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多国领导人不远万里，一个接一个访华，频度之高十分罕见，但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更实在的投资。
沙特巨资投华
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宣布，以溢价近九成的36亿美元（约合246亿元人民币）收购中国上市公司荣盛石化10%的股份。入股后的沙特阿美，将在未来20年向荣盛石化子公司浙江石化每天供应48万桶石油。
沙特阿美
除了这一笔投资外，沙特阿美还宣布了另一笔122亿美元（约合837亿人民币）的投资，与中国两家公司在辽宁盘锦设立合资公司建设大型炼油化工项目，计划日产30万桶。
两天时间，为什么沙特如此大手笔投资中国？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沙特希望转型，单一的方式过于受制于人，于是沙特从过去的购买美国债权和股权，转向实体资产，转向了中国，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对石油的稳定需求，是铁定赚钱的。而且沙特锁定了这批原油供应，在未来，不但能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利润，还能从在中国经营的实体赚取利润，更能通过人民币的预期升值获得利润。
这是经济上的好处，与沙特此前申请加入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诉求也是吻合的。
二是沙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美国撕破脸，那么不想受到美国霸权的干涉，就需要更强的国力和更自主的经济圈，沙特选择了国家战略东移。大笔的投资，是沙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体现，也是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诚意。
仪式现场
三是世界苦美久矣，但这次沙特阿拉伯与伊特复交的过程，在发布联合声明前，外界没有丝毫消息，连美国的情报组织都没能得到风声，这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能力以及没有美国搅事的和谐。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世界才是绝大多数国家期望的。
哈里斯访非
除了中东地区的变化，美国非常焦虑，担心在非洲中国也有这样的影响力。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即将访问非洲的三个国家，以应对中俄在非洲大陆影响力的上升。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但非洲是长期以来被美国边缘化的地区，美国对非洲的承诺很少兑现，反而诸多要求，这次虽然派出了副总统哈里斯，也放软了态度，称不会让非洲伙伴在美中之间选边站。
但与美国的口惠而实不至相比，飞往赞比亚的哈里斯，飞机可能会降落在中国资金资助和设计改造后的肯尼思卡翁达国际机场，车队行驶在同样由中国贷款资助的道路上。
通过中国的基建帮助，非洲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通过私营军事公司，俄罗斯正在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这让非洲国家很难认同毫无作为的美国在非洲国家的领导地位。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非洲大陆，但这也无法挽回美国自己造成严重破坏的信任。（易之）
高分悬赏：跪求中国60年来大众健身的历史
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等的原因，老百姓健身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回顾我们从小到大的健身方式不难发现，健身内容也像流行时尚一样不断变化着。
20世纪50年代——广播体操风行天下
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群众积极搞建设的同时，急需一种最简单、最易普及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来提高国民身体素质。1952年11月24日，广播体操在这种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
“第一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
每天喇叭一响，千百万工人、学生随着广播做操，成为历史上破天荒的新鲜事。为适应不同人的健身需求，广播体操先后设计了8套，并且还为青少年设计了专门的体操，使广播操成为我国过去几十年中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健身活动之一。广播操主要通过身体各部位的屈伸活动，使运动即刻心率在120—140次／分左右，锻炼心脏效果最佳。
不过，这种依靠行政手段推广的健身运动过分强调了体育为生产、为国防服务，忽视了体育的对个体发展的作用，不利于调动参加者内在的健身积极性。
20世纪60年代——乒乓、游泳规模浩大
上世纪60年代，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健儿的胜利，鼓舞几千万中国人拿起乒乓球拍。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木制、砖头做成的球台，乒乓球热规模空前。
另外，1957年毛泽东同志畅游长江也激发了亿万群众的游泳热潮，1965年6月1日上海组织的大型群众渡江活动，这场群众渡江活动历时两天半，全上海市有25万余人参加。
迄今为止，这两种锻炼方式仍然是国人健身方式中最普及的两种。
20世纪70年代——象征性长跑活动
上世纪70年代，群众健身方式中出现了一种新潮流：每到重要节日前，各省市都会举行群众长跑活动。这些活动常常会吸引上百万的群众参加，社会影响很大。如1974年11月，上海就组织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上海———珍宝岛象征性长跑”活动，共有140多万人参加。
70年代前的群众健身大多缺少运动器材和场地，但参与率高，极大地促进了大众健身的发展。不过，这类活动普遍存在组织复杂、难以经常化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健身项目一年一个样
步入80年代，群众健身项目可谓一年一个样：83年一部《少林寺》让中国功夫热遍大街，84年飞碟游戏流行起来，85年的旱冰、86年的迪斯科健身舞和87年的呼啦圈成为青年中最热门的健身方式。在老年人中间，传统的太极拳开始恢复。
在健身方式极大繁荣的同时，小型健身器材也不断涌现，能拥有一个拉力器或者是握力器成为当时男青年最自豪的事。1987年上大学的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从伙食费中省下钱为自己买了个弹簧拉力器，每天早晚练上十多分钟几乎成了必修课。
八十年代的群众健身开始讲究科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的营养等相关知识得到普及。
20世纪90年代至今——健身与世界同步
上世纪90年代流行“储蓄金钱不如储蓄健康”的观念，健身方式五花八门，各种健身方式几乎与世界同步。如今国际上流行的健身项目，从跆拳道、搏击操，到高温瑜伽、动感单车，中国市场上应有尽有。群众健身不仅是追求健康，同时也是追求时尚的表现。
如今群众健身内容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健身方式上，许多50年代以来出现的健身方式也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就连一度被中断的广播体操，也开始在相当多企业的职工中重新开展起来。
从建国50多年来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过程来看，政治环境、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对全民健身的影响相当大。但是，今后随着我国人民营养水平、广大人口受教育程度、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体育价值观念的改变，余暇时间的增多，群众健身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另外，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与世界同步的同时，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体育健身方式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以下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综述：
