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开年以来，云南烟草系统迎来新一波反腐风暴：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中烟）原总经理张水长、原副总经理顾波同日落马，潜逃26年的“红通人员”王汉民（曾任昆明卷烟厂销售经理）归案。
中国的烟草版图素有“一云二沪三湘”的说法，云南是名副其实的“烟草王国”。然而近年来，云南烟草系统震荡频繁，多人被查，包括云南中烟原董事长夜礼斌，原总经理张水长、周涛，原副总经理顾波等高层，也包括一些技术研究人员等。
云南烟草系统退休领导王元明（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烟草系统内部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一把手”权力过大缺少监管，面临的诱惑又很大，“在这种背景下，滋生了很多腐败分子”。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冯志礼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烟草王国”，云南的烟草行业一直是全省的重要支柱。由于独特的资源、特殊的管理体制等原因，也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一些腐败分子觊觎、涉足的重要领域。综观这些年云南发生的贪赃枉法案件，许多都集中反映在烟草、玉石、能源、矿产等特色资源领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明确指出，“必须把这些领域的篱笆扎紧了，不能让腐败分子近水楼台先得月。”
“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我们聚焦有云南特色的资源领域，着力整治烟草系统腐败问题与不正之风。”冯志礼说。
至少七位高层被查
云南中烟隶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其官网显示，云南中烟工业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2011年1月改制更名为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全国19家卷烟工业企业中产销规模最大的省级中烟工业公司，集卷烟生产销售、烟草物资配套供应、科研以及多元化经营等为一体，以“云烟”“玉溪”“红塔山”“红河”四大品牌为核心。截至2021年底，资产总额（含省外生产厂和控股卷烟企业）2751亿元，净资产2292亿元，在岗员工共2万余人。
近年来，反腐成为云南烟草系统的关键词。多位系统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有多人在落马前早有预兆，他们被查只是靴子落地，证明纪检监察部门已经掌握了他们相关问题的证据。
1月16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公布了张水长和顾波被查的消息。
云南中烟原总经理张水长
张水长生于1948年2月，今年75岁。多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水长身高不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口才不错。其父母都是滇池边的农民，他早年当过步兵，26岁退伍转业，成为昆明卷烟厂的一线操作员，后来一步步升迁，2003年成为云南中烟第一任总经理，2010年卸任。
王元明称，张水长的儿子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后做过高档礼品等生意，被传与烟草公司存在利益输送，在其落马前后也被查。
顾波生于1958年3月，曾任云南省烟草公司人事处副处长、云南省烟草物资配套公司经理等。2008年7月起，任云南中烟副总经理，2018年退休。王元明称，顾波被查早有预兆。2022年1月，顾波要出国考察，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已经被限制出境，“顾波是张水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认为是张的马仔”。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顾被查前，去年，云南中烟有两名高层主动投案，分别是时任总经理的周涛（2022年1月）和原董事长夜礼斌（2022年11月）。这意味着在1年时间内，云南中烟有1名董事长、2名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被查。
云南中烟原总经理周涛
周涛生于1974年7月，江苏淮阴人，从1995年进入淮阴卷烟厂做电工开始，后面近30年的职业生涯没有离开过烟草行业。他曾任江苏中烟副总经理、广西中烟总经理，2018年12月任云南中烟总经理。
2022年11月，周涛被提起公诉。从检方起诉内容看，他的问题覆盖江苏、广西、云南三地，检方指控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多位云南烟草系统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涛案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何泽华关系密切，其受到何泽华赏识后得以多次提拔。
2023年1月，在周涛投案一年后，69岁的何泽华被查。履历显示，周涛与何泽华同为江苏淮阴人，二人早年在淮阴卷烟厂有过交集。自2003年至2014年，何泽华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期间周涛历任淮阴卷烟厂副厂长、厂长、江苏中烟副总经理等职。
