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达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8日在欧洲议会表示，与中国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和原则”。这也是她近期访华后首次就对华关系表态。
“欧洲新闻”报道称，18日，欧洲议会就对华关系展开辩论，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说:“我相信我们能够，也必须开辟出我们自己独特的欧洲方式，这也为我们与其他伙伴的合作留下了空间。”“欧洲新闻”认为，后半句话显然回应的是马克龙访华后的“战略自主权”表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演讲
冯德莱恩说，访华期间她强调欧盟并不希望切断同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学合作，但双方迫切需要“在透明、可预见和对等的原则上推动关系再平衡”。她认为，未来欧洲对华战略的核心必须是“经济去风险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分析认为，欧盟成员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看法，一些成员不愿与中国为敌，但也有一些欧盟成员在安全问题上紧跟美国，这造成欧盟对华战略的分裂。“欧盟试图推动新的联合对华战略，但这种新战略估计很难让美国开心。”CNBC评论称。
CNBC称，许多欧盟领导人发现，要想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与中国进行对话至关重要。这与美国的观点截然不同，因为美国官员认为与北京完全分离——即所谓的“脱钩”——才是最好的办法。对欧洲而言，他们需要的是降低和规避风险，而不是完全脱离中国。
1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我们处于竞争模式，但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对话。”
延伸阅读
德媒：冯德莱恩访华大部分时间自己待着 坐民航离开
4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回国。马克龙这趟可谓收获满满。政治上，中法领导人在北京和广州举行了两次会见，中法联合声明达成51项共识。经济上，中方的160架空客飞机订单价值200亿美元，而法方的16艘超大型集装箱船订单造价也高达210多亿元人民币，两国有买有卖，生意做得红火。
7日晚，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法语、英语三种语言赞美了法中友谊。8日凌晨，马克龙再次用中法双语发文，表达了对广州的感谢。
马克龙发推
相比马克龙访华受到的热烈欢迎，跟他同期访华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待遇就差多了。冯德莱恩并没有坐上马克龙的专机，而是当天深夜，才乘坐红眼民航抵达北京，跟法国议员安托万·贾梅同机，两人还在机场合影。
冯德莱恩与法国议员安托万·贾梅机场合影
在访华期间，马克龙行程满满，而冯德莱恩只有三场公开活动，具体来说是习近平同马克龙、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以及习近平会见冯德莱恩、李强会见冯德莱恩两场双边会晤，之后再无公开行程。德国媒体称，访华期间，冯德莱恩大部分时间自己待着。离开中国时，也是坐了民航离开。
冯德莱恩坐民航离开中国
马克龙为何要带冯德莱恩“蹭访”
马克龙与冯德莱恩这次访华的不同之处，从中方一开始的发布就能看出来，外交部发布访问信息的原文分别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4月5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和“经中欧双方商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4月5日至7日访华”。因此有观察认为，马克龙是受中方邀请访华的，冯德莱恩则更像是借马克龙访华之行“蹭访”来了。
马克龙与冯德莱恩
那么，马克龙为何要带上冯德莱恩呢？原因有三。
首先，马克龙希望自己能够有别于去年访华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希望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的利益。去年11月朔尔茨访华的时候，马克龙就曾表态希望一起访华，最后未果。如今自己访华了，他自然希望带上个欧盟的官员一起访华，毕竟欧盟体量比法国大多了。
其次，欧盟国家有个特点，就是跟中国谈友好谈合作的时候，希望以国家名义来谈，而跟中国谈分歧谈竞争的时候，希望让欧盟层面出面来谈。马克龙自然不能免俗，带上冯德莱恩后，自己来扮“红脸”谈生意谈合作，至于不好谈的事情，就让冯德莱恩扮“白脸”来谈。
美国总统拜登
重要的是，马克龙希望以此让美国“安心”。冯德莱恩虽然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但她的家里除了她自己，全部都是美国国籍。从其所言所行来看，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甚至被指为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策略，不惜损害欧盟自己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她还被一些媒体称为“欧洲的美国总统”，美国的欧洲“监军”。
马克龙在访华前特意跟拜登通了电话，又让冯德莱恩“监军”同行，就是要尽量安抚美国。这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也是为了马克龙自身的政治安全。毕竟美国是“颜色革命”的老手，搞起颠覆来，盟友一样整，最近以色列就指责美国在国内搞事情。而法国国内目前正因为养老金改革抗议不断，马克龙需要避免拜登“趁火打劫”，赶他下台。
不过，马克龙也知道中国对冯德莱恩不大感冒，因此没让她跟自己同机，让她搭民航，这样也让中方能够更方便地区别接待两人。要不然马克龙专机这么大，巩俐夫妇都能带上，还差冯德莱恩一个位置？
中方接待冯德莱恩：符合外交礼仪 契合她自己的作为
中国愿意让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同期访华是一次特殊的安排，既给了马克龙面子，同时尊重欧方“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战略诉求，更是对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支持。在冯德莱恩抵华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期待“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和政治智慧”。
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组织，其主要机构有：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其中欧洲理事会是欧盟最高决策机构，决定欧盟总体方针，遵循全体一致的决策原则。而欧盟理事会是是欧盟立法与政策制定、协调机构，由成员国政府部长根据讨论议题出席不同会议。欧盟委员会则为欧盟常设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欧盟条约和欧盟理事会作出的决定。欧洲议会是欧盟监督、咨询和立法机构。
目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类似“欧盟总统”角色。欧盟委员会设有28个委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类似“欧盟总理”的角色。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因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见面，符合外交礼仪。
至于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冷遇”，那就要看看冯德莱恩自己的言行了。在访华前，冯德莱恩公开表示欧盟对华关系“越来越疏远”，还呼吁“重新平衡”欧中关系，宣称要摆脱对“特定国家”的原料和供应链的依赖，尽管冯德莱恩也提到“对华脱钩”不是选项，但此次对华讲话总体称不上友好。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华期间，冯德莱恩与中国领导人谈了什么，可以从中方发布稿看出来。笔者注意到，习近平会见冯德莱恩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在习近平会见马克龙时，中方发布稿根本没有提及台湾问题。合理推测，冯德莱恩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了某些不合适的表态。
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习近平会见马克龙时，马克龙表示，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队。而习近平会见冯德莱恩时，习近平表示“中国同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都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中欧双方要正视差异，管控分歧，相互尊重。”中方发布稿并未有冯德莱恩在欧洲战略自主上的任何表态，可见冯德莱恩回避了这个问题。
会谈结果不同，自然就有中法领导人在广州非正式会晤这种罕见的短期“二次会晤”安排，也有冯德莱恩之后基本在中国成为“透明人”的情况。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方面6日宣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将在下周访问中国，成为近期又一位访问中国的欧盟重要官员。加上去年11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应邀访华。欧盟最重要“三驾马车”半年内全部访华，可见中国在欧洲外交中的重要性。至于中方将如何接待博雷利，就看其自身的言行了，“听其言、观其行”，可以慢慢看。
作者丨陈人欢，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编
【10】企业第三原理：熊彼特的创新利润原理 4:企业战略菱形模型