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是体育工作的根本目标，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重视群众体育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包括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制度等。为了适应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199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纲要》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构建亲民、便民、利民的体育服务体系为目标，努力开创群众体育工作新局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群众体育设施遍布城乡，为群众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截至2004年底，我国各类体育场地共850080个，是建国初期的199倍。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平方米，是建国初期的101倍。特别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以来，中央共投资建设了13批“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建设全民健身路径11万条。在全国部分城市建设“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工程”157项，在老、少、边、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援建小型公共体育设施及“雪炭工程”318项。
群众体育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基本覆盖了全国城乡，形成了中央、省级、地市级、区县级、街道(乡镇)的层次结构。为确保“全民健身计划”的科学化、规范化，各级体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实施了国民体质监测制度等，定期对群众体育现状进行调查，指导和规范群众体育健身活动。
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从1957年到1966年，有4200多万人达到“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以来，各地积极开展“亿万青少年儿童健身活动”、“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等，“体育下乡”、“体育进社区”活动日益深入，“全民健身博览会”、“元旦登高”、“春节长跑”等活动特色鲜明，“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全面启动，“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活动深入人心。各类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红红火火，建国以来我国共举办6届农民运动会、8届少数民族运动会、7届残疾人运动会、9届中学生运动会和8届大学生运动会，创办并成功举行了3届以非奥运项目为内容的全国体育大会。据统计，我国目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达到总人口的282%。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的8月8日为全国的“全民健身日”。第一个全国性体育节日的诞生，对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广泛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围绕今年第一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祝你好运！
继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明确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文化影响力增强的过程中，当今时代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依靠政府主导、政府补贴的传统“文化交流”模式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文化出口的意义变得更为重要。
发达国家在依靠文化出口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早在“一战”期间，美国便极力推动本国**占领世界**市场；2006年4月28日，日本外相在《关于文化外交的新构想》中，明确提出“动漫外交”战略；2006年1月17日，韩国总理李海瓒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的是“韩流”产品世界化问题。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流”电视剧等等，都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依靠的恰恰是文化出口的方式，它们能够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其中当然有着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推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产品本身的强大竞争力。
第二，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在一国文化影响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吉布森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代文化生产在城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就业、投资、产业集结等方面，大都市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首都城市远远高于非首都的其他都市。在美国，50％以上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集中在人口100万以上的都市里，更严格地说，主要是集中在两个中心：纽约和洛杉矶。1998年，悉尼在文化产业方面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30％以上，而悉尼文化产业的产值占到整个澳大利亚的322%。 从就业方面看，伦敦占整个英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269％ 。瑞典的文化经济从业人员（占全国职位总数的9％）大多集中在斯德格尔摩 。在日本，东京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占日本文化产业就业总数的16％。进入21 世纪以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是呈现出跨国资本运作、产业结构高度提升、产业分布组群化态势，在一些国际性的大都市周边产生出带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北京未来的工作重点。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812亿元，占GDP比重103％，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首都城市，北京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正确选择。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面向国际市场、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会对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一、北京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明显
（一）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800 多年建都史、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不仅有故宫、颐和园等丰富的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更有京剧、曲艺、美术工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北京有了自己独特的符号，有了可供挖掘的历史文化金矿。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北京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汇处，并在这种多元交汇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北京有以中关村为代表的数字等高科技文化，有全国最大规模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市场，更有全国最高水平的文体演出盛事。
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北京诸多文化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北京地区出版的图书约占全国总量的1/2，音像制品占1/3，期刊占1/4，报纸占1/5，电视剧出品（部）集数和**产量占全国1/3 以上。在出口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规模也日益扩大，尤其是软件、图书、影视等行业的产品出口量居全国前列。2001年北京文化产品出口量约占全国的30%；2004年约占40%，年增幅20%以上。2006年北京实现海关软件出口356亿美元，占全国海关软件出口的1/3。
（二）创新能力全国领先
