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一致性，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
二是必须努力把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理论性，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
党的建设要强调两个坚持,即坚持什么,坚持什么
两个坚持：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1、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达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
2、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汲取世界各国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当今时代经济科技发展的新水平，充分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扩展资料：
2018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
实践活动两个判断是什么
“两个确立”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顺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政治判断，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把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发现我做一件事总有两种看法两种思想谁能教下我统一思想
嗯~应该说 你是个善良的人 呵呵！ 每个人因为阅历 和年龄的问题 处事会持不一样的态度轻狂的人武断 成熟的人稳重 区别就来源于成熟的人 学会了逆向思维 和反复思维 并且多一点理智和人情世故在其中 只能说 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仅仅考虑到了自己的想法 还有理智的想法 现实的情况 和别人的感受 等等 所以 你想的东西 自然就产生了两面性 一个来源以自己的意愿 一个来源于其他 这虽然是考虑问题全面的想法 但是也有讨人嫌的地方 简单的说 就是做事情犹豫！不利索是吧 我想 一个简单的办法 可以重新开始建立你的思维方式 但是要你付出点代价 从现在开始 无论你有多少种思考的方法 只要你确定去做了 就要肯定下来 慢慢的从小事情开始锻炼 让自己的心理有一个很强烈的主宰者 不要在过程中不断的后悔 担心 哪怕是做错了 我们勇于道歉 反思都比没开始做就犹豫好得多 楼主的想法 我想是因为 担心做错事情 产生的 没有完美的人 送你句话 人之所以活着感到累 是因为你走错了方向 希望能帮到你
比较秦始皇 焚书坑儒 和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什么不同?
有2种
秦朝实行“焚书坑儒”，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者的根本着眼点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秦朝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一些儒生攻击郡县制度，儒家思想不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武帝时，一度泛起的分封势力被铲除，需要以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思想是政治经济的反映，统治阶级总是根据现实统治的需要选取治国思想。统治者采用哪一种思想治理国家，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和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秦朝“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汉武帝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独尊。同样是两个封建王朝对儒家思想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陆贾曾指出：“秦非不欲而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久而用刑太极故也。”
秦统治是要把法家的路线彻底化。秦政对儒家的打击，除了在政治实践上一贯依靠“力治”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焚书坑儒”。这是两件有内在联系却在不同时空中发生的事。“焚书”的直接背景，是儒家人物淳于越博士，对秦政提出批评，要求借鉴殷周的王道。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李斯的批驳。李斯所使用的理论，就是法家的一贯理论，即政治必须立足于现代，拒绝从儒家传统“德治”中寻找智慧。为了对儒家进行致命性的打击，李斯建议焚烧以《诗》、《书》等为首的儒家书籍，并很快就讨诸了行动（时在公元前211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大规模的焚烧书籍的事件。但是，对于“焚书”的起因，“焚书”究竟焚烧了哪些书，历来有不同的说法。钟肇鹏先生的《焚书考》，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商鞅、韩非已经有销毁儒家书籍的主张，这也是后来李斯建议焚书的理论根据。
奉行“力治”或“唯力主义”的诸侯国，其最典型的就是秦国，其关键性的实践人物，是秦始皇和李斯。从一时的政治实践结果来看，“力治”在秦国显然是成功的，它为秦国带来了强大，也使它有能力把分裂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但是，它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它的失败之处。 统一中国之后的秦帝国，继续强化其“力治”路线，以吏为师，严刑峻法。儒家的“德治”观念，在政治实践上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
“力治”使秦国迅速崛起，但也使它很快走向灭亡。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总结其历史教训。但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力治”决不是万能的，正如“德治”并不是万能的一样。贾谊的《过秦论》，可能是是对秦国灭亡原因作出解释的最早文献。照他的说法，秦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弱为天下始。”法家“力治”的核心是获得强大的权力和物质力量，在于控制百姓，使之成为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立足于民意，以民为本。但是贾谊认为，与民为敌的，最终将被民所颠覆：“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想在思想上统一全国，进行愚民的残暴手段，也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摧残和破坏。 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又一次重大实践 ，直至汉代的“独尊儒术”才将它拉还“政教合一”的轨道。此外，焚书坑儒对文化典籍的破坏和对文化人心理的伤害。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由于儒学思想对于封建统治有很大的帮助，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成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文化专制的思想工具和封建专制文化的统治力量。