企业第三原理：熊彼特的创新利润原理 4企业三大定位和华与华方法企业战略菱形模型
在中国，我们需要把“定位”这个词做认真的区辩，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界，特别是营销界最大的精神迷雾和思想烟雾弹。
这首先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语言是人的第一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始终不能成熟，我们使用一样的词语，但讨论的却不是一样的意思。维特根斯坦说：“词语的游戏规则在语言游戏中建立，也在语言游戏中修改。当我们交谈的时候，我时常感到需要把词语从我们的交谈中抽离出去，送去清洗，清洗干净后，再送回我们的交谈中。”当我们交流，往往是语言相通，词语不通，同一个词，大家定义不一样。对词语的定义不同，不仅体现在一些政治性的词语上，比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每个国家都认同，而定义的意思和实现的路径却大相径庭。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开会讨论品牌、营销、定位、战略，每个人词都说得挺溜，但那词怎么定义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共同的清洗界定。
具体就“定位”而言，目前在中国企业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定位”，一个是特劳特的“心智定位”，属于传播的范畴，相当于“独特的销售主张”，并不在战略领域。迈克尔·波特是战略家，他的“战略定位”则是定义为一组独特的经营活动，而不是品类上的定位。
战略本身是实践，是一个过程，有一些基本原则和观念，但是并没有一个公式。企业可以在战略咨询公司的“战略商店”里去采购一个“战略”。但是，战略本身是动态的，十年战略并不是能管十年，它也只是管到你下一次制定新战略的时候。死守一个战略，“坚决执行”，本身就是一种盲目，是一种战略上的鸵鸟政策，有巨大的风险。相反，一些基业长青的公司，如GE，甚至会每20年就将业务进行一次大换血。
战略的也没有公式，比如一组经营活动的最佳组合，选择做哪些活动，不做哪些活动，是战略选择问题，是价值创造问题，也是管理会计问题——总成本领先本身是管理会计的作业成本法，作业决定成本。同时，也是企业基因问题，那个活动你可能“该”做，但是没有那个基因，你就是做不了。
还有最根本的，是经营使命的问题，企业价值观问题，不符合你的使命，不符合价值观，也可能不做。这是永恒的哲学问题和人生选择，只能一企一策，一事一议。
至于华与华方法的定位，我们讲三个层次的定位：
第一定位，是经营使命定位。这是定位我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也是社会分工定位，定位自己一生的使命。
第二定位，是业务战略定位。我的业务是什么？我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就是在华与华“三位一体”战略模型里的企业战略，用一套产品和服务，去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定位，是经营定位。就是迈克尔·波特的战略定位，是一套独特的经营活动组合，实现独特价值，总成本领先和竞争对手难以模仿。
词语太多太乱太模糊，边界不清，难以选择。很多时候，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不同，再经过翻译，那译者也是到处找词。结果呢？就不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是“毫厘不差，失之千里”，比如特劳特的“定位”和迈克尔·波特的“定位”，特劳特的“竞争”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所以我把迈克尔·波特的“战略定位”，改为“经营活动定位”。你也可以不用管他们的理论，都当成华与华方法就好了。我讲解他们的理论，只是记录自己学习研究过的过程，也帮助读者厘清目前流行的一些战略观念。
最终我选择经营使命、业务战略、经营活动这三个词，作为华与华方法的企业三大定位。
第三定位支持第二定位，第二定位实现第一定位，第一定位是最终目的，始终服务于社会的目的，这是本质。
将之前的华与华方法企业战略“三位一体”图和经营活动组合对战略“三位一体”
的支撑联系起来，就得到华与华企业战略棱形模型。可以说，这是我们学习科斯+熊彼特+迈克尔·波特的成果了。所有的理都是一个理，就是儒家说的“理一分殊，一理万殊”，为往圣继绝学，融合贯通的结果，就是这样：
企业三大定位，是相互影响的。我们以足力健为例。足力健创办的契机是创始人张京康回到家乡村子里，发现很多老人不愿意穿鞋，不愿意出门，发现老人足部变形，穿鞋很痛苦。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商业机会。他就定下让天下老人穿上专业的老人鞋的经营使命，发掘了老人鞋的商机。这是他的经营使命定位。
为了实现这个使命，解决老人穿鞋的问题，他的业务战略定位，就是老人鞋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
围绕如何支持实现这一产品和服务，就形成了经营活动组合的战略定位。
经过五年的创业，足力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是消费市场的成功，而且在政策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公民社会都获得广泛的关注，也就是华与华方法所说“五个市场”的全面成功。足力健也成为老年消费者的流量平台，更大的经营疆域就在企业家面前展开了。
2019年，张京康将经营使命从“每一位老人都穿上专业老人鞋”，改为“让每一位老人都过上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业务战略改为“老年制造业”，进军足疗机和养老机器人。
是否进军新的业务领域，选择标准并不是心智定位，也不是简单的多元化还是专业化，而是第三定位，经营活动组合的问题，就是你的经营活动的增减，有没有创造价值，有没有降低总成本，有没有提高竞争对手模仿难度。
我们再从企业三大原理的角度来看足力健这个案例，这就是企业第一原理所说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把哪些活动放在内部，把哪些活动放在外部，增加哪些活动，减少哪些活动，都是以成本来考量，是管理会计问题。这也是企业第二原理，解决社会问题，问题扩展了，解决方案就发展了。这也是第三原理，创新利润原理，再创造一个新的商业组合。
迈克尔·波特的一组独特的商业活动，就是熊彼特的创新商业组合，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理论，比如商业模式的理论去解释。
所有的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但是，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述，学多了，学乱了，反而越来越糊涂。如何才能让自己头脑清楚，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功夫，这样才能拆除各种思想烟雾弹，吹散精神迷雾，给自己的脑海一片蓝蓝的天空。
德鲁克+熊彼特+迈克尔·波特，一个社会问题，五个创新，一个组合，三个效果，是华与华制定企业战略的方法论。对华与华自己的战略思考和规划，也是按这个思维路径进行的。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下面，我分享一下华与华自己的实践。
首先，华与华的第一定位：华与华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华与华的经营使命定位，就是一句话：让企业少走弯路。
作为咨询公司，我们不是以让企业成功为使命，因为我的观念，成功的人，遇上谁他都能成功，而且遇上谁，本身是他的选择。不能成功的人呢？谁也帮不了他，你给他金子，他也当狗屎扔进垃圾桶。
少走弯路，是我们最基础的价值观。最高的效率是不返工，最快的进步是不退步。让企业少走弯路，也是让企业少犯错误。而企业家，或者说人性的弱点，走弯路的原因，就是三大病根：
1、侥幸心理，总是一厢情愿。
2、贪巧求速，致力拔苗助长。
3、频频动作，都是权宜之计。
成天嘴上挂着“弯道超车”，就是翻车的原因。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有一套哲学，这就是华与华方法，我称之为集中、西、日之正道——孔孟王道、阳明心学、孙子兵法、科斯、熊彼特、德鲁克、迈克尔·波特、丰田生产方式、持续改善——这就是华与华方法的“道统”，就像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样，述而不作，借述而作，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
华与华的第二定位，业务战略定位，产品和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的解决方案，就是咨询服务、华与华文库、华与华商学院课程、华与华百万创意大奖赛四大业务。
咨询服务，是华与华的“战略营销品牌创意咨询”，华与华=战略咨询公司+产品开发公司+广告公司，为客户提供企业战略、新产品开发创意、品牌战略、营销策划、包装设计、广告创意等一系列全案服务，基于我们“所有的事都是一件事”的思想，在一个系统，用一个团队，将以上所有事情一次做全，一次做对，解决“让企业少走弯路”的问题。
为了建立这一套哲学和思想，写作本身是我的第二项经营活动，如今已经完成出版的《华杉讲透〈孙子兵法〉》、《华杉讲透〈论语〉》、《华杉讲透〈孟子〉》、《华杉讲透〈大学中庸〉》、《华杉讲透王阳明〈传习录〉》，就是对孔孟王道阳明心学、孙子兵法的哲学和思想体系的梳理。
第三个业务是华与华商学院，目前只是短期课程，未来会朝战略营销品牌方面的商学院孵化，也就是说，这是华与华的新业务，也是从B2B走向B2C。
第四个业务是华与华百万大奖赛，这是华与华内部的创意比赛活动，2014年开始第一届，到2019年第六届，开始对外销售门票，成为公开赛事，但参赛项目仅限华与华公司内部案例，未来也可以孵化为全球性品牌营销赛事。
这四项产品和服务，就是“让企业少走弯路”的解决方案。
支撑这四项产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组合，也是非常独特、非常fit的，就是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华与华砍掉了同行业最大的一个业务部门，就是客户部，华与华是一家没有AE的广告公司。这一作业的舍弃，至少砍掉了公司三分之一的人员规模和成本。这些成本的节省，全部投入广告，让华与华成为中国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品牌策划公司。每年有好的案例，又有大广告量，客户就自己上门了。我们接新客户就只有一个工作——接电话。接电话也没有专人，由各合伙人团队轮流接。接到电话，客户说：“我们希望和华与华合作，请你们派人来和我们谈一下吧”
