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罗伊里奇的作品题材多为神秘主义，与多数国人传统观念不符，因此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
尼古拉斯罗伊里奇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神秘主义画家、哲学家、科学家、作家以及旅行家、探险家。
同时作为香巴拉神秘主义的信仰者及倡导者，尼古拉斯·罗伊里奇曾在1920年代期间，率领了一支二十余人的探险队，从印度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途径西藏、新疆最后到达蒙古，去寻找香巴拉的存在。
他的画作中通常带着丰富的象征色彩，一生共创作了上千幅油画，不少画作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馆里。20世纪30年代，罗伊里奇曾作为 和平旗帜”的领导人之一，多次发起并文化推动运动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列宁计划对尼古拉斯二世的家人做什么
直到现在，对王室的处决是否是按照列宁的指示进行的，仍有待商榷。然而，大多数 历史 学家都同意无产阶级领袖不会杀死国王和他的亲属。对尼古拉斯二世、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的迅速报复令这位领导人完全感到意外。
根据《尼古拉二世皇帝》一书的作者彼得·穆尔塔图里的说法。烈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沙皇的拘留是理所当然的。至少，1918年5月2日列宁主持的人民委员会会议纪要表明，在此之前不久，尼古拉二世被决定搬到一个更可靠的地方，即叶卡捷琳堡。列宁当时在莫斯科。媒体助长了顽固的谣言，在首都周围蔓延，事实上，尼古拉已经被杀了。因此，奉领袖之命，邦奇-布鲁耶维奇向叶卡捷琳堡发出电报，要求证实或驳斥上述传言。
列宁不等答复，便派乌拉尔东北方面军司令里·别尔津到伊帕季耶夫府进行检查。贝尔津报告说，截至 6 月 21 日，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和沙皇本人都还活着，他认为关于他们被谋杀的各种猜测是挑衅。正如尤里·朱克（Yuri Zhuk）在他的《罗曼诺夫家族之死》（The Death of the Romanovs）一书中所写：反过来，在未解之谜之后，列宁命令别尔津“将整个王室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防止任何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补充说，贝尔津将用自己的生命负责执行该命令。
列宁为何如此关心尼古拉二世？维克多·科热米亚科在他的著作《德扎》中。反对苏联的第四大国”引用米哈伊尔·梅德韦杰夫-库德林的话，他是执行王室的参与者之一，他声称革命者菲利普·戈洛什切金前往莫斯科前往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然而，他没有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许可，才杀了沙皇及其亲属。据称，斯维尔德洛夫向戈洛谢金保证，他已就此事与列宁进行了磋商，列宁坚持将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送往莫斯科，以便对这些人进行公开审判。其进展和结果将在新闻界进行报道。
作为列宁真的打算组织审判沙皇的另一个证据，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 1917 年 3 月，也就是几乎在尼古拉二世退位后的第二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下，最高特别调查委员会，其职责包括调查前政权最高代表的活动。正如 E. Gromova 和 L. Gromov 在出版物“乌拉尔脚手架”中提到克伦斯基时所写，“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调查员鲁德涅夫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鲁德涅夫被赋予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在沙皇和他的妻子的行为中发现叛国的迹象。
无产阶级领袖向哥本哈根的一家报纸保证沙皇还活着，关于他死讯的谣言不过是资本主义报刊的阴谋诡计，这表明列宁确实策划了这样的审判。而事实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审判比谋杀更有好处。毕竟，正如 A. G. Latyshev 在他的《解密列宁》一书中所指出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的母亲玛丽亚·费多罗夫娜是丹麦公主。君主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女儿们根本被认为是德国公主。为了加剧与德国的关系，列宁绝对没有用。
