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霸权施压下，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不得不在某些大事上做出偏向性选择，做出牺牲，比如荷兰，比如瑞士。
荷兰首相吕特和美国总统拜登
对华芯片限制，荷兰有保留
中国作为阿斯麦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荷兰并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全球封锁链建立，配合美国要求不仅会损害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往严重说，还会影响世界半导体供应链的中断，反过来看，限制手段很可能激化中国的研发进度，以突破摆脱垄断，或者中国在半导体原材料尤其是稀土对其“反制”，这对于荷兰来说得不偿失。
所以，荷兰对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一直持谨慎态度，但是美国的不断加码施压，让荷兰从反对逐渐变为屈服，之前承诺“不会照搬美方政策”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这一次向荷议会致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荷兰将于夏天前对芯片出口实施限制性措施。
阿斯麦公司
从极紫外线光刻机（EUV）到次一级的深紫外线光刻机（DUV），荷兰的出口范围被再度缩紧，这对于荷兰来说贸易优势也被同步缩减。但众所周知，美方没有补偿盟友的“先例”，所以执行美国要求所需要承担的后果，还是由实施国承担，澳大利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鉴于此，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应对这一微妙局面，采取了类似缓兵之计的对策，使得新宣布的计划并不完全达到拜登政府要求采取的程度。
阿斯麦公司发布的声明钻了个空子——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只适用于“最先进的系统”，声明还特别指出，相关措施落地生效还需要时间。
在世界格局大变革中，绝大多数国家在没有足够底气硬扛美国施压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搞小动作进行些许变通，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荷兰不过是其中之一。
对俄经济制裁，瑞士崩名声
但反面教材如瑞士，顺从了美国的要求，从中立国更换了立场，导致了自己的金融机构信誉崩塌。
亚努科维奇
俄乌冲突爆发，瑞士信贷银行先是冻结了超19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占俄罗斯自然人和法人在瑞士所有资产的大约三分之一，之后继续冻结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及其亲信的资产，总额超过1.4亿美元，准备用以支持基辅。
虽然后来，瑞士政府宣布，没收俄私人资产违反瑞士基本法，但关键时刻瑞士就可能丧失其中立地位，严重影响了其客户对瑞士金融机构的信任。
这引发了一个新的后果——瑞士未来面临着中国资本的大量外流。
尤其是在中美对抗愈发严重的世界大背景下，很难保证美国的长臂制裁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海外资产，所以中国的富豪们不得不担心自己的资产存放在瑞士的风险问题。
瑞士多家银行的领导们已经谈论过关于与个人客户合作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这种影响会阻碍盈利业务的发展，相对于瑞士的不稳定中立立场，如新加坡等国家会变成分散存款的选择。
不过专家认为，从长远看，中国会严控大量资金外流出情况，因此很有可能中国富有客户的大部分资产将留在国内。
瑞士或许一时获得了美国表扬，但丢了名声又失了利益，赔了夫人又折兵。（易之）
延伸阅读：
媒体：荷兰屈从美国限制对华芯片出口 中方回应藏玄机
当地时间3月8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向荷议会致函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荷兰将于今年夏天之前对其芯片出口实施限制性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荷方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中荷企业正常经贸往来的行为表示不满，已向荷方提出交涉。
在回应中，毛宁特别点到美国——近年来，美国为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自身霸权，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胁迫诱拉一些国家对华采取出口限制措施。有关霸凌霸道行径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也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希望荷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原则，尊重契约精神，不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维护中荷两国和双方企业共同利益。”毛宁说。
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荷兰方面有关半导体技术出口的最新表态，距离荷兰首相吕特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的时间相隔不到2个月。彼时双方会后声明中并没有直接提及相关问题，但却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供应链安全和关键技术对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
同样是在3月8日，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发布声明称，由于荷兰政府将出台新的出口限制措施，阿斯麦将须要申请许可证方可出口DUV设备。阿斯麦表示，“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并不针对所有浸润式光刻系统，而只适用于‘最先进的系统’。先进程度相对较低的浸润式光刻系统已能很好满足成熟制程为主的客户的需求。”此外声明还指出，相关措施落地生效还需要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制造半导体的关键设备，光刻机一般分为三种，即紫外线光刻机（UV），深紫外线光刻机（DUV）以及极紫外线光刻机（EUV）。而DUV与EUV的主要区别在于光源的波长，这决定了芯片的制程。DUV目前尚无法制造出7nm及以下制程的芯片，但足以用于制造需求量更大的成熟制程芯片。EUV则用于7nm及以下先进芯片制造工艺。
彭博社报道指出，荷兰本周宣布的新计划似乎没有达到拜登政府去年所采取的措施的那种程度。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正在应对一种微妙的局面，他的政府正面临着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施压，以帮助建立起全球封锁链，扼制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崛起。但荷兰市值最高的公司是阿斯麦，而中国是阿斯麦最大的客户之一。吕特所面临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阿斯麦CEO彼得·温宁克所面临的处境：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要听从美国这个荷兰亲密盟友的安排，同时要努力保护一个关键的增长来源。
荷兰对华芯片态度为何“一反常态”？
以往来看，荷兰方面在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上的态度颇为审慎。荷兰政府曾认为如果实施美方要求的措施，可能会损害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阿斯麦也曾警告称，如果美国迫使该公司停止向中国出售其主流设备，那么世界半导体供应链将面临中断风险。
而如今荷兰看似“一反常态”的背后，实际上也有迹可循。
公开资料显示，阿斯麦第一大股东是美国资本国际集团，拥有15.81% 股权。第二大股东是美国贝莱德集团，拥有7.95% 股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对深圳卫视直新闻指出，美国和荷兰在EUV这一代光刻机就已开展共同研发工作，进行了深度技术捆绑。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外媒曾于1月底援引内部消息称，美国与日本、荷兰官员于1月27日在华盛顿达成协议，同意扩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几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讨论的敏感性，各方决定不公开细节，华盛顿希望给日本和荷兰空间来决定如何“传达”和落实管制内容。这一过程短则数月、长则数年。
实际上，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荷兰政府便迫于美国压力，自2019年起禁止对华出口其最先进的光刻机设备，即EUV。2022年10月，美国进一步升级对华半导体产业进行相关限制，其中就包含扩大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禁令”，限制DUV出口中国。
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后看似比起前任特朗普采取了更加“温和”的对华路线，但这只是“骗人的表象”。从美方2022年10月出台的相关措施便能看出，其目的在于根本性遏制中国在芯片、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方面的进步。
综合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路透社报道，荷兰首相吕特1月27在海牙告诉媒体称，半导体出口“新限制”的相关谈判已持续很长时间，但事涉敏感，荷兰政府选择谨慎以对，即便有了成果，“也不确定是否会高调宣布”。另据路透社报道，三位直接参与这些讨论的官员透露，美国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向荷兰示好，要求其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政治立场。比利时《晨报》认为，美日荷三方所达成的协议“再一次标志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的暂时结束。”
中方回应有力
针对美国拉拢荷兰对华进行半导体限制，中方也在多层级、多场合上进行发声。
2023年伊始，中方就已对荷方发出“善意提醒”。1月30日，外交部长秦刚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电话。秦刚指出，开放务实是中荷关系的最大特色，双方要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胡克斯特拉表示，荷方愿推动两国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将继续以负责任方式处理对华经贸事宜。
1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荷兰欲对华限制光刻机出口进行回应，毛宁强调，个别国家出于一己私利，不惜损友自肥，恶意封锁和打压中国企业，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有关霸凌霸道行径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冲击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
