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二人没有关系。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人，今陕西韩城人。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十岁时，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登进士第，累进龙图阁直
司马光和司马迁是一家人吗
司马光和司马迁不是一家人。但都复姓司马，各人都写过一本了不起的历史名著，看起来象一家人，其实不是的。
（1）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2）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司马光和司马迁的关系是什么
没有关系。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懿（179年—251年9月7日 ），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西晋王朝的奠基人。曾任职过曹魏的大都督、大将军、太尉、太傅。是辅佐了魏国四代的托孤辅政之重臣，后期成为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其中最显著的功绩是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73岁去世，辞郡公和殊礼，葬于首阳山。谥号宣文；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封司马懿为宣王；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涑水乡 ，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登进士第，累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和司马迁没有直接关系，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生活在宋朝，是一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生活在西汉时期，是一位史学家、散文家。两个人生活的年代相距近一千年。
司马迁：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光：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