但是，关于是列宁下令处决沙皇及其亲属的谣言是托洛茨基开始的。至少，这是出现在 Elena Prudnikova 的《罗曼诺夫家族的最后秘密》一书中的版本。1930 年代，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他从前线赶来时就知道了行刑。据称，托洛茨基问斯维尔德洛夫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他反过来回答：“列宁。” 然而，实际上，在宣布处决罗曼诺夫家族的会议上，托洛茨基也在场。因此，很可能，他在同一个 1930 年代撰写了这个故事，日记条目的日期也是如此。
读懂名著：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的死》
这部号称近200年来最好的中短篇小说，如同那个时代的其它作品一样，是需要耐心精读，并带着问题去思考的。
托翁晚年时写下的这部小说，在那个时代，最令人震惊的，还是对生与死的探索，尤其是所谓世俗眼中的“成功者”，生命最后一刻，在自我认知中的无能之辈。
或许通过提问的方式，更容易解读这篇作品。
小说从法院大厦的一起案件审讯暂停时开始，描述了几位工作中的先生在案情讨论之余，从报纸上获悉了伊凡•伊里奇死亡的消息。这段描写使用了200多字，看似冗长甚至多余，却是非常巧妙的铺垫故事背景的写作手法。
简简单单的一段叙述，加上几句对白，便把主人公身处的职场描写得一清二楚。虽然几位先生里面并没有主人公，但根本没有什么大同小异。
紧接着，读者或许期待着读到震惊、悲痛、惋惜和遗憾，但是没有，这些所谓的“人之常情”一概没有，几位伊凡•伊里奇生前的挚友和同事唯一想到的，便是自己从中可以获得什么好处。
这种有违人情的描写真实而可怕，诸如死亡、疾病、不幸这些人生的厄运，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是一种大众的世俗观，直到今日也从未改变。
人性的冷漠与世态炎凉，从根本上不是道德层面的高低，而是生物本性。看待他人命运与自我反省，被轻轻松松地分裂，这是一种麻痹吗？这是一种投机吗？或许都是。
这样的叙述，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却为整篇小说埋下了伏笔。
这位伊凡•伊里奇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法官先生？他45岁便因病去世，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缅怀、悲伤，甚至包括了他的亲人，难道他生性恶劣，遭人厌弃与痛恨吗？
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便有机会慢慢品味伊凡·伊里奇所经历的一切折磨。而他的这些经历，是不是有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发生在自己身上？
人生的思考与提问自然而然展开，小说的魅力便在于此吧。
如果开篇从葬礼开始，我个人认为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写法。甚至说，它会更符合当下阅读的习惯，那就是直奔主题。
当然了，如果这样开始，作者仍然需要把伊凡•伊里奇生前的背景进行描述，那么最开始通过几位先生的内心独白所呈现出来的赤裸裸的冷漠无情，便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且，葬礼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必然是悲哀的、压抑的、阴暗的，整个环境的基调中，突然出现彼得•伊凡内奇的虚伪、对逝者的厌恶和对晚间打牌的快乐期待，便会让读者感到迷惑，甚至对彼得•伊凡内奇的人品产生质疑。
在托翁的小说里，无论是这位在葬礼中感触万千的彼得•伊凡内奇先生，还是主人公的妻子、女儿，都没有给予直接的批判。
人性的共同点当然并不都是闪着光芒的，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可怕，更加值得读者自己反思。
那么，如果开篇便从“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这句话开始，又是否可以呢？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直觉上没什么不对。
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不就是应该直击主题吗？这样一句矛盾重重的话，也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了吧？而且，虽然托翁在第一章里详细描述了伊凡•伊里奇葬礼的场景，完成了小说背景的铺垫，但第二章的第一句便是这句话。如果说对读者有强加的主观观念，那托翁这样写不也不能避免吗？
这样想着，其实还是要承上启下地分析。在第一章里，主要的角色都已经登场。在葬礼上，每个人也都直奔主题，那就是对伊凡•伊里奇的去世的反应。
读过了这个章节，读者已经产生了一大堆问题，也都凭借着自己对故事的理解给出了各种假设。那么，到了此时，再用一句极其简单却并不简单的话来开始新的章节，便有统筹全局的作用。在后面的阅读中，读者会不断地思考，他身世的普通和简单在哪里？可怕又在哪里？
