，对此，境内外媒体都在讨论一个问题，目前中美高层的对话是否还是有必要的，如果对话，还能解决什么问题。针对这种讨论，您怎么看？
崔天凯：不对话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如果没有诚意，不能平等相待，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原来美国人很喜欢说一句话，他嫌中美之间对话多了，他说我们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也可以跟他说同样的话，你如果没有诚意，没有一个平等相待的态度，那光为了对话而对话也没有多大意义。
谭主：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昨天晚上耶伦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演讲。她上来第一条强调的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美国要把国家安全摆在中美经贸关系前面这么重要的位置去讲？
崔天凯：美国现在实际上把国家安全的概念泛化了，什么都扣上国家安全，这样就没有人敢反对，好像你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但是国家安全应该是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如果什么都是国家安全，真正的国家安全上哪里去了？这种泛化是很有害的，也维护不了美国真正的国家安全。
但是美国现在他有这个政治需要，他要打压中国，要跟中国脱钩断链，因为这些事情第一不符合事实，第二也违背客观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规律，他拿什么东西来证明他需要做这些，就拿国家安全，一个大帽子一扣，说你这违反市场规律，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但科技发展应该要大家合作。
谭主：最近我们玉渊谭天刚发了一篇关于“去美元化”的评论。目前，很多学者在说“去美元化”，不知道您怎么理解“去美元化”的“去”字？
崔天凯：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谈论“去美元化”？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滥用了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包括它的长臂管辖，单边制裁，全是利用这个，这么做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在透支美元的信用。
很多国家现在不放心了，说你一会儿割韭菜了，一会儿说要把我在你这的资产要没收了，要冻结了，我还是少放点，我想办法弄点别的资产，实际上是美国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在推动所谓“去美元化”。
当然“去美元化”不等于说以后美元就不用了，美元还是世界主要货币，只不过要去掉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做法。另外这个过程应该是个比较长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几年时间就能完成，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美元 资料图
谭主：不久前，中国外交促成了一件大事。中沙伊三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基辛格评价：“中国以‘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改变了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并朝着成为创建世界秩序的参与者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您如何看待基辛格博士对中国外交的这个评价？
崔天凯：我觉得如果说跟这些中东国家的历史交往，甚至利益融合等等方面来讲，我们不一定超过美国。因为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还是很深厚的，对它们影响也很大，这些国家很多地方也对美国有一定的依赖性。
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推动他们走向和解，美国就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主要可能不是一个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国际上是主张和平的，主张要共同发展，主张国家之间不管大小，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心，有这个诚意去推动这些国家想办法来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能够坐到一起找到一个可解的办法。
并不是说我们给了他们多少钱，或者我们跟谁定了同盟，我们也从来不搞军事同盟。或者我们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搞胁迫，然后只能听我的，并不是这样。心诚则灵，美国不是没有这个能力，美国从它的对这些国家政治影响、经济影响、军事影响，你要论这些东西，他们的能力比我们还强，但问题有没有这个推动和平的心？有没有推动和解的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
【胡适：战时中国驻美大使】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倡导和实践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之一。同时，他又自称是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与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他应国民政府之“征调”，赴美欧宣传抗日，后就任战时中国驻美大使，时近四年，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记录。“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胡适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他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的建立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反对武力抗日、等待国际环境变化的外交主张, 特别是同情“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态度，引起国民党领袖的关注和重视。
胡适的主要观点是：反对以武力对抗日本，对日本怀有相当的敬意，甚至认为日本对发展缓慢的中国进行侵略并非毫无道理；相信国际舆论和国际协定对日本会有约束力；企盼日本明识之士能够劝阻日本军阀，不要走“民族自杀之路”；认为“目前中国所能做的只能是忍耐”，“可以等待50年”，并以法国当年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给普鲁士且过了48年才收回为例，宣称由于中日之间国力悬殊太大，“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赞扬《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支持国民党当局签署《塘沽协定》，认为“既然中国并无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在华北作出让步，以换取和平，是中国唯一选择”；华北事变后，认为日本的独霸无法制裁，期待“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等等。
胡适的这些言论遭到反日情绪高涨的国人的反对，却为执行妥协政策的国民党领袖重视，其基本主张与国民政府当时执行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相吻合的，为此，国民党军政领袖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会见胡适，对于局势与外交有所垂询，也建立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渠道。独立评论派中的骨干人物蒋廷黻等则进入政府担任要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胡适应邀参加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会，发言赞成蒋介石谈话。7月底，平津失陷，胡适仍认为中国准备不够，主张再忍让，并直接向蒋介石提出“对日外交路线不可断”。其时，国民党当局上层形成了以周佛海为中心人物而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低调俱乐部”， 主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胡适是该俱乐部的骨干分子，他不仅经常参与该集团的活动，而且“低调俱乐部”之名也出于胡适之口。
奉派赴美欧宣传抗日
参加庐山谈话会是胡适参与国民政府外交事务之始。1937年9月，他奉派以非官方身份出游美欧，宣传中国抗日。在美国各地及加拿大发表许多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次年7月，又赴欧洲访问，继续宣传抗日的行程。
胡适此行的最大希望是：“一面使美国政府能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政府被迫而抗战的苦衷；一面加强美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并唤起美国民众对孤立政策有所警惕，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可以有所举动。”
期间，胡适提出了“苦撑待变”的名言，称“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他解释说：“我们这次可以说是为世界而战，至少是为民主国家而战，但我们自己要先咬牙苦撑”，等候国际时机的到来，胡适的预断为后来的战争进程所证实。
“应征”就任驻美大使
1938年7月26日，胡适在伦敦接到蒋介石要他就任驻美大使的电报，他考虑一周后毅然决定应命，并称“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
