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黄松接受审查调查）
黄松，资料图
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3月24日消息，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黄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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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延伸夜读
前中超球员：知道队友赌球 但没有办法
在李铁、陈戌源双双落马后，中国足坛反腐扫黑仍在继续。
相关信息称，3月17日，多名中超中甲球员被警方带走，这一次，涉及的是球员赌球踢假球的违法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本次专案组的大规模行动，是源自警方查获赌球团队后获取的线索，与此前的李铁专案组并无关联。
据悉，被带走的职业球员既包括现役球员和包括退役球员，不乏前国家队成员。
近半年来席卷中国足坛的反腐行动，呈现出双管齐下的态势，一方面纪检监察系统对李铁、刘奕、陈戌源在行业管理中的贪腐行为进行查办；另一方面则是公安系统以抓获的赌球庄家为线索突破，调查侦破赌球、假球案件。
“中超全是假球”
春节后，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运动员吴兴涵的一桩婚外情丑闻引发了坊间的关注。
风波中，疑似吴兴涵和某女子的微信对话截图被曝光，吴兴涵在对话中表示：“现在中超全是假球”“一场球就能赚30至40万”“挣钱老快了”。
吴兴涵，资料图
对话截图一经曝光，令这个桃色丑闻瞬间变了味道。
据悉该女子还掌握到了部分运动员踢假球、赌球的证据，并统一放至检举材料中递交给了相关部门。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至今并无证据显示，此次多名职业运动员涉及赌球被带走调查与该女子检举有关。
去年8月，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通过线上方式召集中超、中甲、中乙联赛各俱乐部负责人举行了一次有关维护赛风赛纪、打击足坛丑恶现象的专题工作会议。
会上，中国足协表示，协会已接到有关部分俱乐部参与赌球的举报，协会为此成立专题工作小组，将与公安部门携手展开调查，共同打击足坛赌球违法犯罪活动。
会议中，足协向各支俱乐部提出警告，赌球现象并没有在中国（足球）赛场上绝迹，各俱乐部须好自为之，不得触碰规则、纪律、法律的底线。
今年3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部长通道”中受访表示，“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针对足球领域出现的严重问题，我们一直在深刻反思研究解决办法和途径，准备从思想教育、作风建设、深化改革、抓好当前工作等方面系统施治。”
“坚决打击、严厉惩处足球和其他领域的腐败和‘假赌黑’问题，全面修复、重构‘三大球’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高志丹说。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此次涉及赌球的大面积抓捕中，涉及多支中超、中甲俱乐部的多名运动员，甚至还包括已经退役的运动员和足球评论员。
但仍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涉及赌球的运动员的俱乐部有明确操纵比赛的情况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3月18日，山东泰山队大部分队员在上海进行拉练，并与大连人俱乐部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而曾在风波中心的吴兴涵回归训练场，和留守在济南的部分教练员和运动员参与了合练。
相关足球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和一般的赌博不同，职业球员参与赌球的隐蔽性较高，仅凭几场球发挥失常很难判定其参与赌球，此次公安机关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是通过落网庄家提供证据和线索，才最终对相关参与者进行处理。
据悉，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某运动员，不仅自己参与赌球，还是赌球中的组织者，直接参与赌球分工和分钱。
“天天在一起训练，一眼就看出来了”
在大批球员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后，有足球媒体人表示，部分球员在赌球产业链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自己不必出场也能操纵比赛。
“通常安排好一场球的比分，关键是沟通好门将和中后卫，这也是目前很多门将、中卫被调查的原因，组织者为什么是几个知名中场球员？因为他们在里头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直接沟通庄家（或者自己就是小庄），然后到队里劝说队友配合。”前述足球媒体人公开表示。
前国脚张鹭
“找过我，但是我拒绝了，之后就不再找我了。”一位前中超足球俱乐部首发门将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该球员介绍称，“一般来说赌球不会只涉及一名球员，因为一个人对比赛的影响太小，庄家会倾向选择阵容‘中轴线’的球员下手。”