曾长期在云南烟草系统工作且与多任云南中烟高层共事过的孙越（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涛还和一些与烟草相关的企业往来密切，或涉及受贿行为。
云南中烟原董事长夜礼斌
另一位主动投案的云南中烟高层是夜礼斌，他生于1957年12月，曾任楚雄州州长、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昭通市委书记等。2014年5月至2018年1月，他任云南中烟董事长，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2021年2月退休，9个月后被查。
王元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夜礼斌在昭通做市委书记时，就频频被传落马。在云南中烟任职期间，曾被纪委谈话。去年5月，夜礼斌的一位亲属告诉王元明，夜已经过关，“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查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2017年6月至今，在大约5年半的时间里，云南烟草系统至少有7名高层被查。除了上述四人，另外三人为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原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余云东（2017年6月），云南中烟原副总经理李天飞（2019年1月），江西中烟原总经理姚庆艳（2021年11月），姚庆艳曾在2005年2月至2015年1月担任近10年的云南中烟副总经理。
孙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天飞被查前也有预兆。2018年6月前后，国家烟草专卖局曾公示，李天飞拟任云南中烟总经理，但长期未能正式任命，引发了烟草系统内部的广泛猜测，大约半年后，他等来了被查的命运。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冯志礼曾在谈及李天飞时透露，李天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高达1077万元。他还长期赌博，参加迷信活动，在昆明西山华亭寺烧香拜佛，立“功德碑”。
“圈子文化”与“能人”腐败
多位受访者称，云南烟草系统在用人选人上或多或少存在“小圈子”情况，烟二代、“近亲繁殖”现象比较普遍，形成了“桥牌圈”“吃喝圈”“网球圈”“高尔夫球圈”“麻将圈”等“圈子文化”。
孙越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张水长、顾波等人迷恋打桥牌，李天飞等人酷爱打麻将和赌博，还有些高层喜欢打网球等。因此有的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后门，分析领导的爱好，“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员工为了挤进他们的圈子也开始练习这些活动”。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起底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余云东，余云东现身说法，“与‘玩得好’的同事、‘合脾气’的私人老板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吃吃饭、喝喝茶，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朋友圈、生活圈、官场圈相互交织，大家有事相互照应，有好处会互相分享。”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单位原董事长、原总经理等多位高层被查。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多位云南中烟内部人士受访时称，云南烟草系统不仅内部有“小圈子”文化，而且还特别重视与外部搞好关系。比如，在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云南中烟与云南省部分干部关系密切，联合举办过多次迎春联谊会，地点都在云南中烟附近的某知名酒店。
白恩培曾担任过接近10年的云南省委书记（2001.10~2011.08），2014年被查，2016年受贿2.46亿余元的白恩培被判死缓。
除了“圈子文化”盛行，云南烟草系统还存在“能人”腐败现象。
冯志礼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时，曾被问到云南省查处的一批烟草系统的腐败案件具有哪些特点，他称该系统主要领导涉案率高，“能人”腐败现象突出。
从被查的一些云南“烟官”看，多人在业务能力方面表现突出。
例如，据云南网报道，在张水长的带领下，云南中烟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1项；相继实施了“云南卷烟企业战略重组”“卷烟品牌发展战略”“原料差异化战略”等工作，使云南卷烟工业从2003年实现税利330亿元开始，到2008年连续5年实现了利税每年增长50亿元的巨大跨越。
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杨伟祖被称为“烟草狂人”，是云南省著名科技专家，拥有发明专利120余项，曾任国家级工程中心、省级技术中心博士后、主任及首席专家。2020年1月，因受贿罪，杨伟祖获刑10年。