我们不去，一定要客户自己来，只有签约付款开始工作后，我们才会去客户那里。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去，得两人飞过去，来回两天。如果客户来，我们花两小时面谈就可以了。成本相差很大！找我们的人这么多，如果说人家一招呼我们就去，公司人员规模可能马上就得扩大一倍。而打电话的人未必真有诚意，成功率也不一定高。
定下来不去，就是原则，不管谁请都不去，不要区别对待。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人要去谈新客户，肯定不能派低级别的人，一定派高级别的人。那就变成我们高级别的人每天都在跑新客户，那谁来为已经签约给我们钱，正在进行的项目服务呢？这就进入恶性循环。
所以，在华与华，我们对“客户”这个词也有一个定义——就是“已经付钱的人”。人家付了钱，我们就对人家有义务。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有人说，你们这样太骄傲了。其实真不是，我们希望通过积累我们的信誉，让所有的客户做到“闭着眼睛签，付了钱再说”，这样双方交易成本都低。
在华与华的广告上，打着九个大字：“不投标，不比稿，不行贿。”有人说，你们这样做不了政府项目，做不了必须有投标流程的“大公司”。这完全不是问题啊！战略本身就是选择不做什么事，不做什么客户。后来我把“不投标，不比稿，不行贿”改成“不投标，不行贿，不拖款”，因为投标和比稿本身有重复，另外是凸显不拖款的价值观，我从来不拖欠任何供应商一分钱，都是要求财务提前三天付款，我也受不了客户拖欠华与华咨询费。
又有人问：“你们华与华这样的公司，肯定挑客户做，不是什么客户都接吧？”我回答说：“是的，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给钱就干！”
是的，只要没有法律风险、道德风险，或者觉得对方的想法实在不靠谱，我们的原则就是给钱就干，不回觉得要跟谁门当户对。付钱的人最真诚，我们收钱的最负责，这就是天生一对了。
华与华客户关系三句话：给钱就干，不给钱不干，什么时候给钱什么时候干。这就是管理会计，就是同时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
不上客户门去谈业务，就是来自《礼记·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给钱就干，就是《论语》孔子的话：“自行束脩(xiū)以上，吾未尝无悔焉。”
我毫不担心接不到“有投标流程的公司”的业务，相反，在华与华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的客户“规范”了，建立投标流程了，要求所有的采购必须经过招投标流程。我们马上退出，不再续约。为什么？因为我要捍卫我的原则，不能让“华与华”的名字出现在任何一个招投标公告上。不参加招投标并不是骄傲，而是一个业务活动取舍的战略选择。因为一旦接受招投标，整个公司的运营活动和成本结构都要变了，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启动了恶性循环。
我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公司都会接受华与华无须投标。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它们都请品牌代言人，从来没有公司有制度要求各大电影明星来投标，它们都是自己想好了找谁，就直接去找谁。
所以，任何要求我们投标的公司，都不值得我们替它服务，这是原则，是价值观，是战略定位，是独特的经营组合，是管理会计问题。
任何问题，都要从哲学上思考。哲学思考的三大基石，就是词语、因果和逻辑。首先是清洗词语，给每一个词语清洗的边界定义，这个词语才能使用。然后是用逻辑推进，探求因果，找到真因。因果关系世界最基础的关系，每一件事，必有其原因，原因又有其原因，无限追溯，找到真因，才能根据自己追求而设定的结果，规划行动。我们犯错误，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真因，失败了找不到真因，成功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总结经验，得到的全是误会，就将错就错，铸成大错。
词语、因果、逻辑，是智慧的基础，而基础的基础，又在于词语。清洗词语，是思考之前必做的事，前面我们清晰了“定位”和“配称”两个词，我们还要继续清洗，清洗一下“竞争”这个词。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词语都需要不断清洗，我也无法在本书中都给它清洗一遍，不过，希望我的词语清洗示范，能给读者带来清洗词语的意识和习惯。
前面我们比较了特劳特的定位和迈克尔·波特的定位。
完整地说，是“特劳特基于竞争导向的顾客心智定位”和“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的战略定位”。
有个外国人说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就不算是真正的国际会议那个人是谁？
拜登发言针对中国在此次会议上，拜登反复强调了恢复美欧之间盟友关系的重要性。拜登表示，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对美国和欧盟都十分重要，无论是为了欧盟国家的安全还是为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考虑，双方都应该尽快修复关系。
这些言论得到了默克尔等领导人的肯定，默克尔也强调了德国对欧美关系的拥护，希望能够尽快修复特朗普时期留下的裂痕。
拜登会议发言又扯上中国，默克尔当众叫板：没有中国世界将停转
但很快，拜登的发言就开始“跑偏”。拜登表示，维护美欧之间的盟友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其所谓的“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拜登同时也表明，本届美国政府将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维持特朗普时期的强硬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前不久，欧盟刚刚与中国达成一项投资协定。这让拜登政府十分紧张，拜登政府认为，如果失去其欧洲盟友，美国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拜登会议发言又扯上中国，默克尔当众叫板：没有中国世界将停转
默克尔当场反驳
对于拜登这种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将少数国家的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国际社会的言论，默克尔直接在慕安会现场进行了反驳。
默克尔表示，如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不仅在2020年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还在新冠疫情之中积极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而美国则在新冠疫情中苦苦挣扎，美国疫情至今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而且由于疫情和经济的双重影响，美国对盟友的态度也变得摇摆不定，如今欧盟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出现了动摇。
默克尔还表示，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中国，整个世界都会停转。而欧盟与中国之间既有竞争，也存在许多合作的机会，因此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不能完全听从美国的安排。
拜登会议发言又扯上中国，默克尔当众叫板：没有中国世界将停转
马克龙高喊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
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拜登的态度也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马克龙表示，此前欧盟国家对美国已经依赖过度了，如今美国对盟友的态度暧昧，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亚洲，这令欧洲十分没有安全感。
因此马克龙表示，欧盟国家需要尽快实现战略自主，尽可能多地承担保护自己的责任。这已经不是马克龙首次提出欧洲国家战略自主的观点了，2020年马克龙曾与默克尔达成共识，并规划了未来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几个重要目标，包括逐步减少对美制军事装备的依赖。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欧洲民众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参考消息网援引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结果称，多数欧洲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在美国与中俄的博弈中保持中立地位。
制度差异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一些特点。具体是：1、中欧贸易发展速度呈明显加快之势。贸易总量不断上升，贸易逆差不断缩小，1997年迅速变为顺差，2002年则出现了90多亿美元的顺差。2、中欧贸易地位不对等。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5%左右，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则小得多，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比重不到2%，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比重仅在1%左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性要高得多的现状也导致了中欧贸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为传统的大宗商品及轻工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钢材等产品。以后进出口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出口产第 2 页