“门将、中后卫、中场以及锋线球员都会成为庄家选择的目标，想要最终操纵比赛的结果，不可能是一个球员就能完成的，即便是门将，也不可能独自操纵比赛。”该球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赌球，并不是这一两年来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职业化联赛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作为运动员，长期和队友在一起训练，对于每一名队友的能力、技术特点、比赛风格都有比较清楚和深刻的认识，谁要是赌球了，在场上队友一眼就能看出来。”该球员说。
职业球员不仅可以看出来队友的表现“失常”，也可以看出来对手的表现“失常”。
“一些运动员，在我看来是国内高水平的运动员，但却在球场上出现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我之所以用‘错误’而不是‘失误’来形容，是因为在职业运动员看来，太离谱了。”
“但看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在不知道后面到底牵扯谁的情况下，怎么举报？告谁去？怎么拿到证据？”该球员反问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太清楚赌球会让比赛变成什么样了，会让其他努力训练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坊间有观点认为，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大面积参与赌球，与金元足球“退火”后，工资待遇得不到保障有关。
“足球运动员们在失去高薪后，转而投向赌博。”
“拿不到工资和去违法犯罪是两个事情，虽然在这几年不少俱乐部都出现过财政困难，部分运动员生活也确实出现过障碍和压力，但这和参与赌球和踢假球，是两码事。”前述受访足球运动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因为没钱，就可以上街抢劫么？职业运动员给赌博找借口，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唐的，讨薪有很多渠道，最不济还可以打官司，可是赌博就完全是另外的事了。”
事实上，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次公安机关带走的大部分球员所在的俱乐部，并未出现过大规模欠薪的问题，甚至有的俱乐部，曾公开表示从不拖欠球员的薪水。
拿前国足主帅李铁举例，无论是在河北还是在武汉担任主教练期间，其薪水都颇为丰厚，担任国家队主帅后，年薪也超过300万元人民币，但依然没有影响其涉及赌球。
可见，“金元足球”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一定是赌博的诱因，而“高薪养廉”在赌球面前也不值一提。
抓得好，请坚持
在本次公安机关的抓赌行动出现后，不少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抓得好，中国足球的确到了刮骨疗毒的节点，应该再加大力度，争取拽出萝卜带出泥。
通过梳理多年来涉及中国足球的假赌黑的案件来看，中国足球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抓得不够狠，不够彻底的问题，而是不够持久的问题。
早在十多年前，中国足坛就经历过一次反赌扫黑风暴，纠查出一批假赌结合的比赛，上百名足球业内人士受到牵连，最终被法院判刑的几十人，涵盖足球领域的各个方面，既有足协的官员也有俱乐部的投资人、管理者、教练员，既有裁判也有球员，还有球员的经纪人。
而在那次风暴中，沈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申思、祁宏、江津、李明(小)，申思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另外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4人均被处罚金50万元，并没收800万非法所得。
当时，4人所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涉案比赛为2003赛季甲A联赛最后一轮上海国际与天津泰达的比赛。据公诉人称，时任泰达总经理张义峰通过中间人以共800万的贿金将4人买通，要求4人在比赛中放水。
2013年2月，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七十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罚：终身禁止申思、祁宏、江津、李明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祁宏与申思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在那次风暴后，不少俱乐部采用了如没收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非人性化的方式，试图通过减少球员和外界的联系来避免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但这样的管理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在短时间激化了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的矛盾，以至于对训练和比赛都产生了影响。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管理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想要仅仅通过俱乐部管理和足协纪律委员会的监督来完全杜绝赌球行为的发生，是不现实的。