创新能力是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作为全国首都，不仅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等方面也都位居全国前列。在专利授权量方面，2000年北京的专利授权量为5905件，2006年为11238件，增长了902%，其中发明专利2000年为1074件，2006年为3864件，增长了2598%；在科技奖项获得方面，2005年，北京地区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5项（通用项目），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总数247项（通用项目）的304%。
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在R&D投入上，2005年，北京科研机构共获得科技活动经费735亿元，占全国科技经费的14%，高居全国各地区之首。另外，北京的R&D投入逐年递增， 2006年达到58%，超出了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科研项目上，北京地区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各项研究项目排名和经费使用均为全国第一。2004年承担的基础研究计划158项，占全国的417%，使用经费48亿元，占全国的461%；承担的863计划1227项，占全国的 321%，使用经费279亿元，占全国的300%；承担攻关计划716项，占全国的351%，使用经费200亿元，占全国的134%；承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76项，占全国的12%，使用经费11亿元，占全国的134%。总之，北京的知识创新能力强大，在全国的优势十分明显。
（三）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 创意资源丰富, 聚集了一大批享誉全国的文化名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大量创意人才。全国有400多个科技信息类研究院所及科技信息网络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拥有独立信息机构50多个，占全国的107%。根据《200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05年北京地区拥有高等院校89所，科研机构350所，有科研活动的单位数目6481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有254家。北京市的人力科技资源占全国总科技人力资源的924%，其中高校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人员数量高居全国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此外，北京每10万人中，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17万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北京两院院士有706人；北京拥有全国1/3的研究生院、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北京培养的博士后占全国的1/3。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为北京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 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四）首都优势
北京作为首都，意味着被赋予了一个代表中国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给北京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首都优势是北京所特有的财富，是国内任何城市不可比拟、无法相争的无形资产。首先，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注意力”资源，这种“注意力”资源在当代社会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无形资产。其次，首都优势为北京带来了庞大的各种消费人流，其中，国内外高端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庞大的高端人员流动数量，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再次，首都优势为北京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契机。如北京近年来兴起的会展业、总部经济，包括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带来的奥运经济，主要是靠首都优势实现的。
（五）文化创意机构数量众多，文化创意集聚区初具规模
《北京蓝皮书》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在全国573 家出版社中，有237 家在北京，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4136%，而从出版量、种类上，北京市的图书出版业所占比例将近全国的一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提高。由于北京拥有全国最集中的作者资源、媒体宣传资源和市场影响力，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发行集团都纷纷北上，在北京建立分支机构，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贝贝特公司、长江文艺出版社成立北京发行中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世纪文景图书公司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此外，相当一批外地的民营图书公司，也将企业总部迁往北京或在北京开展业务，如山东世纪天鸿、广东天时音像、福建厦门光合作用书房，以及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文化工作室等。
北京目前已经形成了海淀园的中关村文化创意产业先导基地、石景山数字娱乐产业基地、雍和文化园、电子城798 文化基地、北京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等多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另外，东城区文化产业园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三辰卡通动漫网游产业基地、朝阳公园文化园区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六）奥运机遇
加拿大学者约翰·弗里德曼指出：“奥运会已经远远不只是（像始创时那样）关乎运动技能，至少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它已经变成了一桩大买卖。奥运会不仅把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主办城市，而且正如所期盼的那样，在当地零售商、旅店以及其他服务者的口袋里留下了上亿的美钞。”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不仅能够为北京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有长远的后续影响。奥运会使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北京，为展示北京传统和东方文化神韵，扩大国际交流，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国际对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不足与隐忧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与纽约、东京、巴黎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战略定位有待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
在全球化语境中，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以世界大都市作为参照与直接竞争对象。因此，面向全球的、整体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定位、战略布局非常重要。目前，北京市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就整体而言，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定位尚不明确，整体战略布局尚未形成。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区域、全球应处于何种位置？面对伦敦、纽约、东京等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北京应采取何种战略步骤以应对其竞争？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何发挥后发优势？等等，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定位、发展路径和实施步骤。
（二）文化创意产业主体实力较弱，国际竞争力不足