品除初级产品外也开始有了工业制成品。4、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投资质量相对较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投资部门分布广；投资形式多种多样；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5、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 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受制因素 虽然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交往发展迅速，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双方之间贸易摩擦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1．中欧经贸关系始终受到官方政策影响。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4月，中欧签署第一个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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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国待遇。1985年5月，中欧又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欧经贸关系处于迅速增长期。欧盟官方政策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好坏影响很大，而欧盟的政策常常在经济要求和政治企图之间摆动。欧盟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冷战思维”定式，把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指导，在一些具体问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制造障碍，是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因素。2．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利益观，是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内涵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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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抑制。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均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双方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淡化，国家中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9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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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经贸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3．美国因素的作用。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注意到，欧美之间近年来虽有矛盾，欧盟极力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由于欧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利益以及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双方之间关系仍以合作与发展为主导方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仍立场一致联手对华，对中国施压乃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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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此外，美国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全球战略，在其自身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欧洲的影响与力量，因此，欧盟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正如亨廷顿所说:“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与欧洲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大大减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这种孤独的局面。”对于欧盟而言，“欧洲一体化加上与美国这种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不仅是西欧在二战后时期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它在后冷战时期继续走向强大的关键。”4． 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根据《尼斯条约》的决定，2004年5月1日欧盟接受包括塞浦路斯、捷克、波兰等国在内的15个新成员国，从而完成其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也是历史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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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东扩后的欧盟成员国达到25个, 拥有4.5亿人口，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从而新欧盟成为了一个贸易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市场。欧盟东扩无疑是欧盟经济及世界经济中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贸和资本市场交往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消极负面影响是明显不能低估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是有一亿多人口的广大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总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大致相同。在同欧盟发达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方面，我国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无疑存在竞争关系。这些国家在发展经贸关系上明显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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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方面。1．中国在中欧市场依赖程度和重要性中处于劣势地位。据统计，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大，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高，而欧盟对中国的依存度要小很多。同时，欧美之间的贸易是欧盟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日本以及欧盟成员国原先殖民地国家间的贸易仍在欧盟贸易中占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重要性则次之，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对欧盟的市场依赖程度大于欧盟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程度，这些事实决定了中欧贸易关系中中国处于劣势地位。明白了此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挑起贸易摩擦的总是欧盟，也就明白了在处理经贸冲突时双方态度和立场的不同。2．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且结构不合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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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低廉理应是构成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一个方面，但只依靠低价格去占领市场容易引起反倾销调查等贸易冲突。