在不少足球业内人士看来，赌球以其高隐蔽性的特点，在取证方面并不容易。只有公安机关、足协、俱乐部能高度统一协调配合，并且根据赌球的特点，设置具有可操作性的触发机制，或许才能真正地见到效果。
2011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的韦迪曾提出过成立打击假赌黑的监管委员会的想法。
韦迪曾公开表示，“在扫赌反黑风暴下，我们不敢保证几年后，假赌黑就能够彻底消失。当风声过后，有些俱乐部遇到生存困难，难免会想一些非正常的办法，导致假赌黑再度滋生。试想一下，假赌黑问题如果再严重了，让整个联赛停止整顿的可能性都有，因此我们必须有更加合适的监管办法。”
在韦迪当年看来，“对于中国足协来说，赌、假球的证据很难掌握，就连公安部门在查找证据的时候也非常困难。监管委员会可不必被证据困扰，只要共同认定比赛为非正常比赛，就可以做出处罚。”
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没能看到韦迪口中的那个监管委员会成立，但他口中的“假赌黑”却真的又来了。
与十几年前相比，本次中国足坛的打击赌球假球的力度可谓是空前的，但怕就怕，力度上来了，狠抓一波；风头过去了，死灰复燃。
12年热身赛足球在哪踢的
12年热身赛足球在温布利球场踢的
2012奥运会足球决赛在温布利球场。
北京时间2012年8月11日22时(英国当地时间15时)，奥运男足决赛在伦敦温布利球场开球，巴西1比2负于墨西哥，3届奥运决赛均告负，墨西哥首夺奥运男足金牌，这也是本届奥运墨西哥首块金牌。
中国男足什么时候改俱乐部
中国足协本来就是被众多球迷所嘲笑和攻击的对象，包括我也曾经因为足协2002年处理长春亚泰一案中表现出来的弱智和不及时而极度愤懑过。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足协又因为悬重赏而再次引爆中国足坛，无论什么黑什么蜜统统都成了“协黑”。诚然，中国足协的很多做法还不能达到很完美，中国足球也每况愈下；然而，中国足协果然如众人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众所周知，中国足球已经是积弱已久，从开始的亚洲二流慢慢的演变成了东南亚二流，对比很多足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足球只能说是每况愈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足协不重视联赛，短视近视追求政绩工程的原因。但是中国足球的下滑并不全是中国足协的原因，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足球下滑是当前我国国情的具体体现，是我国从事足球的运动员数量下降质量下降的一个具体体现（举例：你希望你的儿子或者女儿从事这项职业吗？）。所以并不是足协想让你踢好就能踢好，想不让你踢好就踢不好的。
大骂足协本身就是我们国情的体现，在国外，也有很多球队要经历输球、低迷的时候，但是好像球迷们骂足协的少，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来说，国民已经习惯了让官员、政府解决我们遇到的困难，这也是潜意识里面的一种对官僚的崇拜思想，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官本位”。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存在的想法，也不是足协才会面对的事情。改革开放30年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关职能转变这一些方面都没有长足的进步，即便改革家也没有发现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只能随着信息透明度的增加，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才能慢慢的产生进步。
中国足协作为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不敢说是当今中国最开明的机构，但是也绝对算是比较开明的机构了。起码来说，足协还是真正的没有忽视球迷的声音的，这一点相比较绝大多数的政府机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想想看，足协做错了什么？现在很多人回想克劳琛，但是克劳琛执教的时候尤其是晚期，我们多数球迷在干什么？是不是请他下课？杜伊掌管中足不也是很多人心里曾经的想法吗？人们的想法还是有局限性的，谁也不能说自己看法就是绝对正确的，很多事情也是有时效性的，简单的思考只能导致简单的结论。
现在的情况是：在足球不出成绩的时候，无论足协作出什么样的举动，都会被骂上习惯的球迷所攻击。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说足协这次宣布的不是重赏，而是大幅度降低奖金，可能还是骂声一片。谁才是最大的出线足球、政绩足球的拥护者？我不能把这么一顶大帽子扣到多数球迷头上，但是我们的确就是因为足球成绩的下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不是？成绩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心情好，成绩不好都是一样的看哪里都不爽。谁又能做一名真正的球迷，去品味足球给生活增添的色彩而不是仅仅为了赢球时的所谓的扬眉吐气？