说起伊凡•伊里奇的身世，他出身官宦，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学毕业走上职场，一路向上直到法官。他为人聪明，活泼，乐观，文雅，讨人喜欢，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又懂得奉公守法，兢兢业业。他受人尊敬，业务娴熟，和同事们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生活上，他娶了出身望族的美丽女子，有儿有女，生活富裕。
这样的人生如何能够用普通、简单来形容呢？不是很多人终其一生，也达不到这样的追求吗？
可是，伊凡•伊里奇的身世确实极其普通、极其简单。
他是个典型的、不得志的官宦家庭的子弟。或许对应到现在，便是中产阶级或者普通公务员家庭的子弟，是社会很普通的阶级出身。然后呢，接受传统教育，成为和父亲一样的公务员，在职场上随波逐流，成为法官并非个人的努力与目标，不过刚好因为旧友帮忙而获得。在工作上，他的确敬业，也很公正，但不是出于内心对法律的敬畏，而是精通官场的潜规则，更享受被人敬畏的高人一等的感觉。在生活中，他并不是因为对妻子深深的爱而走入婚姻，而是因为这是一桩不错的、应该拥有的婚姻。婚后面对矛盾时，他选择了逃避，只想着保有自己的自由和快乐。
这不正是最普通、最简单的人生写照！一切都循规蹈矩，按照世俗的标准和期待来做，追求浅薄的快乐。内心其实空虚，人生也没有精神层面的更高追求。
看清楚了这一点，便能够理解“可怕”这个词的意思。
45岁，在人生原本最辉煌的年龄，被疾病折磨致死，表面上看，也的确够惨、够可怕。而且，死之前只得到同事们的揣度，亲人的冷漠与嫌弃，死后更是迅速被人遗忘，这是更深一层的可怕。
这些够了吗？已经够折磨人了，至少活着的人，应该没有谁想要同样的结局。可是，这些还都是表层的可怕。
伊凡•伊里奇在渐渐衰弱，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内心的煎熬和折磨，他渴望生，渴望那个折磨着自己的病痛会突然消失，可他又无比清楚，这只是自己的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又转而渴望死，因为生的痛楚太过强烈。除了肉体的被折磨，还有精神上的患得患失，对健康者深刻的嫉妒，对关心的渴望而不可得，对冷漠、厌弃的憎恨和自我可怜。所有这些加诸于他一身，可怕的崩溃感便无法避免。
正因为所有的这些可怕，他才突然开始思考人生，思考自己活着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才会质疑是不是一切都错了？
所有按照世俗眼光的追求，在生与死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的成就、地位、婚姻、子女，并不等于内心的幸福感。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追忆儿时的一切，沉浸在童年的美好中，因为那是纯洁的，发自内心的爱。
到了此时，伊凡•伊里奇体会到了真正的可怕，那就是虽然看明白了一切，他却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被他忽略的妻子和女儿让他厌烦，但独独对自己的儿子心怀内疚，只因为男孩还知道发自内心地爱他，男孩的亲吻让他悲哀。他终于意识到看似自己被厌弃、被忽视，他的家人其实从来都没有摆脱痛苦，是和他一样的可怜人。
因此，如果没有铺垫，直接以这句话开头，便显得突兀和生硬了。
小说在伊凡•伊里奇的死亡时刻戛然而止，令人震撼。
很多时候，小说写作者都会过度描写，生怕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意境、感悟或者是批判，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让读者看到、领会和理解。
这恰恰是最不应该做的，好的小说是要把字面意思以外的思考留给读者的。如何评价、感悟，欣赏也好、批判也罢，都是读者的事情，也是阅读能为读者带来的心灵震撼。
托翁的这部小说，详尽其能地让读者深刻体会了伊凡•伊里奇活着的时候，所有的挣扎、痛苦、怀疑和憎恨，反而是到了结尾的地方，画龙点睛的几笔，让主人公干脆地死去，让故事利索地结束。
但是，它留给了读者足够的想象和思考空间。死去的已经结束，活着的要怎样面对人生？这便是最精彩的。
整部小说除去第一部分，后面所有的直接的心理描写都是针对伊凡•伊里奇本人的，通过他的视角，看待自己和身边的一切，包括人、物和事件。这样的写作，已经足够丰满，通过他的眼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妻子费多罗夫娜的矛盾心情，看到了她既想表达关心、担忧，又从内心里厌烦的情绪；看到了女儿的冷漠，那其实也是一种害怕；看到了仆人盖拉西姆的忠实和健康，以及不故作姿态的坦诚；也看到了儿子对他真实的爱和悲伤。
有了这些描写，围绕着久病的伊凡•伊里奇而展开的整个故事，已经足够清晰，足够生动，完全不再需要增添第三个角色视角，来展示伊凡•伊里奇本人的苦楚。如果真的那样写了，恐怕会有画蛇添足的多余感。
伊凡•伊里奇的整个一生，看似独特，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就是说，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有很多的共通性。