中国产品成本本来就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坚持低价竞销的营销观，不注重新产品的开发、产品包装的改善，不积极利用广告、公关及提高质量与服务的手段来扩大出口，忽视了非价格竞争，使欧盟等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增长迅速过于敏感，以致引发了不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还不尽合理。据一项用“相对出口绩效指数(REP) ”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中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商品共55种，其中占有绝对比重而且具有很强比较优势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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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商品;重化工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商品所占比重微小，而且这些重化工制成品的深加工程度也很低。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依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所以这样的产品大量出口定会遭遇贸易摩擦。此外，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依然不够。这点在反倾销案的调查中表现明显，常常是无人应诉，使对方不战而胜，从而更激发起了对方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的积极性。3．欧盟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内部双层结构对中欧经贸交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欧盟一直致力于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流通标志其一体化进程到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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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次的组织结构。这一事实为中欧经贸交往既带来了便利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性。随着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共同进口制度等的实施，特别是欧元启动后，其国际地位、可信度还是稳定性将有很大提高。现在我国的商品只要出口到一个欧元区国家的口岸，就可以分销到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出口手续简化，方便了贸易结算，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以前各个成员国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一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而现在若欧盟裁定中国某项产品倾销从而处以高关税惩罚，则该产品在欧盟所有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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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都会受到影响，尽管此项产品对某些成员国根本就不构成倾销。这种趋势的发展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将会是长期的。又如欧元的启动，减少了欧盟企业的兑换费用，消除了其内部贸易的货币风险，使其内部产品价格部分的竞争力增强，这意味着外部产品包括中国产品价格竞争力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内部统一用欧元结算，也使我国产品利用原先其各个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货币不同而制定差别价格的策略难以实施。此外，欧元的推出也使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欧盟内部双层的组织结构使中欧经贸发展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在双层结构下，欧盟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时常强调和利用其与中国的友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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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求进入中国市场，而在自己市场准入方面则抬出欧盟来和中国对抗，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样就使得中国难以通过以限制这些成员国对中国出口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出口产品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准入问题。4．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欧盟是最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 重要性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 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欧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大宗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欧盟的贸易政策有关中国的条文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入世后各种关税或非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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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作用的消失或减弱，欧盟更加依赖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保护欧盟的产业。入世后，因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很难一下子完全适应欧盟的各种技术标准，欧盟技术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必将成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
三、结语 近年来，虽然中欧合作在各个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但是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政治与经济。欧盟一直以来都是“平衡主义者”，强调各方力量能够达成某种均势，因而欧盟在许多政治立场上与美日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世界多元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不谋而合，因此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合作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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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关系归根到底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政治方面的合作最终目标是促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全面携手。
欧盟随着其东扩的实现,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同时欧盟作为世界经济发达地区,其市场的内在支撑力较强,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吸引力。欧盟的扩大在给我国带来更大市场及经贸合作空间的同时,使其它国家想利用欧元各国情况的差异在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发挥优势增加了难度。欧盟内部市场深化增加了区内的保护性和封闭性,给 区外带来的排斥效应可能对别国经贸利益造成损害。这些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贸易结构上与中国较为接近,与欧盟互补性较强，他们一旦加入欧盟,在发展经贸关 系上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都比我国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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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 面对着这些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战略性对策,在发展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在发展中回避和化解不利制约因素。充分利用WTO规则， “以人为本”，加强对国际标准的研究与学习，完善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并努力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从长远看，中欧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必定会有更多的潜力和机会。