足协不过是一个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官僚机构，相对于取笑县委书记就被刑拘，这个机构最起码还是能够接受不同的声音的。足协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论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先进的体现。对于足球这个技术活，可能足协还需要更加专业一点儿的人来进行筹划和管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真正的人才也不是随手一大把的。但是对于改革中的中国，足协可能还是一个体制改革、职能转换的先行者，值得称道。
娱乐万岁，今天中国足协能被大家所娱乐，明天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精英人物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后天可能就会被采纳。展望中国的未来，足协未必不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模板，进而引领这个大潮的风骚。所以说，中国足协未必很英明，但是还是很平易近人，我顶你个肺！
常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这话从反面来说也一样，人做一件错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错事。做错事还不容易吗，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一辈子错事。但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做一辈子错事，大概就连十恶不赦的犯人，临死前都会醒悟和忏悔，更何况本来就不想做错事情的普通人呢。
但我发现，有一帮人就喜欢做错事，而且以做错事为荣，且从不吸取教训，这就是中国足协。我没有完全统计过，中国足协每年要发布多少个命令，制定多少项政策，反正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只要投反对票肯定都没错。能把全中国喜欢做错事的人集中在一起，天天发布错误命令，想想还真不容易，而且几十年来一贯如此。
关于新一年度中超上座率的问题，中国足协又发布致昏令，上座率低于多少人俱乐部要挨罚。如果说这种命令出现在讽刺小说里面，那倒是绝好的素材，但偏偏出现在现实中。你把中国足球搞得乱七八糟，事事都违背市场规律，导致球市不景气，然后看不下去了，逼着俱乐部去想办法提高上座率。如果俱乐部好好算一笔账，算出的结果由于不提高上座率亏损的比因为提高上座率亏损的数额与年终分红的10%相比差不到哪里去的话，就算不执行足协的命令又能怎样呢？
对各个俱乐部来说，谁不愿意提高上座率啊，可球迷掏钱买票看球，也不能全凭仗义吧，会有一些死党，不管中国足球如何落后，他都会到现场看球，但这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只有把球踢得好看，没有假球，他才会愿意看。否则凭什么在球场上瞎耽误工夫呢，人又不欠你什么。
能想出不提高上座率就要处罚俱乐部的办法，可见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了。从王俊生时代开始，中国足球的改革就在一种伪市场化圈子里打转转，过多的低智商的行政干预让一个庞大的足球市场变得越来越萎缩。原来我们还有铿锵玫瑰，原来我们在亚洲还算一把刷子，现在变得什么都不是了，连出去跟人打架都打不过了。中国足球就是被这类数不清的“上座率”的决定给毁了。
你说职业化了，就得按职业规律来办事，但是你不按照规律办事，结果就是没人看球了。说到底，真正不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其实就是足协。
拿“上座率”这个规定来说，我相信各个俱乐部执行起来相当容易，不就是凑人吗，咱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怎么都能把看台填满。然后足协官员到各地视察，放眼望去，旗幡招展，号带飘扬，人过一万，无边无沿，人过十万，扯地连天，中国足球是多么兴旺啊。然后官员回到北京，心满意足地宣布，中国足球市场又火起来了，年初足协下达的“上座率”命令是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这跟50年前的大跃进不是如出一辙吗。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咱中国人最擅长了，单靠凑人数就真的能把足球水平搞上去，照这样说我们跟印度该是世界强队了。
我经常在北京看音乐会，不管是多大牌的歌星或音乐家或什么演出团体的演出我都看过，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现场演出气氛不好，以前我老以为北京人什么世面都见过，所以对台上的明星们不屑一顾。可是不屑一顾你干吗还来凑热闹？后来一了解，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拿着免费门票进来看的，所以就不那么投入，睡觉的、聊天的到处都是，这样的演出气氛能好吗？在北京，免费文化消费似乎一种美德，你真让他花钱买票，他反而不愿意了。这种不良风气直接受损的就是各个演出公司。同样，如果“上座率”的命令被执行，俱乐部会违背市场规律降价或免费请人观看，日子长了，人都喂馋了，你再让他买票，比现在让他花钱买票看球还要难。你说这是涸泽而渔也好，饮鸩止渴也好，总之，这是足协在重复无数个类似错误中的一个而已。