出身中产阶级，自小接受正规教育，伊凡•伊里奇在三兄弟中最为优秀，不但个性好，对社会既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也理解深刻。他勤勉好学，以成功的学长为榜样，虽然也有质疑，但很快便融入了社会的大环境中。
从这些描述来看，他是个值得被人称赞的有为青年。至少按照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他相当优秀。
按照规矩办事，识大体、懂规矩，待人接物更是游刃有余。即便是追随着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也没什么大不了。人是社会的人，想要在职场（官场）上步步高升，这些约定俗成的事情自然都要参与。
当然了，随波逐流也不尽然都是好事。伊凡•伊里奇按照世俗的习惯，娶了条件优越的美人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却 给自己的婚姻生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
他自认在官场体面又胜任，甚至企图通过加官进爵的满足感来抵消婚姻生活的不幸，变得越发追逐名利，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无所建树，其实已经 为自己难以升迁埋下了伏笔 。
故事总是需要波澜，当了17年老检察官的他，似乎突然被冷落，升迁无望，令他极度失望。幸喜得熟人帮忙，才意外获得了法官的工作。人到中年的他，自然欣喜若狂。
凡事总有两面 ，过度得意，也是好不容易有机会得意的他，也终于获得了妻子的认可。为了让自己的新生活从一开始便充满阳光，伊凡•伊里奇决定下大力气装饰他的豪华新居，而这却恰恰是导致他意外受伤，伤病未愈，一路恶化，最终丢了性命的根源。
呜呼哀哉！回过头去看他这一路走来，和当今社会的励志青年奋斗史何其相似！从好学生到好职员，从职场规划到婚姻标准，从家庭矛盾到逃避责任，从低谷到高潮，从小心翼翼到得意忘形，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任何不同。
我不由得反思，依循社会的世俗观念，做个表面上体面的成功人士，真的就能获得内心的快乐吗？ 答案一目了然，不是。
再后来，伊凡•伊里奇便病了，病得莫名其妙，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从这里开始，有太多的细节让人读得后背发麻。“久病床前无孝子“在哪里都是血淋淋的现实。病人自然痛苦不堪，其家人则要承担更大的心理折磨。
文章里，有几次出现伊凡•伊里奇和盖拉西姆的互动，后者年轻健壮，为人单纯，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敷衍伊凡•伊里奇，对于他的病症也保持坦率的态度。
我们且不去猜测，伊凡•伊里奇将自己的腿放在盖拉西姆的肩膀上是不是真的可以舒服一些，他至少在心里得到了想要得到的满足，那种不必遮遮掩掩的对病痛和死亡的恐惧与刻意的谎言。
读到这些细节，不由得对伊凡•伊里奇心生怜悯。
我们每个人和我们身边的人都将有面临死亡的那一日。到时候，是依照世俗观念，企图隐瞒、回避和虚伪安慰对呢？还是像没什么文化的仆人盖拉西姆那样，坦然面对的同时，尽可能给予病人自己想要的帮助呢？这不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思考吗？
托翁的小说，精彩之处便是这些无处不在的直击心灵深处的思考吧？
关于老年和疾病的话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人的一生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尊严。在老去和不幸染上恶疾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追忆自己的一生。
人生皆有目标和对幸福的期许，无论大小。如果获得了，自然心满意足，虽有遗憾，却能保持尊严，坦然面对死亡。如果没有获得，或者原本以为珍贵的，一直追求的，却在死亡面前不堪一击，怎么可能再保持内心的平静呢？
很不幸，伊凡•伊里奇显然经历的是后者。
在疾病面前，他和所有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先是不以为然，觉得自己没什么大毛病，对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也抱有怀疑和不屑一顾；然后，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开始陷入恐慌，在不相信和不得不相信之间来回摇摆，尝尽了希望逐渐落空，失望将自己淹没的极度绝望。这个时期，他的各种情绪都一一被调动起来，他变得喜怒无常，时而狂躁，时而抑郁。他无法面对身边的健康人，哪怕是一句发自真心的关怀，在他看来都是可耻的阴谋。
他没完没了地折磨自己，也没完没了地折磨家人，生活完全失控，生命在迅速枯竭。
然后，他终于明白，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再多的挣扎和不肯就范都是无用的。于是，他慢慢地安静了下来，慢慢地回忆儿时的美好，那些纯洁的、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美好。