当然，密切的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分歧。中国与欧盟在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摩擦与障碍。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欧盟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此外，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设置技术和绿色壁垒的作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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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喜的是，中欧双方都愿意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经贸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潜力巨大。中欧经贸关系将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谅解与互信的氛围中，更加健康成长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经贸关系能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参考文献：1．李金珊:《欧盟经济政策与一体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金哲松：《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3．祝宝良、张峰：《欧盟地区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4．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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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伦、王鹤等:《欧盟对华长期政策与中欧经贸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5．胡谨、王学玉:《发展中的欧洲联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6．祖强、淡远鹏：《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受制因素》，江海学刊，2002.5。7．王丽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因应对策探析》，东南亚研究，2002.3。8．王冉冉：《论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对策》,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6。9．刘翔峰：《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及前景》，宏观经济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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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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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到80年代美国对华出口政策的变化和原因
技术出口管制是指技术输出国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的目的，通过政府管制的手段，限制某些特定的高技术产品和技术向特定的对象出口。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保持对中国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军事技术优势，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实行技术出口管制。美国对华技术管制严重影响了中美技术贸易。美国是世界上技术出口额最多的国家，它在世界市场的技术出口额是日本的三倍，但它对华的技术出口额却和日本对华的技术出口额相差不多。一、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历史变迁
(一)建国初期至1972年：美国严格封锁对华技术出口
建国初期至1972年期间，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采取严格的管制政策，特别是严禁军事技术对华出口。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巴黎统筹委员会”实行出口管制的主要措施是制订国际性管制商品的项目禁运和审查清单。中国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禁运的特别清单上，曾经有500多种物资被纳入战略禁运的范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导致中美直接对立，美国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售任何技术和商品，中美贸易一度中断。1952年，美国还推动“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采取极其严格的技术管制政策。1969年制定并于1970年1月开始实施的美国《出口管理法》取代了1949年的《出口管制法》。尽管新的法律将“管制”改成了“管理”，从措辞上似乎有所缓和，但事实上，在冷战环境下，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并没有真正放松。
(二)1972年至80年代末：美对华技术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1972-1989年间，出于国家利益和联合对抗苏联的需要，中美关系逐步走上了和平对话、求同存异的轨道。从那时起，美国开始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非战略性物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一协定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美国对华的技术管制有所松动。在经历了70年代经济危机和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产业界人士纷纷游说国会，攻击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在产业界的巨大压力下，1979年lO月，美国国会又颁布实行了一部新的《出口管理法》。这部法律提出了压缩管制产品范围、改进审查手段、提高许可证审批效率等要求，以方便和鼓励美国商品，尤其是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的出口。为了推动《出口管理法》的实施，美国制定了《出口管理条例》。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联华制苏”的战略占据了上风，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的松动。1980年，卡特政府宣布中国作为“非敌对国”，原则上可以获得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但是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推行对苏联的“新冷战”政策，在出口管制问题上采取了颇为强硬的措施。美国80年代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贸易赤字。为了扭转美国的贸易严重逆差，1988年美国政府通过的《综合贸易竞争法》，对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提出了修正，要求放宽对装有微电脑的科学和医疗仪器的出口，压缩单边管制的规模，缩小对转口产品的出口限制等等。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局还在1986年12月成立“中国科”，专门处理向中国出口技术和商品的许可证申请。这一时期，美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他成员国先后多次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到1989年2月，总共放宽了45类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期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贸易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88年达到3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始终采取防范的态度。
(三)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接触性防范”战略主导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