国安罢赛是宪政中典型的公民不服从。而徐明的职业联盟是更彻底的，根据社会契约原则重新构建足球社会的革命性行动。毫无疑问，资本的意志，而不是提高中国足球的梦想是推动“由下而上的革命”的根本动力。如果光有提高足球的梦想，而没有盈利的欲望，没有人会有这么大的举动。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没有分开，政府职权无所不包。政府为了深度介入市民社会，深度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在各个部门下面设立了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承担着各式各样的“准行政职能”，甚至有承担部门行政职能。中国足协是行业协会，但是根据《体育法》第三十一条的授权享有行政权力。改革开放以来，原来包揽一切的国家权力逐渐萎缩，行业协会的行政色彩逐渐褪色。
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就是资本的不断扩张，发言权越来越大。如果没有各大俱乐部，中国足协一个空军司令如何把中国足球运动弄的红红火火。而资本天生的要盈利，其法则与管理权力，这里是一个结构性矛盾。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资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提出改革或革命。
行业协会行政色彩褪色最慢或不褪色的，肯定是肥缺部门，那里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那里改革就慢，阻力就大。这样资本和权力的冲突也就剧烈。足球领域有着滚滚财源，有权力就有钱财，在这里“搬一张凳子都要头破血流”。
中国足协为什么有权力，《体育法》为什么赋予中国足协权力，徐明的职业联盟有没有依据，中国足协应该有多大的权力，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应该如何改革，昨晚中国足协提出四点意见做出的让步到底够不够，必须有一个原则来衡量。
这个原则就是“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财产权才是权力的基石，行政管理权力是财产权延伸的结果，没有财产权也就没有权力。大量资金的俱乐部才是中超联赛的主人，足球管理组织的权力来自各俱乐部的授权。也就说足球管理组织的权力不是主人，而是保姆。或者说是物业管理官司，而不是业主。
没有人敢认为中国足协的权力是天赋的。在本质上，《体育法》和《中国足协章程》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由各大俱乐部一起共同认可，以法律和章程形式表象出来的社会契约。在《体育法》第4章第31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是因为各大俱乐部的同意。如果徐明的职业同盟获得全部俱乐部或者4/3以上的支持，那么就推翻了《中国足协章程》，要形成新的社会契约，要按照资本的意志重组中国足协，或者另开炉灶。我不认为徐明的职业同盟违背了《体育法》第4章第31条，要知道《体育法》并没有指明全国性协会就是现在的中国足协，如果中国足协确实朽木不可雕，徐明的职业同盟也可以被《体育法》认可，被国务院认可为负责管理的全国性协会。
拿着《国际足联章程》为中国足协辩护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国际足联章程》第18条指出各级联赛或任何其他俱乐部组织必须经会员协会承认并隶属于协会，是对中国足协的资格要求。在国际足联和中国各大俱乐部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所以中国足协不能拿着对自己的资格条款，来约束各大俱乐部。这是两码事。
徐明的努力很清楚，是踢开足协闹革命，只要徐明的“职业联盟”获得全部或4/3的支持，中国足协就成了“植物人”了，接近死亡。《国际足联章程》第18条中国际足联只认可会员协会组织的赛事，在中国唯一认可的会员是中国足协。这时候中国足协就变成没有肉只有壳，只有合法性没有正当性了。如果徐明的职业同盟也可以被《体育法》认可，被国务院认可为负责管理的全国性协会，再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就可以在国际足联内取代中国足协。这就等于在联合国大会上更换出席的代表。
物业管理公司是受到业主委托代为管理，它本身并不享有所有权。所以徐明关于联赛产权的要求是于法有据的。中国足协将联赛产权归还于联赛的各俱乐部，并且公布职业联赛以来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这是一个物业管理官司要做的。俱乐部也要求审计，如果中国足协拒绝审计，俱乐部保留进行法律诉讼的权利，这是业主的权利。这是要求重新缔结社会契约，进行重组，如果否定了这项要求，就否定了“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原则。
中国足协也可以获得重生，获得各大俱乐部的重新认可，那就要求按照“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原则进行改革。
按照“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原则，中国足球改革小组的组成人员应该由各大俱乐部组成，这才符合足协是行业协会的性质。如果由中国足协或者其指定的人员组成，这些人员必须经过各大俱乐部的同意或授权。没有经过同意，昨天晚上参加的17名中国足协副主席就受到了颐中俱乐部总经理孙能文的质疑。由中国足协自己指定的人组成，得出的方案肯定会等于没改。