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想不明白自己一直这么努力，追求所谓的理想，却在正值壮年经历这样的折磨和痛苦。他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他憎恨身边的一切，他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却得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回答。
痛苦越发加重，他哀嚎不已，直到生命终点的到来，他突然就明白了，这一生追逐了太多的身外之物，追逐了太多的虚荣，对自己和家人漠不关心，从没有试图理解。如今，把所有的这一切都放下，宽恕自己，宽恕别人，就是快乐。
这样的娓娓道来，真实而震撼，写作不只是讲述一个故事，不只是讲述自己对此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要引起读者的思考，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这应该就是文字的张力，是恰到好处！
以伊凡·伊里奇的同事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为叙述者。
“伊凡•伊里奇死了。”在法院大厦里的庭审间歇，我身边一直没有加入争论，而是翻阅着《公报》的彼得•伊凡内奇突然开口道。
我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真的吗？“
“你看，讣告写得一清二楚，我亲爱的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伊凡内奇边说，边把报纸递给了我。
接过报纸，我立刻装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其实心里有那么点儿忐忑。我不知道伊凡内奇为什么要称呼我为“亲爱的“，那可不是他的行事风格。或许他对于伊凡•伊里奇的死亡心怀惋惜，甚至有那么点儿悲伤也未可知。
“我早就想到，他这一病恐怕起不来了，”彼得•伊凡内奇果然相当沉痛地说道。“真可怜！”
我连忙点头，尽可能表现出同样的感受，其实我的确对这位令人尊敬和喜爱的先生心怀惋惜，但是，他已经病了那么久，早晚不都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应该能够得到提升，应该可以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更有可能增加一大笔收入。最近我的妻子总在抱怨我对她的家人关心不够，我自己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哪还有精力去惋惜一个早就注定会病死的同事呢。
不过，我还是打算去参加吊唁，去慰问他那可怜的遗孀。总而言之，死的人不是我，虽然忍不住内心有些得意，还是应该保持起码的礼节。
以伊凡•伊里奇为叙述者。
“我要死了！“黑暗里，我瞪大着眼睛，没有焦距的目光散射在房间里，四周的一切都无比熟悉，却极其陌生。
这是我一生经历的最荒谬可笑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死呢？我从来没有咳嗽个不停，从来没有吐过血。我的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我也没有脊椎萎缩，心慌气喘。我只不过是有点儿隐隐的腰痛，或许是那次挂窗帘时碰撞了一下而已，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毛病。
可是，我的确快死了。在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的眼神里，我看到了那种刻意隐藏起来的怜悯。我知道不光是她，每一个我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该死的医生，他们心里都清楚，我的末日即将来临。
腰部的疼痛说来就来，让我觉得羞耻。我可是主管审判的大法官，是享受高官俸禄的体面人士。我怎么可能被这么丢人的麻烦缠身，以至于落到个在黑暗里独自承受痛苦的下场！
楼上突然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动，那是该死的老鼠。我不由得大口喘气，气得发狂！我已经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了不下三次，让她赶快去吩咐下人买鼠药，她却一再保证，屋子里根本没有老鼠。如今，我不但被腰疼折磨得无法入睡，连那些卑鄙龌龊的恶心生物也企图落井下石。
我费力起身，想拉开窗帘，那埋下祸根的天鹅绒落地窗帘厚实得好像是棺材里的裹尸布，我无法呼吸，马上就要窒息。
踢倒了床前的矮凳，掀落了原本盖在身上的毯子，我好像走了好久才终于来到窗边。这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我费尽心思布置的，我曾经那么得意，如今却发现全都虚伪无聊。