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不再需要联合中国抗衡苏联，中美关系的原有基础不复存在，美国对中国开始采取“接触性防范”的战略。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和对抗，又有合作与磋商。中美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决定了两国必然要有合作。而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矛盾以及时有发生的冲突，导致两国之间的防范与对抗。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仍然要加以限制。特别是中美两国间的矛盾激化时，美国往往会遏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对中国施压。1989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美国的资料显示，仅1989年一年，美国就至少否决了300项对华技术出口的许可。
老布什总统行政命令(总统行政令第12730号)规定，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授权范围内继续实行依据1979年《出口管理法》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1979年出台的《出口管理法》经过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三次延长有效期，一直延续执行到1994年8月。之后，美国商务部主要根据1994年8月19日第12924号总统行政令的授权行使职责，对技术出口进行管理。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致力于简化出口管制措施，理顺出口管理程序。1996年3月25日，美国政府了简化出口管理法规的暂行条例。这是美国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对出口管理法规进行的全面修订。1994年4月1日“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解散。不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原成员国承诺继续使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控制清单，作为全球出口控制的基础，直至做出新的安排。1996年7月包括“巴黎统筹委员会”17国在内的28个国家成立了“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瓦森纳安排”是一个全球性的关于常规武器与敏感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多边机制，它特别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直接从西方世界得到先进的军事物质和技术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四)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导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趋严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中国”盛行，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尽管1997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奠定了两国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关系”的基调，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始终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并未放松。1998年12月，以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夫・考克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了《对华技术转让报告》(即《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偷窃美国一些最机密的军事技术，并提出了限制对华出
口的38项措施。2002年2月，美国审计署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名为《出口限制：美国急需就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作基本政策评估》的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对华实行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2003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尤其是软件和高技术设备，美国还特别强调对中国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等的监控。2006年7月，美国商务部提出了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提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合法最终用户制度》。经过近一年的论证，2007年6月19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公布了对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管制清单涉及31个条款，规定20类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两国为促进贸易多次磋商，美国对于向中国的技术出口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2007年12月，中美两国签署了《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根据该《指导原则》，中美两国承诺要消除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不必要障碍。同时，中美要审核美国的军民两用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民用高技术贸易的许可证申请程序得到简化等。不过，在当时美国放宽的出口列表清单里，只列有5家在华跨国企业，而没有一家是中资企业。
从总体上看，尽管为了经济利益，美国在对华技术出口方面有所妥协和让步，但美国商务部对于对华出口申请的审查比其他多数国家都严格。美国对于对华出口申请的审查周期，比欧洲和日本的都长。美国政府还特别强调对“视同出口”的管制，以防止美国的尖端和敏感技术通过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传到国外。2006年底，美国商务部专门成立了“视同出口建议委员会”，向商务部长建议如何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视同出口”管制。按照规定，赴美国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接触美国敏感知识和技术时，必须申请“视同出口”许可证。2006年美国政府审议的865个“视同出口”许可证中，有60％是针对中国公民的。
二、新时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面临新的调整
(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广阔的市场提高了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
近年来，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整体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使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广阔的市场对美国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有这些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合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中美两国各领域往来越来越密切，在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提高的同时，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也提高了。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增长速度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增速的5倍。这迫使美国重新考虑中美之间的科技经济合作关系，采取合作双赢的对华政策。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政府以往过严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可能会面临新的调整。事实上，2009年1月14日，美国商务部已经推出了一项新政策，给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松绑，将以往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逐个审查，调整为向中国民用企业发放执照。不过，这是布什总统卸任前提出的一项举措，其具体执行和实施还要看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二)中美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在加强，对世界的影响力在加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许多跨国问题需要采取跨国行动来解决，特别是需要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合作。美国作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越来越重要。世界面临的许多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核扩散和恐怖主义、传染病蔓延、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等，都需要中国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认为，中美关系对全球安全和繁荣的影响重大，将超出其他任何双边和多边关系。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全球性的挑战一个也无法应对。因此，积极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全球的利益。美国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势必加强与中国在科技、经济领域的合作，对中国进行制裁以及实施强硬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是不可取的。