徐明的职业联盟伸出的手很大，几乎要让中国足协坐冷板凳，成为“机关里面的研究人员”。所以中国足协会不会打马虎眼儿呢？
从近日中国足协的回应来看，中国足协已经意识到，面临如此巨大的风波，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因为从表面看来。交锋的焦点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转移到“如何改革”，但是如果中国足协提出的方案无法满足“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原则，就像清末慈禧新政那样，是避重就轻，只有形式，没有实质性，那还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昨天晚上中国足协就联赛改革问题举行了新闻通气会，并确定出中超改革的四点意见。然而，这四点意见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几家中超俱乐部联合提出的改革议案几乎没有体现。中国足协不要以为公众是容易欺骗的，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不会取得信任，清末慈禧新政没有被信任造成革命的后果，如果中国足协没有诚意，中国足球的前途也就完蛋了。
足协是不是正式启动天津德比调查？
12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足协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发布了《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通知要求中超、中甲及中乙三级职业联赛俱乐部名称实行非企业化变更，并应在2021赛季开始前完成。通知具体要求如下：
《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俱乐部名称变更通知》
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政策要求，促进俱乐部转变经营模式，推动俱乐部市场化发展，培育健康向上的足球文化，参加三级联赛在2021赛前开始前完成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具体要求如下
一、俱乐部名称的规范和要求
1俱乐部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官方名称应规范为：行政区划+俱乐部名称+足球俱乐部+企业刑事组织，其中俱乐部长度不超过4个汉字。
2俱乐部包明明参加联赛的俱乐部简称或球队名称应规范为：行政区划+俱乐部名称。球队名称中不得含有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名称，也不得使用汉字。
3俱乐部名称中不得含有俱乐部任何股东、股东关联方或实际操纵人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名称，也不得使用述字号、商号或品牌相似或近似的汉字或字组。
4俱乐部名称用词或用语健康文明，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精神文明建设新风向；各俱乐部应积极在名称中体现地域文化传统、历史风俗、人文精神或俱乐部理念等特色。
5如俱乐部股东中有非营利性法人教育机构或其下属同名企业的，经中国足协批准，俱乐部可食用该股东名称简称作为俱乐部的名称。
6俱乐部或俱乐部股东、投资人出资设立的其他企业或俱乐部关联方、未经中国足协或中国足协授权机构事先书面统一的，不得使用俱乐部的全部或部分名称作为该企业或关联方的名称；俱乐部或俱乐部股东、投资人已有符合上述情形名城企业的，原则上应在俱乐部完成2021赛季注册备案后6个月内完成该企业的更名手续。
二、俱乐部名称变更程序
1、各俱乐部应不晚于2020年12月31日将工商部门初步核准的拟定名称、俱乐部所有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俱乐部股东隶属及下属企业名称、工商营业执照编号，报中国足协竞赛部审核。
2、中国足协将不晚于2021年1月15日向各俱乐部书面反馈审核意见。
3、拟用名称初审符合标准的俱乐部，可在收到反馈后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更名手续；拟用名称初审不符合要求的俱乐部，应于2021年1月31日前提交新拟用名称至中国足协竞赛部，中国足协将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意见。
4、各俱乐部不晚于2021年2月28日在中国足协完成2021赛季的注册手续。自2021赛季起，对于俱乐部名称不符合要求的俱乐部，中国足协将不给予办理注册手续
中国足协最大规模机构调整进入什么阶段了？
中国足协已经正式启动对“天津德比”的调查。9月27日，天津亿利主场对阵贵州智诚的补赛，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亲自到现场监督，陪同的还有竞赛部、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法务部、执行局等部门的官员，他们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经从9月27日启动了调查，首先被调查的对象是赢球的天津亿利。