企业是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和推广者，也是文化市场的开拓者，是文化市场的主体和跨国经营的承担者。没有名牌的企业就不可能打开国际文化贸易的局面，更不可能形成国际文化的竞争力。竞争，实际上是企业实力和创造力的一种较量，培育和造就名牌文化创意企业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唯有下工夫培育一批文化的名牌企业，才能担当起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的重任。目前，北京的部分文化创意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市场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如果放眼全球，将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作为比照对象，这些企业无论在规模、效益还是品牌方面，都难以与之直接竞争。
（三）配套服务有待健全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大多将眼光放在国内市场，原因有三：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文化市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仅面向国内市场便可获得足够利润；第二，由于文化历史悠久和前期市场培育不足的原因，我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往往遭受较大的文化折扣，文化企业采取外向型发展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第三，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资金、信息、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外向型文化出口企业至今仍难以形成规模，难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恰恰是文化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北京集中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企业，这些企业在北京市场也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有很多企业迫切需要立足北京、面向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配套服务不够完善，使得它们在走向国际市场时面临资源、渠道、资金、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三、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一）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
全球化时代，城市间竞争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营销的理念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视。“城市营销”概念来源于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概念。科特勒认为，国家其实是由消费者、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实际行为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国家也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由国家营销概念衍生而来的城市营销也力求将城市视为一个企业，将城市各种资源、产品和城市整体形象以现代市场营销的方法进行推广。
城市营销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包括城市资源、产品、企业、品牌、文化氛围、投资环境乃至城市形象的全方位的营销。城市营销有三种主要的营销方式：一是“景点”营销，二是“项目”营销，三是系统整体营销。无论“景点”还是“项目”，都是静态的、局部的城市营销方式，只有系统整体营销才能真正体现城市整体形象和特征。
当今时代，在城市系统整体营销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至关重要的产业型态。第二，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能以直观形象的方式体现城市风貌和城市精神。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可以形成相关产业链，从而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整体营销。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对良好创意的孵化作用，也会为城市营销方式的更新产生推动。
目前，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认识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并未将其与城市营销的整体进行整合。我们认为，在政策指定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应从城市营销的高度，制定增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战略，解决观念、机制和策略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观念层面，应该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观与城市营销观念结合起来。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城市”的整体意识和“营销”意识。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的核心地位，强调它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城市形象提升过程中的整合效应，这是它与文化产业概念不同的关键所在。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始终贯穿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整体意识。“营销”意识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真正把城市整体形象“营销”出去。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营销和贸易环节的忽视是一个普遍问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须充分贯穿营销意识，将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内和国际市场作为重要战略环节。
在机制层面，应充分建立相关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推动表现北京城市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在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出于严重逆差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既关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会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建立鼓励相关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激励机制，同时建立防止内部企业恶性竞争的制约机制。鼓励充分体现北京形象的文化创意产品生产，对好的文化创意产品给予奖励或补贴。建立相关协调机制，打破行业间、产业间的各种壁垒，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龙头，以相关产业链为主体，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创造力为目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牢固树立“北京创意”的品牌。
在策略层面，在挖掘本市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应充分运用现代媒体和现代市场策略。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北京城市营销过程中的重点所在。在大众文化成为主要文化型态、文化贸易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这种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必须与现代媒体相结合，以此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并通过现代市场营销策略使之为世界所认知和了解。在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策略上，应强调以现代方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在市场策略上，应变被动的“请进来”为“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品牌策略上，应变单纯的产品品牌为“北京品牌”，以体现北京城市形象为核心，形成相关的系列品牌。
（二）尽快落实各项鼓励政策