商务部发言人束珏婷在在2月10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进一步点明了毛宁口中的“个别国家”的身份，指出美方近年来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胁迫他国采取贸易保护做法，阻碍半导体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损害世界和平发展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月15日，就美日荷限制向中国出口相关芯片制造设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严正声明，明确提出三个“反对”——反对这一破坏现有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的行为。反对这一干涉全球贸易自由化、扭曲供需关系和供需平衡的行为。反对这一试图将中国半导体产业排除在全球产业体系及市场自由竞争之外的行为。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表示，半导体产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全球分工与合作，任何人为撕裂全球产业体系的行为都会对全球人民的生活及发展造成不可度量的伤害。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于2006年加入世界半导体理事会(WSC)，不仅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融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坚定决心，也表明了中国与全球同仁协同发展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2月12日，中国在世贸组织（WTO）对美国对华芯片等出口管制措施提起诉讼。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中方关注，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方式。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9日在蓝厅注意到，不少荷兰媒体也来到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现场并进行了提问。中方在回应中亮明自身立场态度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礼节”。
《新鹿特丹商业报》记者就“中方是否理解荷方的担忧——荷兰方面担忧如对华出售先进的阿斯麦光刻机，最终将失去在该行业的竞争优势”进行提问。
毛宁 资料图
对此，毛宁在回应中用多个反问——为什么正常地和中国开展贸易就会遭到损失？为什么会处于这样的境地？是不是因为某些国家把经贸问题作为工具和武器，向荷方施加了压力，要求你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中国坚决反对的是人为干扰经贸合作、人为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毛宁指出。
在回应“荷兰广播电视协会”记者有关中方会否考虑采取反制措施的提问时，毛宁表示，希望维持科技领先地位、维持竞争力的想法可以理解，关键在于要公平竞争，不能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我们希望荷方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原则，尊重契约精神，不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维护中荷两国和双方企业共同利益。中方也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毛宁说。
值得一提的是，阿斯麦首席执行官温宁克1月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最终会促使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领域成功研发出自己的技术。“如果无法得到这些机器，他们就会自己研发。这需要时间，但最终他们会实现目标。” “你越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越有可能加倍努力。”
作者丨何王子彧，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编辑丨刘立平，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
急！甲午战争前后，美国或朝鲜对华政策及其启示？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2.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3.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4.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看到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40、50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同志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佩里叩关迫使日本从锁国到开国。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板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和中国、俄国的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 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日本承诺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条件下，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 。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 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 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明白： 1876得，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 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划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 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十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变决非难事。”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 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 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 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 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 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 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 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当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使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对俄国的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滩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7月7日，美国趁英国忙于英布战争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日本进入东太平洋的战略要塞关岛。这也从东南两向切断日本向东、南太平洋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东径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南下与美争夺的冲动。 1900年8月20日，山县有朋提出《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主张调头再次南下，提出“经营南方”的看法， 认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 1900年8月，日本趁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而被迫中止。12月，美国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美国海军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得加煤站的建议， 这引起日本的极大警觉。这种从东南两向对日本形成合围包抄的压力又反过来刺激日本加快先解决俄国，再总体与美国摊牌的军事行动。1898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对康有为首次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语。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是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住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 ；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 。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 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二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同时他又对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从我们的利益说，我们希望日俄战争延长下去，希望它们两败俱伤，尽可能地耗尽元气，即使在战后两国的边界也还未得到解决，两国在利益范围的界限上也一如战前那样对峙。这样就可使它们保持战争状态，而且抑制它们在别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无法在胶州威胁德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了。”1905年6月16日，罗斯福表示：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解决之前，日本的矛头将不会指向菲律宾。 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也意识到日俄战争意味着美日矛盾将提上日程，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 因此他主张要“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 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 事实上，日本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苏联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洲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它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 塔夫脱并不知道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报复，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 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