调查组采取的方式类似2013年调查“辽津之战”的模式，采取谈话询问的方式捕捉可能的信息。当年之所以调查辽津之战，主要是因为辽足在几天前进行的足协杯比赛中5比0大胜天津泰达，几天之后中超再战，辽足竟然派出了全华班，结果1比3败北，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最终，足协成立了以纪委会主任王小平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分别前往沈阳和天津进行调查。
调查小组到了两座城市之后，对于两家俱乐部的负责人、工作人员以及球队主教练、教练、球员等进行了问询，并把所有的谈话内容记录在案。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调查小的组并没有掌握任何确凿的具体证据。
中国足协不是执法机关，缺乏足够的取证手段，也没有更多取证的权力，很难直接找到有利的证据。此次调查“天津德比”，依然面临以前的困难，找不到证据的几率很大。即使如此，中国足协还要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一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二是对其他可能会铤而走险的球队敲响警钟；三是留下一些可能的线索，今后一旦有人举报，可以立即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等。
不懂足球怎么办？
2018年伊始，中国足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细化扩编后的27个部门和3个下属单位从1月3日开始开展中层管理人员竞聘工作。据记者了解，包括李树斌、肇俊哲、孙雯等知名退役国脚在内的大批足球专业人才将进入中国足协工作。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足协内部机构调整，是为了努力形成职责明确、分工合理、权责一致、专业高效的新格局，带动我国足球管理水平提升，“既然已经‘管办分离’，中国足协就一定要由以往的‘机关化’向‘公司化’转变，遵从现代管理学原则，用专业人去做专业事，避免以往粗线条的管理模式。”
此次中国足协确定的27个部门分别为主席办、综合部、党务人事部、纪检监察部、财务部、对外交流部、市场开发部、媒体与公共关系部、规划部、法务部、会员协会部、国家队管理部、女子部、技术部、青少部、男足青训部、女足青训部、五人制沙足部、竞赛部、中超联赛部、中甲联赛部、中乙联赛部、业余联赛部、女足联赛部、注册管理部、准入审查部、裁判管理部，3个协会下属单位为福特宝公司、香河基地和中超公司。
“看上去部门很多，但我们的考虑是扁平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管理模式，每件事都要有专门的人去做，所以这次竞聘欢迎五湖四海的专业人才加入中国足协，共同为中国足球的进步出力。”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中国足协的竞聘将改变以往足管中心正职、副职的传统岗位设置，而是参考现代企业，将岗位名称设置为高级主管、主管、助理主管等，此外在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方法上也会作出调整，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靠拢，同时外聘国际足球相关专家出任总监或顾问角色。”
希望中国足球可以踢出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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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最早是中国发明的
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公元前1000多年前,我国就有足球游戏。最早的足球是用草或毛发制成的,叫做“鞠”。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开始,足球改用熟皮制作,内充毛发。
人就不知道是谁了
不过,还是找个比较动足球的人陪你一起看,可以一边看一边给你讲解,这样比较有意思,了解的比较快
3月14日上午，中国足协在官网上公布国足最新一期的27人集训名单，广州恒大入选人数最多，共有8名球员，队长郑智无缘大名单，国家队百场里程碑仍无限期推迟。
在这份大名单中，4名U23球员邓涵文、何超、韦世豪、刘奕鸣入选，此外在联赛中表现出色的彭欣力和谭龙也在列，这也让重庆斯威和长春亚泰的球迷感到十分惊喜。
此前，彭欣力曾在2012年入选过卡马乔执教的国家集训队，当时他还效力于广州恒大。2012年2月29日，在巴西世界杯预选赛中国与约旦队的比赛中，彭欣力坐上了替补席，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身披的是10号球衣。
国足集训名单大全：
主教练：里皮
领队：刘殿秋
副领队：张贺
管理：康冰、黄松、黄伟涛
助理教练：佩佐蒂、马达洛尼
守门员教练：兰普拉
体能教练：高迪诺、内里
医生：西多蒂、王书成
康复师：科蒂、金日、高建国、张延瑞
技术分析：刘智宇、佟强
新闻官：车恒智
翻译：文迁时、徐杨、翁书荡
装备管理：郭锐、陈曦
运动员：(27名)
广州恒大淘宝：曾诚、张琳芃、冯潇霆、邓涵文、李学鹏、黄博文、郜林、于汉超
上海上港：颜骏凌、王燊超、贺惯、蔡慧康、武磊
天津权健：刘奕鸣、赵旭日
河北华夏幸福：姜至鹏
广州富力：肖智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郑铮、蒿俊闵
长春亚泰：何超、范晓冬、谭龙
北京中赫国安：于大宝、韦世豪
重庆当代力帆：彭欣力
江苏苏宁：吴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