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乙己：《孔乙己》中的人物，是清末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苦读半生，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在四书、五经中耗掉了年华，落到即将求乞的境地；
2、陈士成：《白光》中的人物，他醉心仕途，十六次考试，场场落选，以至心理变态，梦想发财，他的性格完全被封建社会给扭曲了；
3、四铭：《肥皂》中的人物，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学者，神气十足地以有教养的正人君子自居，声言要维护伦理道德，但内心里却丑恶至极；
4、高尔础：《高老夫子》中的人物，身为一个女校的历史教员，其实是一个不学无术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是许6569 小能熊365日写作计划第25篇文章）
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呐喊》、《彷徨》作为鲁迅这位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所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以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展示了病态的旧中国和旧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代表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精神面貌。而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在鲁迅的笔下这个群体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也被他的笔剥得体无完肤。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倾注了十分的热情。在他笔的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被描绘的淋漓尽致。
一、苦闷彷徨、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着眼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命运，在期强大的封建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者曾经寄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但他们，却没有给作者带来最终的希望。
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遗骨，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
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受到困境重重围困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吕纬甫不知道，鲁迅也不知道。吕纬甫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的追求。但他对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间，又感到伤心和悔恨，不断重复着强烈地谴责自己，承受着内心彷徨而颓伤的痛苦，精神上的无所依赖只能使生命在庸碌中度过。这也正是鲁迅小说中对于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其内向性展露无遗。它是显露灵魂的深的。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社会、人伦的绝望异化为对世俗的遵从，以孤僻的形象独异于庸众之中：愤世嫉俗的魏连殳无奈经济上的困顿，在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已经求乞的时候，他交上了“华盖运”——当上杜师长的顾问，月薪现洋八十元。对此，魏连殳这样看：“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而他的胜利，是他以牺牲灵魂为代价，用精神堕落的复仇方式，打败了把他逼上绝路的人们。但是他觉得生不如死，所以，他终究只有以死来再次否定那败退的自我：“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由于他们的个人奋斗，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着的，是一种“无语”的苦痛。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大考验，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确实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和精神上分明地体现着那个时代必然会有的徘徊与彷徨：一方面，他们自身与社会传统有着悲剧性的对立，这构成了上述的第一重困境，同时他们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也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正如汪晖先生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早期思想中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来自对自我与社会的分离并高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先觉者的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激情；而在经历了重重的社会逆动、生活挫折后产生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却更多地来自意识到自身与历史、社会、传统的割不断的深刻联系，即意识到在理论上与社会传统对立的自我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从而浸透着一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负罪感”和由此产生的蕴含丰富的悲剧情绪。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中他们只是处于“中间物”的地位，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振臂一呼聚者云集的英雄。处于这种两难的尴尬地位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更甚者，他们对思想启蒙所起到的影响或许只近于“无所作为”。
二、片面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