(三)美国要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突破点
当前，美国面临空前严峻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数月居高不下，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而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会影响到美国的技术贸易、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制约了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优势。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下降到9.1％，按照这个下降比例计算，美国对华出口至少降低了700多亿美元。如今，美国众多的出口企业希望找到途径摆脱危机，因此，美国若加紧对华出口管制，势必使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不利的竞争局面，这不仅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政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危机这个棘手的问题，当前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找到突破点，引领美国走出这场经济危机。为此，除了对内刺激经济发展之外，势必要采取措施发展对外贸易。因此，从应对美国经济衰退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有可能适度放松。
(四)美国新政府欲提升国际形象，加强与别国科技合作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不作为，使得美国在该领域丧失了话语权和领导地位。美国新一届政府希望能够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巩固和加强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哈罗德・瓦姆斯提出，美国要通过加强与别国的科技合作，密切与别国的各种关系和往来。为此，要扩充美国派驻各国的科技外交官队伍，通过开展外交活动，促进科技发展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势必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会受到中美两国的整体外交关系和科技合作的影响。
(五)美国各界希望政府加强中美合作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在限制高新技术流向中国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本国的商业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界和科学界普遍对这一政策表示不满。美国各界对加强中美合作的呼声不断。产业界、学术界以及一些政府官员都曾呼吁，加强与中国的科技经济合作和交流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有很多机构和专家对美国对华出口政策提出质疑。这些观点通常认为，冷战以来，美国对华出口政策应该采取新的以“开放和
接触”为主要特色的政策，重新考虑如何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五十年来始终非常严格。但如今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突显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正在失去科学与技术的垄断地位。2009年1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在《超越“美国壁垒”：全球化时代科技相关的国家安全控制》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建言，希望政府在一年之内重新评估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国家科学院指出，美国的技术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美国当前的科技经济形势，因此应对技术出口政策做出调整；特别是技术出口清单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动态调整，报告建议至少应每12个月调整一次。中国美国商会在2009年4月27日发表的白皮书中提出，美国政府应采纳国家科学院提出的建议，对不合时宜的出口管制法规进行全面的审议和修订。不过，美国国内也有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的呼声。例如，2008年1月29日，众议员爱德华・马基曾致函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认为“合法最终用户”制度将使中国企业更容易取得美国的敏感科技。
三、启示与建议
美国政府始终是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但对华技术出口还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利益。如何权衡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将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控制政策。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霸权地位的角度出发，美国永远不可能全面放松对我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对于敏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始终会实行严格管制。但是，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期，其战略目标和重点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位和战略重点。
因此，我们应抓住当前美国新政府上台欲提升美国国际形象和摆脱经济危机的机会，利用好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和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等成功的对话机制和平台，并尝试新的机制和途径，充分利用民间团体、企业的力量，抓住时机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此外，还应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技术出口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和出口管制清单的变化，根据具体情况寻找打破美国对我国技术管制的突破点，并及时采取合理的对策。长远来讲，这对于迫使美国放松技术出口管制，突破美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具有重要意义。
要打造中欧什么合作伙伴
要打造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3年，中国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2013年，双方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4年，中欧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联盟（其前身为欧洲共同体）1975年5月建交，40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政治领域，欧盟先后制定了《欧中关系长期政策》、《欧盟对华新战略》和《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3个对华政策文件。
欧盟和中国的关系
1、政治关系
从1975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双边关系，从此之后，中国和欧盟就开始进行各种合作，中国和欧盟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欧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的主要出口市场和主要进口来源地，期间中欧彼此一致认为，有效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多边主义应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
2、经贸关系
欧盟从与中国建立双边关系以来，欧盟是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技术引进来源地。中国也成为了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除了经贸高层对话之外，还建有经贸混委会、贸易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对话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