拉扯了好几下，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窗帘终于豁开了一条口子。窗外的月光洒进来，正好照射在我扶着窗帘的手臂上，皮肤几乎是透明的，下面全是一根根的骨头。
月光竟然那么刺眼，甚至让我感觉到寒冷的灼烧。我清楚地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仰头望月了。
伊凡·伊里奇之死
有天国的人，为了人间的爱，藏起翅翼而降到地下，教人飞翔。——罗曼罗兰《名人传》
如果我只能推荐一本书，那一定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了，其实它只是一个中篇小说，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读完，却道出了生死大问题。这已经是自己第四遍读这篇小说了，可是每次翻开，它都可以告诉自己一些新的内容。托尔斯泰朴实无华的文字总是能够轻易的把读者带进故事里，切身体会故事里人物的经验，感受他崇高深邃的思想，那是人类思想的底色。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的最后说到，托尔斯泰把自己看作是每一个人的兄弟，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他是我们的良知。托尔斯泰曾在莫斯科看到人们的生活后嚎啕：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
《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晚年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中伊凡·伊里奇死亡时精神上的困苦，也总让人不禁想到82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独自死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时，精神上面临的同样深刻的困苦。
小说开始于同事们在办公室听闻伊凡·伊里奇死亡的消息时的谈话，同事们很喜欢伊凡·伊里奇，但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却是，“这个人的死，对于各位委员或是他们熟人的职位升迁会有什么意义。”这句心理描写仿佛是突然对现实来了个特写，冰冷但真实，这是故事中的人物也是读故事的人们，这种感觉瞬间把读者拽进了故事里。
在丧礼上，伊凡·伊里奇的好友彼得·伊凡内奇听闻他死时经历了三天三夜极度的痛苦，他想到，这种情况也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刹那间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种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镇静下来,"这种事只有伊凡·伊里奇会碰上,我可绝不会碰上。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彼得·伊凡内奇思考了一下,镇静下来,详细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时的情况,仿佛这种事故只会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可绝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其实就连伊凡·伊里奇自己都不习惯于“他快要死了”这个念头,他在基泽韦捷尔的逻辑学著作里读到这样一种三段论法:盖尤斯是人,凡人都要死,因此盖尤斯也要死。他始终认为这个例子只适用于盖尤斯，绝对不适用于他。身为读者的我们又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面临死亡呢，我们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也许有过一瞬间的恐惧，但很少有过深刻的思考。认识到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亡并不消极，一个人只有认识了到了这个，才会明白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
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一生。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伊凡·伊里奇是个法官，去世时才四十五岁。伊凡·伊里奇是所谓家里的佼佼者。他不像哥哥那样冷淡古板,也不像弟弟那样放荡不羁。他介于他们之间:聪明,机灵，乐观,文雅。