“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子君和涓生，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子君和涓生，是一对年轻的恋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恋爱之后，同居不到一年，感情就破裂了。结果，子君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威严和冷眼的家，涓生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寂静和空虚的会馆。直到最后，子君被吃人的旧社会毁灭，涓生却还是不知道怎样跨出那新的生路的第一步。
这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们曾经是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勇敢的叛逆者。这种反封建的精神、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了鲁迅的肯定的。但是家庭的建立，幸福的到来，反而成了他们不幸的开端。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威逼，使他们的爱情很快失去了光彩，并最终于以悲剧告终。《伤逝》并非着力于涓生与子君失败的爱情，而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以涓生的自白写出对于爱与不爱的两难选择，写出相爱的人之间“真的隔膜”。在这里鲁迅的目的依然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亦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并最终指向了“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子君娴静、温存而又纤弱，不慕名门，不求显贵，她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她并不怎么了解外界的生活，没有经受过风雨的锻炼。当一线光明照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的心灵就呈现了异彩。有人给她指出一条切实的道路，她就勇往直前地走去。她勇敢地反抗家庭、社会的束缚，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本来，子君连看一张秀美的雪莱像都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现在，为了幸福家庭的理想，她不顾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这是“五四”时期一个觉醒了的中国少女的可爱形象。
涓生，他接受新思想比较早，也比较多，但是，仍然生活在寂寞和空虚之中，没有真正说得上勇敢的行动和追求。这本身就显示了他身上有着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怯弱。为了爱情，他开始反叛自己所处的环境。但他的怯弱，顾虑，让他在别人的反对和阻挡面前，常常失去自制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他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在和黑暗社会的最初交锋里，他就不如子君那样勇敢、无畏和坚强。
婚后的子君，极力想维持小家庭的存在，终日埋头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结果，精神空虚，思想狭隘，“已经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她把轻易不吃的羊肉喂给小叭儿狗“阿随”；为了油鸡，与小官太太争吵、暗斗，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同时，她慢慢地发现了和子君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缝。她拼了命的想保住已经死去的爱情，终究还是失败了。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绝望的子君终于离家出走了，回到了她曾经毅然走出了的封建专制家庭中去。子君当初是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指导下，靠着爱情的力量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笼。但是，光靠个人爱情的力量是无法逃脱封建势力的魔掌的，以至连个人的温饱也无法求得解决。她终于又被旧势力抓了回去。
涓生婚后不过两星期，就觉得对子君的热情淡漠了。失业的打击，使涓生开始苏醒过来，他“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人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的。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路。”他要振作，但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人奋斗的幻想上，企图通过个人的奋斗，获得个人的解放。为了求得解放，他登小广告寻求抄写和教书的工作，写小品文、翻译书稿。他幻想着生活的路无限宽广。他拼命挣扎，力图摆脱困境。然而，人生的路千万条，却没有涓生的生之路：“小广告”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小品文登出来了，仅仅收到五角钱的书券；5万字的译文没有下落，一切求援的书信都无回音……”涓生终于决定放弃子君了，因为他认定是婚姻毁了他的生活，虽然他知道放弃子君，等于杀了她。但他还是固执地向子君说出绝情的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在这里，鲁迅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思想：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已的奋斗目标仅仅局限在追求个人出路的狭小圈子里，仅仅凭着个人奋斗的微弱力量，是决然冲不出封建势力的樊笼的，是找不到一条生路的。在冷酷的现实的逼迫下，涓生错误地把堕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但在强大的黑暗势力的压迫下，涓生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思想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为了自己，他竟把子君送回了宗法社会那个大牢笼。子君含恨死了。
《伤逝》写的是司空见惯的凡人凡事，却写尽世态炎凉、人心隔膜，让人充分感知世态人情。同时，又因为能揭示灵魂的深，写出了人生永久的悲哀，所以让人如听鸱枭的“真的恶声”，从麻木的生活中惊醒。鲁迅写子君的遭遇，就是对那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子君死了，旧社会固然罪孽深重，但不能说涓生没有责任。鲁迅写涓生的内疚，悔恨，悲哀，固时也是对涓生行为的严厉遣责和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度在于鲁迅让人们从涓生身上看到，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再迷恋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了，不能再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了。