《廉政瞭望》报道称，号称“云南烟王”的余云东在位长、能力强，是近20年来云南省最强势的烟草局长。他在任期间，云南省烤烟收购量实现翻番，卷烟税利由135亿元增长至435亿元，年均增长17.4％。他还借鉴酒庄模式兴建烟草庄园，在国内首开先河，带动旅游发展。其成绩多次被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原国家旅游局点名表扬。
然而，这位烟草系统的“能人”，却在选人用人、烟草设备招标等多方面存在问题。《廉政瞭望》报道称，余云东在主政云南省烟草专卖局的8年间，其女余静雯被当地烟草系统人员暗讽为“长公主”。从几十万的办公楼装修绿化到上亿元的烟草基地建设，乃至重要人事任命，她都有插手的空间。
昆明海天酒店（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下级单位），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余云东曾长期无偿占用该酒店客房，用于住宿和存放个人物品。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称，2009年3月至2014年3月，余云东长期无偿占用昆明海天酒店（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下级单位）客房，用于住宿和存放个人物品，房费累计达141万余元；违反议事规则，向云南佛学院捐款100万元；违规领取薪酬122万余元。“靠烟吃烟”，授意下属无偿调取高档香烟64381条供个人享用，并送给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对外接待中大量饮用茅台等高档酒水。选人用人自己说了算。余云东未履行相关报批程序，擅自决定先后从烟草系统外调入杨某某等32人；违规将社会聘用员工保某提拔为海天酒店副总经理；在职数已配满的情况下，违规将自己的司机杨某某由正科级提拔为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副处级）。
2019年1月，余云东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数罪并罚，一审获刑13年，并处罚金230万元。判决书显示，他曾为28个公司或个人承接烟草宣传项目、烤烟烤房设备招标、物流、建筑工程等方面提供帮助，受贿900余万元。余云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多人涉香精香料问题
纵观云南烟草系统的多个案例，都涉及香精香料问题。
香精香料是卷烟生产不可缺少的原料，对于提高烟草口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配方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之一。孙越指出，这也是制约云南烟草发展的最大软肋。
他表示，云南烟草系统曾尝试过制作香精香料，但用在高档烟上还是不理想。他认为云南作为“烟草王国”，却研发不出高质量的香精香料，原因除了其配方具有保密性外，还与其存在行贿空间有关。“过去，云南烟草系统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与部分香精香料公司存在利益输送。”
冯志礼也曾表示，李天飞、余云东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就包括投资并拥有关联企业股份，违规销售样品卷烟，为他人承揽香烟商标设计、香精香料供货、企业信息化建设、品牌宣传策划、工程项目、烟叶烘烤设备等提供帮助，从中获利。
多个案例显示，云南烟草在反腐风暴中，一些技术人员成为重灾区，他们中也有多人涉及香精香料问题。
2018年11月13日，云南中烟技术中心原主任、党委副书记冯斌被查。资料显示，云南中烟技术中心成立于2014年3月，是在云南中烟直接领导下，按照非法人实体运作的专业化研究机构，负责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玉溪、云烟、红塔山、红河等云产卷烟品牌的研发维护及科技创新工作。
孙越称，云南中烟技术中心拥有员工数百人，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烟草技术中心。但机构臃肿，部门林立，“重视科技没错，但要考虑科技成果有多少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成果要经得起推敲评审。国家烟草专卖局可以组织全国权威专家对云南中烟技术中心成立以来的科研项目进行复审”。
多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冯斌在云南中烟做过营销工作，技术水平比较欠缺，他和李天飞关系密切，李天飞任云南中烟副总经理兼任技术中心主任时，他出任常务副主任。2017年1月，李天飞不再兼任，冯斌接任技术中心主任一职。
孙越表示，冯斌上任技术中心主任后，就和一些香精公司交往过密，“他在这个位子上只有一年多时间，就出了大量问题”。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2017年至2018年，冯斌先后收受与云南中烟有业务往来的供应商云南天宏香精公司总经理宋某某、业务代表杨某某,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某某，江苏中印印务集团负责人蔡某某钱物共计人民币200万元、港币60万元、翡翠手镯一支，并在工作过程中为相关供应商打招呼、提供帮助。冯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多位知情人透露，前述“朱某某”是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实控人朱林瑶。2022年12月，朱林瑶以255亿人民币财富位列《2022红颜会·胡润女企业家榜》第23位。