自北京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来，出台了各种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在2006年10月发布的《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对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出口采取了出口退（免）税、奖励优秀出口企业、培育营销网络体系等各个方面的鼓励政策。从现有情况看，这些鼓励政策仍存在着规定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等种种不足。有关部门应根据产业、企业的现实，尽快落实资金、税收、法律援助、咨询服务等有关政策，使得各种鼓励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
（三）整合产业资源，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对接，形成合力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那些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产品本身的优势。在走向国际市场的初期，其背后往往存在政治和经济这两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力推动。在政治推动方面，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政治压力促使目标市场国开放本国文化市场，比如，美国便是利用WTO谈判等手段极力推动本国文化产品出口。在经济方面，那些国际竞争力强大的文化创意产品背后往往有着其他产业资本的推动，索尼、哥伦比亚、迪斯尼等大型跨国集团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它们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使得文化创意产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为依托，文化创意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一枝独秀”。
由于综合国力和中国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北京文化创意产品在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借助政治压力不太现实。较为现实的做法是：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对接，吸纳其他产业领域的资金、营销网络等资源，形成合力。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走出去过程中急待解决的各种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火车头”作用，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从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双赢。
（四）完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机制，为国际贸易人才转轨提供便利
龙永图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产业“需要有国外生活、工作背景，取得过成功经验的，比较熟悉国外的制作方式、营销渠道、发行放映的人才” 。相关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北京也不例外。
目前，北京有多家高校开设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国际文化贸易等相关专业课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专业的设置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注重相关文化、传媒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在与经济、贸易对接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今后，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应着力解决文化与经济、贸易的对接，培养真正的“复合型”人才。
在完善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同时，也应为外贸人才的交流、转向提供便利。与文化贸易相比，我国在其他产品贸易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更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等领域拥有大量能够熟练从事国际贸易和应对相关问题的高端人才。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充分利用其他领域已经成长起来的贸易人才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捷径。对内，可联合文化、外贸等有关部门，对优秀贸易人才进行登记备案，根据其意向选择对其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关培训；对外，可由政府部门牵线，促成国内机构与国外文化企业的联合、交流，邀请有关人员为国内非文化产业方面的高端贸易人才进行培训。另外，也可设立专门的培训和资格认证考试，定期组织其他领域的国际贸易人才参加。
（五）明确目标市场定位，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具有人类共通性，比如，中国纺织品物美价廉，这一点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落后国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按照同一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不同国家。然而，对于文化创意产品来说则并非如此。文化创意产品以其中蕴涵的文化内容为根本，文化创意产品的内容若与目标市场国的价值观、审美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该文化产品就不可能在目标市场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应首先明确目标市场定位，并针对目标市场加强调研与合作。
早在1927年，美国商务部便发布过一份由驻华使领馆人员提供的中国市场调研报告，该报告对“中国**趣味”的把握相当细致，特别提醒制片人“三角恋爱和两代人冲突的题材因违反传统伦理而不受中国人欢迎”，还将“大团圆”、“善恶分明”等归纳为美国**能够占据中国市场的原因。对目标市场国文化习惯、文化市场的深入了解，是美国文化产品能够风靡世界的原因之一。
在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必须有针对性地了解目标市场国的文化习惯和文化市场状况，做到有的放矢，根据目标市场国的实际情况制作、发行文化产品，从而做到事半功倍，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在具体措施方面，可组建专业性调研机构，对世界各国文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定期发布各国市场调研报告，供业界参考；在行政审批的过程中，也可将归国后提供演出总结报告、参展总结报告等国外市场信息作为条件，收集国外文化市场的有关情况，既方便管理部门的宏观统筹，也能在以后的有关申请中向申请企业提供建议和指导。
中国古人云：“借势胜于造势，借力强于发力。”加强与目标市场国的合作，挖掘合作方的资源优势，为我所用，将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六）着力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文化贸易的主导地位开始从一国政府转向跨国公司。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跨国文化集团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在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这些大型跨国集团可以集中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形成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链，然后以多种形式向全球的文化市场大量推出，获得竞争的优势。在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文化贸易真正主体的今天，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也成为一种“巨人”之间的竞争，如果没有自己的大型跨国文化公司，将难以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鉴于北京市文化创意企业规模普遍不大，综合实力不强的问题，应鼓励本地企业之间、本地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集团。在企业整合充足的过程中，应将行政性整合与市场整合加以统一，使企业整合之后真正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改变国内文化企业整合的政府运作模式，以免形成“大而不强”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