子君与涓生的恋爱悲剧在那个年代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充分的证明：任何离开群众的、集体的斗争，单凭个人主义的力量去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必然是要失败的；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问题而单独解决的。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探问人生存的“真相”，他的小说与五四时期的激进、热情、感伤不同，而透出一种内心的苦的寂寞与苍凉，显示出深厚的哲理意蕴。也正是由于重视挖掘和表现文章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渗透着人生的某些永恒的命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洞幽显微的艺术境界。
三、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呐喊》中的《孔乙己》集中代表了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的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作家创造性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用细腻的笔描写了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
孔乙己是一个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的老童生，穷愁没落，最后悲惨地死去。人物出场的第一句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的穷酸、迂腐，都体现在这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老童生的身上。他读过书，但是没有爬上去，不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过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可是封建教育不但与劳动相脱离，而且还教育人们轻视劳动，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体力强的人，也不愿意劳动；不劳动就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但讨饭抛头露面，太不光彩，孔乙己自然不愿意干，所以就只好偷。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还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应该比普通人高一等，处处要显一显自己的身份，卖弄一下“学问”。
既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着喝酒”。可是孔乙己却不能够，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他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是可悲的。既然穷到这个地步，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走进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承认自己的没落，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要摆读书人的架子。这种又穷又酸的性格，正是人物的内在矛盾、本质特征的表现。作者抓住了它，可以说是抓住了人物的“灵魂”。
孔乙己因为穷到毫无办法，便经常偷，他甚至连书也偷了。当人们揭发他、讥笑他时，他还说什么“君子固穷”，他的迂腐可见一般。这个细节描写，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孔乙己穷酸、迂腐，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
孔乙己有着读书人的骄傲与自负，当人家故意跟他开玩笑，诘问他：“你当真识字么？”他便“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鹤立鸡群的神态又流露出来。这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这个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读书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孔乙己越显出看不起人家的样子，人家就越要讥笑他，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于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点不懂了。”孔乙己虽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他对于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还是没有任何认识，仍然不能忘情于科举，把自己考不上秀才，当成生平最遗憾、最丢人的事。人家讥笑他偷东西，他还能涨红了脸，想法辩解，可是当人家讥笑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连争辩也没有力气，脸上立刻失了神色，话也说不清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无法避免。他最终因偷了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他最后一次在酒店门前出现，是“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坐着手走路。让人目不忍睹。这可以说是鲁迅对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的更进一步的沉重控诉。孔乙己的腿是被丁举人打断的。打断腿而致孔乙己于死命，刽子手不是别人，是丁举人，他是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侵润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制度之下，爬不上去，就活该倒霉；爬上去的，就作威作福，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这的确是一种残酷的制度，吃人的制度。
孔乙己被打成这样，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掌柜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接着的两句话是：“你又偷东西了”。“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呢？”周围的人发出的，也还是一片笑声。这完全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不仅毒害了孔乙己，把他造成一个十足的废物，而且还戕害他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甚至连他的精神也残害了。周围的人还要继续摧残他，凌辱他，把他的痛苦当作取笑的材料。由孔乙己的身上，鲁讯对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教育提出了深深的控诉。