此外，由于儒学的统治地位，对后世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将儒学延拓的学术理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
2加快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孟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今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箍、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太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抑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嬴政的极端做法，导致的是秦王朝的短祚，仅持续了15年。晚唐诗人章碣在其《焚书坑》一诗中写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之朴素辩证法是什么？
“一”和“二”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早有论述。宋代的张载论述过“一物两体”，清代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在他所著的《东西均》里，已明确地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题。王夫之在“一”、“两”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一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辩证命题，发展了古代哲学的对立统一思想。他说：“一气之中，二端既肇”（《张子正蒙注》卷一），亦即一中有二的意思。在他看来，元气本身就包含着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二气之动，交感而生”，由此形成万物万象。这就是说，统一物分成两个对立面，这“两端”是“相对立”。“相为仇”的（《周易内传》卷五上），又是“相峙以并立”的以周易内传》卷一）。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分一为二”的命题。也就是有一则为两，“如水惟一体，则寒可为冰，热可为汤，于冰汤之异，足知水之常体。”又如“昼夜分两端，而天之运行一”（《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所谓“一”，指矛盾双方的“相合以成”。他说“无有阴而无阳，无有阳而无阴，两相倚（yǐ，靠着；依靠）而不离也。”（《周易内传》卷五上）这是矛盾对立的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互相依存，不可分割，“自其合则一”的意思（《思问内篇》）。他又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合二以一”的命题，说明对立双方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中。
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有其独到之处的。王夫之以此分析了动静和变化日新论。他认为事物与运动不可分，事物的开头就是运动：“不动则不生，由屈而伸，动之机（机能）为生之始”（《张子正蒙注·太易篇》）。而且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思问录内篇》）这是“太虚本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动与静好比门之开合，开可谓动，合可为静。但开合均是动的表现，说明静止只是运动的一种形态，绝对的静止是没有的。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张子正蒙注·诚明篇》）又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也含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思问录外篇》）这就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主静论了。他举例说，水总是水，然而现在的水已不同于古代的水，火总是火，然而昨天的火不同于今天的火。由此及彼，可以推知远离我们的日月也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的变化观。因此，更新。发展，是运动的趋势。好像婴儿长大了不会复幼，雕刻好的玉器再不能恢复天然的状态一样。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推故而别致其新。”（《周易外传》）王夫之认为，由于事物不断地“推故致新，”整个宇宙就充满生气，旧事物消亡，新事物诞生。这就划清了辩证法与循环论的原则界限。这种变化日新的发展观十分可贵。
王夫之的历史局限性主要在于：看到对立面的相对性时（认为“天尊于上”、“地卑于下”，并非绝对，因为天气也能转入地下，地气也能上升天际），片面地夸大了矛盾统一性的作用，他一方面重视斗争，认为“必相反为仇”（《张子正蒙注》卷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相反有仇则恶，和而解则爱”（《宋论》卷八）。并认为对立面斗争的结局只能是“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张子正蒙·太和》）。这就导致了矛盾调和论的错误。
中央两个责任,四个着力,是什么
一、着力提升思想认识，当好反腐倡廉的“明白人”
“两个责任”的提出，是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从严治党的历史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抓住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牛鼻子”，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发展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基本格局，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一是实现从“全面领导责任”到“主体责任”的深化，提升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从领导班子对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到负“主体责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的内涵，更加明确了各级院党组作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的责任定位；二是实现从“政治责任”到“具体责任”的细化，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的执行力。
