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

司马迁的生平简介

司马迁的生平简介: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扩展资料:

主要成就:

1、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2、思想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司马迁

司马迁生平简介是怎样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中期夏阳人(今陕西省韩城南)人,他既有少小时躬耕陇亩的农村生活经历,又有长大后纵横天下的壮游生涯,既师从大儒孔安国、董仲舒等,又在太史令任上翻阅到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一切材料,既有随帝封禅、太历新政的众人注目的经历,又有因替李陵辩解而入狱乃至受宫刑的折磨,但司马迁接受了一切。

司马迁经历了莫大的苦痛与心灵的拷问,终于超越了自己,实现了终极意义上的升华,《史记》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恢弘、更深沉、更澄澈、更庄严的层次与境界,它已成为人的历史、事的历史、心的历史的复合体,有人说《史记》是太史公司马迁之哭泣,毫不过分,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一切的生命、激情浇铸在《史记》中了。在二十五史中,这样的作品,惟此一部。所以鲁迅先生又将《史记》称为“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生平介绍

司马迁(前145年(景帝五年)[1][2]-约前86年(昭帝始元元年)),字子长,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又因曾任太史令,故自称太史公。

司马迁,汉景帝、汉武帝年间,前145年或前135年生于家乡龙门(今山西河津),司马谈是太史令,所以司马迁在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等书。

扩展资料: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现在,陕西韩城芝川镇南塬头上有司马迁墓和祠。芝川镇西塬上徐村有司马迁故里、祖墓碑。据载韩城“城内有太史公祠,年月邑人莫不祭之。

有孝廉徐氏携香火入试燕京,号称‘助文’。”至今韩城人仍有每逢节庆就祭拜司马迁的习俗,传说可以保佑远行之人,尤其是远行的士人举子得到平安与功名。

-司马迁

司马迁生平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编撰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临黄河,北面50里是着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着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前135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覆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等。「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 「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编撰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 *** 绪。

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