在人们的讥笑声中，他只有恳求，没有愤怒，自然更谈不上反抗。他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身份。封建教育已经毒化了他和每一个细胞，他至死也没有任何觉悟的表现。孔乙己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穷酸、迂腐在作者的笔下就这样直突突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作品正是通过他的性格、命运，来揭露封建教育的极端腐朽性，控诉这个制度毒害人、戕害人的罪恶。
四、敢于解剖自我、正视自我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其实既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剖，也是探索知识分子出路的艺术表现。
《故乡》中的“我”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去“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儿时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内心的挣扎与无路可去的纠结深深的体现在了文章的文字背后。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已不再存有《故乡》的主人公那样的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瓢泼者。但小说却出乎意外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再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
《在酒楼上》里“我”有一段自白，特别引人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即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级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苍凉。
但鲁迅对自己又对这样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鲁迅的好几篇小说都有类似的结尾：《在酒楼上》里，“我”告别了吕纬甫。“独自向自己的旅馆走，寒风与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孤独者》中“我”离开了魏连殳的死尸，“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鲁迅的小说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或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或是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又反弹出死后之生，绝望后的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
30年代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呐喊》与《彷徨》作为知识分子活动载体的两本小说集，实现了小说题材的突破和深化，他一改传统小说注重情节，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藩篱，直面惨淡的灰色人生，转向写普通人的平常事，刻画“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在这里，有模模糊糊地生活着，教着“子曰诗云”的现代知识分子吕纬甫；有片面追求个人解放的涓生子君；更有被视为乞丐一样落魄的知识分子孔乙；还有一直在希望、绝望中辗转、挣扎的“我”……他们上演着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却让人读后心情沉重，发人深省。魏连殳在祖母逝后孤独的长嗥，涓生与子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离开—归来—再离开”的纠结与挣扎……无不让人心有戚戚焉！
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议论鲁迅小说时说：“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中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琐细中见精神，是因为能将现实写得真切，写得入木三分。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桎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20世纪的所有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还需要时间。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封建制度文化导致知识分子的病苦
狂人—迫害狂病
狂人在文中一出场便满心紧张，晚上总是睡不着，总担心有人要害他，一开始狂人觉得周围的人“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狂人惧怕周围人的交头接耳，也怕小孩子的议论，他总担心周围的人对他充满预谋与恶意，便分外注意周围人的神色与举止，狂人感觉周围人的青面狼牙，满眼凶光。连一个人对他笑一笑，“我便从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起初狂人的心里充满了猜测的不安与恐慌。经过观察与研究，狂人发现佃户等人在吃人，于是联想到“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狂人的哥哥请一个老头给狂人诊一诊，便引发了狂人的进一步发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谁都想“吃人”，谁都有可能被吃掉；再经过揣度与挖掘连狂人自己也有四千年吃人的履历。狂人几乎一出场便是一直经受迫害的形象，似乎一直怀疑，忐忑，求证，似乎一点“风吹草动”，便引发他暗藏明露的“心病”。而且从这一系列的描述里，狂人的迫害狂症，被一步一步剖析得更严重，他的内心根据“吃人”情况的变化，由开始的不安，恐惧到绝望。读者的心跟着狂人不定，不安，郁躁。看完整篇文章，明白了狂人有“病人”的迹象，但也有“病”了之后的独醒：他认识到，他处在一个吃人的社会，人人吃人，人人也可能被人吃掉，他曾很想劝说别人不要吃人，却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然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他是“病”人，但他却是清醒的人。这样一个清醒的病人，病源在哪里？在于根植思想的土壤，因为封建制度文化的本质便是“吃人”，于是狂人的病苦无法避免，也无法摆脱。《长明灯》中的疯子，一心设法熄灭长明灯，认为只有熄灭长明灯，才“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几乎他在文中一出现便是疯子，而他唯一的目标便是将长明灯熄灭。他是怎么疯的，在文中似乎看不出明确的交代，但是《长明灯》中的疯子，是生活在吉光屯那样的村庄，“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走喜神方，迎吉利。”吉屯光的村们，想方设法，护卫“长明灯”，在他们的意识里，长明灯一灭，似乎天就塌了，吉屯光也面临灭顶之灾了，于是他们一起商讨，一起对抗，一起残害要灭灯的人。这里的村们，是封建制度的执行者，捍卫者与拥护者，说到底是封建制度本身对人的愚弄与践踏，衍生给人的病苦。