华宝股份官网显示，公司主要从事烟用香精、食品用香精、日用香精及食品配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目前在国内外共拥有40家下属企业。
朱林瑶被称为“香精女王”，红河、双喜、喜登等香烟品牌都会用到华宝香精。根据华宝股份招股书披露，2015年~2017年，云南中烟和湖南中烟是华宝股份的前两大客户。云南中烟基本贡献公司23％~28％左右的收入,湖南中烟基本贡献公司15％左右的收入。
2001年6月，华宝国际和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合资兴建云南天宏香精香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天宏），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烟用香精香料。天眼查显示，云南中烟间接持有云南天宏40％的股份，朱林瑶曾任云南天宏法定代表人。
2019年8月16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了5条关于云南中烟技术中心工作人员被查的消息。分别是：红塔集团技术分中心首席研究员牟定荣、红塔集团技术分中心首席工程师龚荣岗、产品研发二部项目专家杨清、产品研发一部首席工程师彭国岗、红云红河集团技术分中心主任张天栋。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张天栋涉及香精香料问题，就与云南天宏有关。据判决书显示，2017年春节前和2018年春节前，被告人张天栋利用担任云南中烟技术中心红云红河（集团）技术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先后2次分别非法收受云南天宏香精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某送给的15万美元、业务经理林某送给的100万元人民币，并在红云红河（集团）采购香精过程中为云南天宏香精有限公司谋取利益。
2022年1月，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林瑶、董事林嘉宇涉及违法问题，被衡阳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年7月，华宝股份公告披露，朱林瑶和林嘉宇已被长沙县公安局解除监视居住，转为取保候审。
林嘉宇是朱林瑶之子。华宝股份发布公告称，2023年1月20日，本集团接获朱林瑶家属通知，安远县公安局已对朱林瑶取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采取取保候审。同时，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对朱林瑶依法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衡阳县和长沙县隶属于湖南省，安远县隶属于江西省。上述公告意味着，朱林瑶被查一年来，对其采取措施的部门，已经历了湖南、江西、重庆三个省份。
3月16日，华宝股份投资者热线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朱林瑶和林嘉宇的近况，“目前公司不掌握最新进展，已知的信息公司都披露了”。
“烟草王国”强势反腐
云南卷烟工业已有百余年历史。1914年，在时任云南都督唐继尧支持下，云南从英美烟草公司进口美国与土耳其烟种，并学习烟草种植技术，在玉溪试种成功。1922年，爱国实业家庾恩锡在昆明创办亚细亚烟草公司（即昆明卷烟厂的前身），这也是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
1988年7月28日，国务院批准在全国首先开放13种名优卷烟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其中云南占了9种（云烟、红塔山、玉溪等），此后全国多地出现了抢购名烟的风潮，刺激了烟草市场的发展
一位在云南烟草系统工作了30余年的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对名优烟的放开标志着中国烟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放开前，因价格低、质量上乘、产量小等原因，云南的烟在市面上供不应求。放开后，很多香烟价格翻倍，“如纯香云烟，之前是15~16元/条，放开后40多元/条，还供不应求”。
他称，中国烟草从内在品质到烟支、小盒、条盒等外包装形式多以“云产烟”风格为引领，许多外地厂家纷纷效仿云产烟技术和包装风格，“比如，云南有红梅，省外就有白梅、腊梅；云南有红塔山，省外就有塔山；云南有红山茶，省外就有山茶等，且包装相似”。
据《云南日报》2021年的报道，云南是全球最大的优质烤烟产区，也是国内卷烟产销规模最大的省份，云南烟叶占全国的45％左右，云产卷烟市场份额占全国20％左右。根据前瞻经济学人统计报道，“十二五”期间云南烟草产业财政贡献率约为50％，在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的上世纪90年代，曾占财政收入比例高达75％，直到2021年，这个比例仍有30％。
多位受访的云南烟草系统人士称，烟草对云南的经济贡献巨大，只有通过加大反腐力度，才能捍卫云南“烟草王国”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针对烟草系统存在的问题，云南省已经展开一系列举措。