他在法学院念书，成绩优良，在法学院里就显示了后来终生具备的特点:能干,乐观,厚道,随和,但又能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而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他从小不会巴结拍马,成年后还是不善于阿谀奉承,但从青年时代起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追随上层人士,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接受他们的人生观,并同他们交朋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热情在他身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他开始迷恋声色,追逐功名。最后发展到自由放纵的地步。不过,他的本性还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不至于过分逾越常规。在社交场中,他诙谐风趣而又和蔼有礼,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是他们家的常客——称赞他的那样,是个好小子。
总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过得合乎他的愿望，快乐而体面。直到有一天他身体出现了不舒服。他渐渐意识到：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空前严重的情况。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明白,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他们总以为天下太平,一切如旧。这一点使伊凡·伊里奇觉得格外难受。在这样的生死边缘上，他只能独自默默地忍受，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身体上的痛苦逐渐影响到了精神，病痛折磨着他自己也折磨着他人。
当他感受到其他人的关心有些矫揉造作时特别希望——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有人像疼爱有病的孩子那样疼爱他，他真希望有人疼他,吻他,对着他哭,就像人家疼爱孩子那样。他忍不住像孩子般痛哭，他哭自己的无依无靠，哭自己的孤独寂寞,哭人们的残酷,哭上帝的残酷和冷漠。
就这样，托尔斯泰用大师的笔触让我们切身体验了伊凡·伊里奇走向死亡时的痛苦。
伊凡·伊里奇因病痛躺在床上，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现实的痛苦让他觉得他的生活有些不对头，“不对头。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活的一切都是谎言,都是对你掩盖生死大事的骗局。他忽然想,以前说他这辈子生活过得不对头,他是绝对不同意的,但现在看来可能是真的。他的职务,他所安排的生活,他的家庭,他所献身的公益事业和本职工作,这一切可能都不对头。他试图为这一切辩护,但忽然发现这一切都有问题,没有什么可辩护的。”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想要寻找答案：
"像你以前那样活得舒畅而快乐吗?"心灵里的声音问。于是他开始回忆自已一生中美好的日子。奇怪的是,所有那些美好的日子现在看来一点也不美好,只有童年的回忆是例外。童年时代确实有过欢乐的日子,要是时光能倒转,那是值得重温的。他想到年纪越小,越是充满生气。生命里善的因素越多,生命力也就越充沛。两者互为因果。离童年越远,离现实越近,那些欢乐就显得越无足轻重,越可疑。这是从法学院开始的。在那里还有点真正美好的事:还有欢乐,还有友谊,还有希望。但读到高年级,美好的时光就越来越少。后来开始在官府供职,又出现了美好的时光:那时对一个女人的倾慕。后来生活又浑浑噩噩,美好的时光更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装腔作势!死气沉沉地办公,不择手段地捞钱,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始终是那么一套。而且越是往后,就越是死气沉沉。我在走下坡路,却还以为在上山。就是这么一回事。大家都说我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其实生命正在我的脚下溜走……
他每分钟都感觉到，不管他怎样挣扎,他是越来越接近那恐怖的末日了。他觉得他的痛苦在于他正被人塞到那个黑窟窿里去,而更痛苦的是他不能爽爽快快落进去。他所以不能爽爽快快落进去,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种对自己生命的肯定,阻碍了他,不让他走,使他特别痛苦。直到他临死时，儿子捉住他的手，把它贴在嘴唇上，哭了起来。他看到了光。他看到妻子走到他跟前，面颊和鼻子上挂着眼泪，他为她难过。他恍然大悟,原来折磨他的东西消失了,从四面八方消失了,从一切方面消失了。他可怜他们,应该使他们不再受罪。应该使他们、也使自己摆脱种种痛苦。"多么简单,多么快乐!"他想。"疼痛呢?"他问自己,"它哪儿去了?嗳,疼痛,你在哪儿啊?"
托尔斯泰用伊凡·伊里奇的死亡告诉读者关于生死大问题的答案：生活中有太多的骗局，有意义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纯净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