陈士成—痴迷
如果说科举是孔乙己的伤痕，那么更是陈士成的命脉。《白光》中陈士成的科举进学梦—很美：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千方百计的来攀亲，普通人敬若神明，全新的屋宇，门口是旗杆和匾额。正是在这种“美梦”的诱惑下，陈士成参加了多达十六次的科举考试，彻底沦陷在科考的途中。当他终于知道应试科考第十六次失败时，他感觉“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似乎已无力在科举的路上前进，转而陷入精神恐慌与坍塌中，于是在得不到榜上的功名， 想起了可以圆“美梦”的财宝—陈家的祖宗埋着无数的财宝在屋子下，他便去掘地下的藏镪，将内心的寄托与幻想，延伸到地下。与其说他在乎的是科举进学，倒不如说他更本质的需求是拥有做“剥削阶级”的资本，有权有钱有人供奴役，他心里充满了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封建价值观，他相信只要科举联捷，这个美梦便能成真，于是他一再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一再落地，却一再坚持，他痴迷的不是科举本身，而是痴迷于科考成功而带来的金钱与权力。科举制度本身是一大骗局，陈士成却遭其诱惑而无法自拔，终于跟着“白光”幻象，连命都搭了进去，陈士成的这种病苦，岂会轻？科举制度害人，的确能将人害死，陈士成用性命告诉给活着的人。
孔乙己—麻木
孔乙己在文章中一出现便是一幅潦倒，破落的形象：“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杂些伤痕；一副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孔乙己面对“短衣帮”笑话他偷东西，他便用“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为自己争辩。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蒋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由文中描述看来，孔乙己有那么一些文化人的资本，因为他读过书，识字，也写得一手好字，仅仅凭这一点也能换些生存；孔乙己也时常摆些文化人的姿态，有着以文化人自居的清高，因为他在“短衣帮”里，站着喝酒，却穿着长衫，似乎这样穿着长衫，便着上了文化人的光环，因此他同“短衣帮”说话时，是满口的之乎者也，当“短衣帮”质疑孔乙己是否识字时，“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孔乙己把自己同短衣帮区分得很清楚，似乎孔乙己只有这点是清楚的，别的他似乎都麻木，尤其是生存境遇。他看不到自己同“短衣帮”的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穷人，甚至他比短衣帮更有生存压力，因为短衣帮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来换取生存所需，然而孔乙己是“好吃懒做”，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连“钞书”的事情也断了，文中也看不出他会别的营生，于是为了生存，“偷”似乎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由此他便经常挨打，也时常受伤，而这些便成了短衣帮的笑料，在短衣帮看来孔乙己还不如他们。事实上孔乙己也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弱势”，他以文化人自居的清高，与甘于贫穷，无非是那时代文人由来已久的一种通病，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与自我推脱，他把文人那种麻木的心里与状态，移接给自己。孔乙己的“偷”，是众所周知的惯偷，他也因此经常挨打，最后终于因打而死去。但是孔乙己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进行反思，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耻辱，他有着文化人的假清高，却没有移接文化人的骨气与真清高，他一再遭人笑话，却一再为自己辩解，从不去想“偷”的这种行为对不对，也从不去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真的过得像文化人，他只是死守着文化人精神的糟粕，却没有继承文化人那些优良传统。他有些文化，却不会思考，他只是麻木的生存在当时当世。
四铭、高尔础—虚伪
《肥皂》中的四铭，封建复古派代表人物，以端风俗正人心为己任。在家实行封建家长制，规定妻子儿女打八卦拳，学孝女等，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四铭认为学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他在街上看到与祖母一起讨饭的少女，便想做个诗题为“孝女行”的文章登报，借此来针砭社会。可是，一块肥皂与一句光棍的语言“咯吱咯吱遍身的洗一洗，好得很哩！”的话，暴露了四铭的猥琐内心，四铭被他的太太看穿，露出了原形。而与“移风文社”的所谓好友在一起时，一再重复那句“咯吱咯吱……假道学便昭然若揭了。只不过四铭同道统他们不一样，道统的猥琐，下流是直接的，暴露的，四铭的则隐秘，幽暗。他明明是对一个少女的意淫，却硬是打着宣扬与表彰传统伦理道德的幌子，这只不过表明四铭更虚伪，很有些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意味。
《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生活中的肖像：在备课期间，他把从早晨到午后的时间，全用来照镜子，在镜子里看到眉棱上的瘢痕想竭力遮住，他想到，这瘢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在教员预备室里，他又想到：“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上的瘢痕总应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而当他真站到讲台，却心虚胆怯，看女学生时，“连忙收回眼光”，总疑心听到了大家的嘲笑，课后却死认是女学生的“闹”，让他放弃教学。高尔础在学生前面表现出来的慌乱，窘迫，局促，与课后的掩耳盗铃，比那瘢痕更丑陋，惹人嫌弃。作为一名教员，他不在学问上做功夫，不在备课上做努力，不在讲课时做用心，却一心想给女学生留下好印象。高尔础的课前，课中，课后的心理活动，如同女人化妆，做表象功夫。生活中的高尔础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与人一起在牌桌上合谋捣鬼弄毛家大儿子的钱……他的老朋友黄三，老钵认为他谋女教员的职务是为了看女学生，黄三曾对高尔础说“你怎么在外面看看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即使这样一位不学无术的高尔础居然还发表了一篇名文，弄得自己很有些名气，他便觉得“黄三一无所长，便有些下等相了。”因此当黄三在同他对话时，高尔础便板着脸正正经经的回答道：“不要胡说，我正在预备功课……。”而当黄三偶然发现高尔础改了名字时，高尔础只是傲然的一笑，俨然自己便成了大文学家高尔基，心里对黄三无比的藐视。当黄三提议在牌桌上合谋别人的钱财时，高尔础却到床头取了麻将牌盒，交给黄三。不难看出，高尔础同黄三等人，在本质上都不学无术，卑鄙，下流，丑恶。只不过高尔础擅于包装自己，把自己装扮得有学问，假斯文，在这些自我感觉的假象里，衍生优越感。因此高尔础的虚伪，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很自然，连他自己都当真。