2022年12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文《云南专项整治清除名贵特产“腐味”》称，自2018年起对当地特色资源领域开展了一场深入的专项整治。
云南全省共梳理出烟、酒、茶、珠宝玉石、木材、药材等7大类230个品类的名贵特产、特殊资源清单，并要求各地各单位以此为标准自检自查，看是否存在违规购买、收送等问题。“全省一年内就排查出涉及库存公款购买名贵特产的单位108个。”云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数字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廉洁风险，再次印证了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专项整治的及时和必要。
2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监察组、云南省纪委监委牵头督促云南中烟党组召开会议，对云南中烟全系统干部开展警示教育，对周涛案件以案促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云南中烟全系统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共160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强调，云南中烟党组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把查摆剖析、警示教育、整改问题、建章立制等工作落到实处。
3月6日，云南中烟举办第一期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集中轮训专题培训班开班式。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提到，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认真抓好周涛案件以案促改工作。
王元明援引多位云南中烟现任领导的信息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久前，云南中烟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中央相关办案人员通报了案情，并强调涉案者和知情者应在3月31日前说明情况。他说，现在已有涉案人员主动自首，“一些云南中烟高层涉案人员的相关资料也已被调取，这次反腐后续或将波及更多案外贪腐人员”。
多位云南中烟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年来，云南烟草系统内部反腐力度明显加大，公款吃喝等现象基本杜绝了。不过，孙越也表示，近年来云南烟草系统的反腐会议虽然常开，但一些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有的规定比较宽泛空洞，可操作性不强。“云南的烟草案件，没有几件是我们内部自查发现的。所以今后还应该完善内部规章制度。”他说。
发于2023.3.27总第108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反腐风暴中的云南烟草
记者：周群峰
房企反腐风暴：拿地与销售环节易滋生腐败，内控和审计多管齐下
[摘要] 与其他行业相比，房企腐败同样多发在权力性岗位，比如招标采购、成本核算、工程管理等通用管理岗位。
1月11日，北京房山区纪委区监委发布消息称，房开控股集团纪委书记、副总经理许丽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是较新一例房企高管因涉嫌违纪违法而被调查的案例。在此之前，已有多家知名房企接连曝出高管腐败事件。2018年8月，万达两名高管尹建武、金震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被警方带走。12月，雅居乐集团海南区域总裁简毓萍因存在接受外部人员巨额贿赂等严重违纪行为被开除解雇，雅居乐地产集团广州区域副总裁蔡小鹏因因利用职务之便承揽公司业务并损害公司利益而被劝退。2019年1月，中粮置地成都公司原总经理熊启中因存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财物等违纪行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另据时代周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今年1月初，广州一家大型房企在内部通告称：近年来集团因严重违纪被辞退的有30多人，因涉嫌触犯刑法被司法机关处理的有22人。
房地产行业涉及领域和环节众多且利润可观，这就给腐败提供了温床。上海一家房企副总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与其他行业相比，房企腐败同样多发在权力性岗位，比如招标采购、成本核算、工程管理等通用管理岗位。不同的是，房企里销售回款、土地拓展、招商运营等专业管理岗位，都是利用资源稀缺性和选择性权力谋取私利。“从企业角度看，国企容易出现大面积共谋串案，民企较多小范围小圈子腐败。”上述房企副总裁总结称。
拿地与销售环节易滋生腐败