胡适作为民国外交史上少有的文人大使，积极努力与美国政府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尤注重发挥自身的专长，频频参加集会和演讲，他在任期间发表演讲之多，是很多外交官都望尘莫及的。“胡先生最善于演说，他写稿极其用心，内容极其丰富，诉说极其动听，故事中见真理，严肃中带风趣，讲者滔滔不绝，听者久久不倦，他不单在演说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且引起日本舆论的愤怒与抗议。”他的成百次演讲，增进了美国各界、各阶层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同情，促进了美国社会普遍支持中国抗战的舆论。
推动搁置美国中立法案，是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的当务之急。他积极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多次，与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更是频繁接触，力言此案关系中国抗战利害，终于推动该案被搁置，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个成功。
胡适协助已在美国专门从事借款活动的陈光甫，先后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合同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后又协助宋子文达成中美一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对于中国抗战是巨大的支持。
胡适在阻止美日妥协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41年春，避战心切的美国与日本达成临时协定草案，胡适获悉后，两次向美方表示强烈反对，并代表中国政府对美提出强烈抗议，加上英国丘吉尔亦对此表示疑虑，终于迫使美国放弃妥协打算，美日谈判破裂，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给中国的抗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离任风波
由胡适这样的文人出任驻美大使，在国民政府内部始终是一件颇具争议的事。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不断发生“去胡”风波。攻击他的人既有想取而代之的外交官颜惠庆，也有国民党行政院高官孔祥熙、宋子文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美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1941年底，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常驻美国，开始独揽对美外交大权，成为“太上大使”，胡适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日记中记载：宋子文“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的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私下批评宋子文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能驳回一字。我则半年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见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
胡适虽有去职之意，却并未正式辞职。决定胡适去职的是蒋介石本人。他评述胡适之使美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藉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亦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个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争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惟恐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乃彼之功。幸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早予撤换，否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这表明蒋介石不仅不满于胡适的大使业绩，甚至担心其誉高震主了。1942年9月，行政国务会议决议魏道明继任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自此退出政界。对此，美国朝野表示惊讶，《纽约时报》为胡适去职发表评论，称“重庆国民政府寻遍中国，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1938年来美上任，美国友人对他期望甚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却又超过大家对他的期望”。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赞扬胡适，把他描述成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又最受人尊重的一位使节。
两次谢绝再任驻美大使
胡适离任后，移居纽约，继续其学术研究。1945年曾被任命为出席联合国创立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6年归国，出任北平大学校长。其间，他与国民政府高层继续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1947年2月，蒋介石先后邀请胡适担任考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以及再任驻美大使，均为胡适谢辞。1948年3月，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故作姿态，提议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胡适有所心动，一度接受，后又推辞。但蒋介石此议因在国民党党内遭到强烈反对而罢议。
1949年春，胡适见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再次乘船赴美，当起了寓公。6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气球。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宋子文、蒋廷黻、顾维钧等人筹划敦促胡适组阁的计划，认为这“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一方面，他们劝说胡适就任外交部长，进而出面组建一个由自由分子组成的内阁；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内外开展游说活动，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支持新内阁，进而改变对华政策。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计划，胡适在最后关头谢绝再次出任外交部长。
1957年9月，胡适曾被台湾当局任命为出席第12届联合国大会代表。1958年4月，胡适自美国赴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病逝台北。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文，是为了哀悼何人？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文，是为了哀悼何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文，对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曾经跟随中国一道，为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过巨大贡献，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也是如此，一生为了世界和平，四处奔波，为了人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留下了很多值得记忆的事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并一直坚定支持、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他一生中，多次对华访问，很好地推动了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他在之后回忆中表示，“我对于对华政策没有任何后悔”，斯考克罗夫特逝世不仅是中国和美国的损失，也是世界和平的损失，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就这样陨落，我们知道，他曾在1975至1977年间、从1989年至1993年间分别担任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和老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
其实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莫属，他在访华期间，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曾带着一个水果的种子来到了中国，没想到这个水果在其它的地方都长得不好，唯独在内蒙古的河套平原生根发芽，长得又甜又大，当地人知道这个种子是华莱士带来的，便给这个水果起名叫华莱士，现在这个瓜正大量上市，在内蒙古的西部非常有名。
我们知道，在现有的科学技术和交通模式下，世界一体化已成现实，地球的范围对人类的活动能力已经感觉不到过去那种遥不可及，几乎在24小时可以的到达世界任何点，这是航空业的功绩，而任何一个地方的信息，都能够在几分钟之内让世界各地都能获悉，这是互联网的功绩，当然人才是最主要的，沟通和理解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世界的安全、发展都离不开这些身居要职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上世界出现啦现在这样的盛况，有效沟通和交流才能促进世界各国同步发展，发挥各自的特长，为世界长久发展贡献力量。
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的离世，中国失去了一个老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和平使者，是世界人民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