狂人，封建制度的反抗者，他像是黑暗社会里的一道明光，让人看到清醒与希望；陈士诚，是封建科举的牺牲品，虽然他给人“可怜人自由可恨之处的意味但也令人同情；孔乙己的麻木，真让人为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铭，高尔础之流是封建制度的追随者，他们拥护封建文化制度，披着伦理道德的外衣，却装着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行着假道学，作者对他们充满了批判，而读者对他们充满了憎恶。鲁迅用这几个知识分子，来尽情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残忍和毒害，它像是一颗恶性的毒瘤，携着病苦，散发人间。
二、在启蒙思想下，有现代思想，清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病苦
魏连殳—孤独
魏连殳，就像一个影子，黑在人的心里。他父母早亡且无子嗣，祖母死了后，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租住在一家丧妻无续弦有三个小孩的家庭里。在人们看来魏连殳脾气有些古怪，对人爱理不理。他的本家把他当作外国人一样的看待，觉得他很异样。他的神色总是冷冷的，却亲近失意的人，很少有长久的朋友，喜欢孩子。的确，魏连殳，不是一个人活着，在他的周围活着许多人；而他又确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把大人看得很坏，不让自己靠近别人，也不轻易让别人亲近自己，不被周围的人理解，认同。从业时魏连殳的孤独，在于他对人世看法的尖锐，悲观，失望，导致他有意识的与人维持着距离与隔阂。“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魏连殳，就像一个场，以他为中心向周边延伸，伸手触摸满是孤单。还好，他还有亲近的人，那就是小孩，他认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后来的坏是环境教的。正因为这样他曾经为房东家的孩子买东西，也为房东孩子的病而忧心。原本他的心里还有些热气与纯真，后来因为失业，房东家孩子对他的冷漠与疏离，让他丧失了最后一些温情，他将这一点近似阳光的东西也扼杀了。他看到孩子不再欢欣，不再眼睛里闪光，他对孩子也开始捉弄，糟践。他让孩子学狗叫，给自己磕头。这些恶劣的行为里，让读者感觉到魏连殳的内心，已在孤独的深渊里沉沦。为了让自己多活几天，为了不让自己毁灭，他选择了做杜师长的顾问，他从自己造的独头茧里伸了出来，正是这让他彻底的孤独，因为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失败了，于是他由思想的攻击，变成了行动的攻击。他不需要拿出真正的武器，他只是变相的运用了权力，让周围的人向自己屈服，来寻求主观的快感与刺激。他的客厅后来“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自杀，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这种表面的热闹，风光，疯狂，让魏连殳感觉到了无比的压迫，无比的颓废，无比的孤独，他在自杀似的活着。魏连殳的一生，总让我想起他在祖母办丧时那一惊人的举动：“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里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何尝不是他在真实生活中极端孤独的爆发？他那孤独似的病苦沦陷在他的骨髓里。
吕纬莆—颓废
在作者的记忆中，曾经的吕纬莆敏捷精悍，充满着朝气与激进。作者在小说中曾这样描述“那上来的分明的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的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莆了。”接着作者很快就发现吕纬莆在精神方面似乎也发生了质的改变，颓唐，连眼睛也失去了精采，别后怕已十年的时间，作者邀他同坐踌躇方才坐下。从这些起初的细节描写中，读者不难发现，吕纬莆给作者的感觉已大不如从前，眼前的他拘谨而又毫无神采。这是作者用眼睛扫描，用心感触久别后吕纬莆的颓废。而从吕纬莆自己敞说别后的生活，无外乎生活过得不如意，做些无聊的事情，为了母亲的心愿给其弟弟迁坟，也为了其母亲的心愿给一女子送绒花，为了生计教学生“子曰诗云”，《女儿经》之类。而这样的别后述说，更给读者一种颓废生活的感觉，因为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看不到丁点的生活之光，思想之光。作者同吕纬莆在酒楼的相遇，让吕纬莆自叙：“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这些无聊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当作者问吕纬莆：“你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对比外表，行动，语言，吕纬莆似乎由一个极端过渡到了另一个极端，让他更显颓废。之前他曾因为思想的激进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也曾因议论改革同人打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曾经的他很热血，很有思想，很奋进，像路上的前行者，大胆而又勇敢，狂热而又无所畏惧。也许正因为这样，吕纬莆在失望时，迫于生计教“子曰诗云”，《女儿经》连他自己也痛恨的东西。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一个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即使他怕之前的朋友会因为他现在的样子而不认他做朋友。他已经彻底的颓废了，无力去实施他之前的梦想，也无心去筹划未来，他就这样颓废得龟缩起来。
子君—执拗