虽然近年来房企以将审计监察部门独立、提供有奖举报等多个方式来加强反腐败、反舞弊工作，但当前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8年以来，包括万达、雅居乐、中粮置地在内的多家知名房企接连曝出高管腐败事件。另据时代周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2018年2月，深圳一家大型房企在内部一次性通告了6宗违规违纪典型案例。其中成都公司石某、文某、陈某，因工作失职渎职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辽宁公司张某、王某、程某等人，利用公司销售平台资源加价销售牟取不正当利益，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而在2017年，该公司给予8名存在失职渎职或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对4家通过合同欺诈或不正当手段牟取项目的供应商列入黑名单终止合作。
2019年1月初，广州某大型房企亦在内部一次性通告了十余宗违规违纪案例。其中上海项目的李峰（化名）因串通其他四人在售楼过程中以“帮助客户申请优惠”的名义索取客户好处费（数额巨大）而被全部辞退；苏州项目的马建（化名）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围标串标、低价出租公司财产、私下出售地产的空置房以及诈骗业主钱款等行为被辞退，同时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逮捕。
“房地产行业里，拿地与建造这两个环节都容易滋生贪腐。”曾在某证券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的马超（化名）告诉时代周记者，以建造环节为例，招标、评标、工程量确认、工程预算和工程核算环节都是腐败“多发区”。
“就房地产企业来说，外部舞弊多发的区域集中在资源的获取（如土地）、资金的获取与运作以及各种证照（如建设工程开工证）的获取上，”香港一位合规咨询与反舞弊资深从业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到了内部舞弊阶段，往往是跟房地产的销售是很大有关系。其次是房地产整个建造过程中间，比如说外包、外购部分也容易产生内部舞弊。
防贪腐多管齐下
腐败事件的发生，不仅直接损害企业利益，同时对企业文化生态的破坏性更甚。
普华永道在《2018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现状调查》中提到，统计数据显示，被调查企业通过调查查明的直接舞弊损失中，通过各种处置手段挽回的总额仅为直接经济损失总额的18%。“无法精确统计的其他损失还包括企业风气受损、商誉损失以及后续运营中断等造成的间接损失，因此全部实际损失可能比账面数字要大得多。”普华永道续称。
为此，近年来各企业也都在积极完善内部管控措施，预防舞弊及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
曾在一家千亿房企工作过的李华（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为了反贪腐，该集团总部和分公司会设立若干个监察室，并提供专门的举报渠道。时代周报记者获悉，上述举报渠道在该集团分为两种，一种为监察室举报渠道，另一种为打击官僚主义举报渠道。李华透露，集团还会不定期组织员工学习各类红头文件、典型案例等。
时代周报记者从深圳某房企获悉，为加强反贪腐、反舞弊工作，该集团在2016年将审计监察职能从风险管理部独立出来，成立集团审计监察部，直接对集团董事会负责。此外，该集团还通过与供应商签定合同时的廉洁条款、审计监察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审计、拓展投诉举报渠道等多项管控措施，预防舞弊及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
广东一家大型房企还专门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工作制度、流程，其中包括《集团监察工作暂行规定》、《集团查处违规违纪案件办法》、《举报违规违纪行为暂行办法》等。
上述上海房企副总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一些标杆房地产企业已经强化了内部审计，有的甚至设立审计监察部门或纪委，不仅内部加大了反腐宣讲和处罚力度，而且对触犯刑法的也开始移送司法机关，在行业中建立了反腐联盟，通报腐败人、失信人案例，造成腐败分子和失信人在房企反腐联盟成员单位无处安身。
上述合规咨询与反舞弊资深从业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企业反腐要治本的话，第一必须要靠制度化建设，把公司商业操作的流程理顺；第二要完善中间的控制制度；第三要有主动预防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合规操作。
马超也建议称，企业可通过定期对项目总经理进行轮换、财务人员和工程预算人员独立向总部汇报等多种机制预防和防范贪腐。
另据时代周报记者获悉，为了鼓励员工举报身边的贪污腐败行为，多家房企还针对性地推出一系列奖励方案。深圳一家大型房企在内部通告称，凡为公司挽回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内的，每宗奖励1000元；10万元以上，每宗视情况奖励挽回损失金额的1%-5%。广州一家大型房企亦在内部通告称：1.按避免、减少、挽回经济损失或追缴不当所得金额的10%进行奖励，每宗上限50万元;2.举报职务侵占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类案件，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奖励1-20万元。上述广州房企还称，为保护举报人，公司亦会设置“举报人保护名单”,名单内的公司员工会在加薪、评奖、职位晋升方面优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