落实“两个责任”，首先要破除思想误区，统一思想认识。院党组必须深刻认识落实“两个责任”的重大意义，破除“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正确认识主体责任是政治责任面不是业务责任，是分内责任而不是额外责任，是全面责任而不是单项责任，是直接责任而不是间接责任，不断增强落实“两个责任”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本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渎职”的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上来，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扎实推动纪检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二、着力抓好责任分解，切实种好“责任田”
落实“两个责任”，前提就是科学划分和明确界定责任界限。如果责任不明确，落实责任就成了一句空话。只有理清关系，落实责任，打好组合拳，切实做到党组“不松手”、党组书记“不甩手”、班子成员“不缩手”、中层干部“齐搭手”，各自种好“责任田”，才能全面推进纪检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是党组当好“主心骨”，抓责任“不松手”。院党组在本单位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负责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是党组的重要职责。院党组要认真贯彻中央、上级纪检机关和市委的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反腐败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主要工作来抓，做到与纪检业务、纪检队伍、检务保障等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中央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具体要求，分析研究单位内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状况，及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定期向上级纪检机关和市委进行汇报；要建立每半年专题研究分析一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制度和班子成员每半年向党组专题报告一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的制度；要大力支持和推动纪检监察部门依法履行监督责任，促使其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集中精力聚焦执纪监督主业，推动反腐倡廉工作落实。
二是党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作表率“不甩手”。党组书记、纪检长是本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时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勇于担当、敢于担责，切实当好本院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要坚决按照中央、地方党委和上级纪检机关的部署要求，认真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学习传达、专题研究、动员部署、责任分解，落实督办、责任追究等组织领导工作，真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对党组肩负的主体责任各项任务靠前指挥、具体主抓，带头坚守责任担当，带头履行各项廉洁自律规定，为全院干警作出表率。
三是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履行“一岗双责”，抓落实“不缩手”。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机关内设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克服只抓业务而忽视党风廉政建设问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把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真正做到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四是其他部门各负其责，落实协同责任“齐搭手”。纪检监察部门要主动以“三转”为契机，有效利用党组履行主体责任的有利条件，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等职能作用；院办公室、机关党委、政工、案管等部门要各负其责，分别履行好对党风廉政建设重大事项协调督办、党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决策部署的具体工作，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检查考核、宣传报道和规范执法等职责任务，共同推动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
三、着力强化监督检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纪检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能就廉政抓廉政，而要紧贴纪检工作实际，突出纪检工作特色，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纪检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双促进”。
一要强化对领导干部，以及掌握人财物和执法办案的部门和干警的监督。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落实好“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制度，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和暗箱操作；紧紧盯住反贪、反渎、侦监、公诉
请大家给我举举例子，1、为什么统一思想是企业有效管理的基石！2、为什么企业要团队不要英雄
比如企业要进行一个重大技改项目，但是技术部意见很多，每个人提的意见都有可取性，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统一思想，因为企业投入的技改经费有限，不可能一一的去落实，综合意见讨论得出对企业目前最有利弊端最小的是哪个，或者说能不能集合开发，等到意见统一后，大家奔一个目标一起努力就会事半功倍。这就是最简单的统一思想的例子。
一个企业是靠各个部门联合运作才能有效率，才能真正的运作起来，个人是不可能撑起那一片天，比如销售，一个公司的销售如何不单单是靠一个或者几个优秀的销售员就能撑起一片天的，就算是真的撑起了那片天也会犹如昙花一现—短暂的，因为销售肯定要基于质量、成本、服务于一体的性价比来显现和支撑，如果质检部不抓质量，如果质检部抓了质量而生产部、技术部又不考虑成本，如果售后服务部对客户的正常投诉听之任之的话，那企业的市场就会萎缩，企业就会消失。这就是要团队不要英雄的例子。更经典的就是《小马的故事》，小马原先只是一个技术骨干，因为勤恳、踏实和肯付出等原因被提拔为车间主管，可小马没有进行角色转变，从一名技术骨干转变成管理人员，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和以前一样，车间设备坏了小马上，车间员工请假生产人员不够小马上，晋升主管之后，他俨然成了消防兵，到处救火，在同事心中也成了“救火英雄”，可他最后在年终发奖金的时候，却是所有管理人员中最低的。基层领导这样的“救火英雄”在现实里不要太多。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导致企业在花费了该有的人力、物力、金钱和精力的情况下还是缺人才的局面，才导致了企业在人员管理上松散自由，才导致了企业在人员流失率上居高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