子君有一句话，非常有力量。“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出了一个旧时女子的坚决，勇敢与执拗。在那个时期，能说出这样一句话，那无疑是向封建制度发出一声呐喊，一种宣告，宣告即将开始的战争。子君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她对在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是大无畏的。毫无疑问，子君为了自己的爱情，作了多大的反抗同牺牲，又是多么的勇敢与绝对。她选择失去亲人，选择镇静的面对外界的压力。即使为了自己的爱情，子君几乎失去所有，当子君刚同涓生在一起，为房子筹备时，她就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涓生阻拦她，还是定要卖。婚后，喂阿随，饲养小油鸡，哪怕同邻居暗斗，哪怕涓生反对，埋怨，催逼，因为这些同涓生暗生裂痕，子君依然行我，如果不是因为迫于生计，子君不会放弃阿随，油鸡们，尽管因为这些小动物与邻居争斗，与爱人斗气。子君就是那样执拗，为心中所愿，然而，正是因为这份执拗与不理性，而引发悲剧。当涓生对子君说“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子君选择了决裂与死亡。子君似乎就是这种人：一切为了爱情。为了爱情，可以不要一切，失去爱情，将会奉上生命。从生活的细节看来，子君确实有那么一股执拗。然而这注定会失败，因为子君有着为了爱情而执拗的内心力量，却没有做撤退的准备。她还来不及明白现实的残酷，爱情的易变。她似乎只有执拗的为爱而爱的思想，却没有想过为了爱的延续而做准备。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爱情里，本身就是一场赌博。
魏连殳，吕纬莆，子君他们有着现代人的价值观，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都与生活作反抗，然而他们的反抗就像烟花，在社会的大背景下，逐渐的暗淡，消隐。让读者对他们充满着悲悯与同情。
在阅读与分析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描绘知识分子的底色。无论是受封建制度传统文化影响的旧知识分子，还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弥漫着悲剧的意味。鲁迅通过刻画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制度进行最深刻，最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同时他也看到了启蒙思想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扰和病苦【2】。鲁迅一直着力表达国人的国民性，而作为国人中的一个分支—知识分子：旧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文化的束缚，灵魂早已经麻木，腐朽【2】；新的知识分子，即使接受了新思想，病苦却无法解除，虽然觉醒了，反抗了，却依然看不到出路。
参考文献：
【1】《鲁迅小说全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到24页
【3】《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郜元宝，2005年版，第42—70页
【4】《他们是孤独者》，唐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26卷第6期，2005年6月
【5】《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刘明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1卷第4期，2007年12月
【6】《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许旭英，企业家天地·183
鲁迅笔下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现代）
孔乙己：迂腐麻木而心地善良
孔乙己是一个辛亥革命前受到封建思想严重毒害和摧残的下层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是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封建教育中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渗入孔乙己心灵的深处。虽然他和那些短衣帮们同样是站着喝酒，但是他却看不起那些短衣帮。为了显示自己是读书人，竟然一直都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可是他说起话来又是满口之乎者也，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即使生存成了问题，仍然整日里只想进学，没有反省造成如此狼狈生活的原因，反而鄙视农工商，自然造成生活十分穷困潦倒。当他不得不去干偷书的事时，被人嘲笑，却硬要涨红脸去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死要面子，最后落到被打折腿的惨境。
另一方面，孔乙己又有可爱之处——即他的心地善良。孔乙己虽然好吃懒做，经常也干一些偷摸的勾当，但他的品行比别人都要好，从不拖欠酒钱；他看不起劳动者，以读书人自居，但他很热心地教“我”识字，吃茴香豆时，很热情地将豆分给孩子们吃，当孩子气仍然再要时，他却说“多乎哉？不多也。”这流露出了他那种天真、质朴、善良的本性 。
求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提纲
鲁迅的小说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分为：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悲性。
一、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由于从秦初到清末，封建阶级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封建思想又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一大部分是描写和封建思想有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我们可分为两小类：1封建思想的受害者、2封建思想的维护者。
1、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二人都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进而家道中落、屡试不第、穷困潦倒，最后成为被封建思想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一方面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同情了受其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
孔乙己是一个辛亥革命前受到封建思想严重毒害和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是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在他的身上即有可悲的一面，又有可爱的一面。首先,孔乙己虽是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却不同于其他的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孔乙己虽然和那些短衣帮们同样是站着喝酒的，但是他却看不起那些短衣帮。孔乙己为了显示自己是读书人，竟然一直都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同时他说起话来又是满口的之乎者也，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即使是生存成了问题，但这个孔圣人的门徒依然是整日里只想进学，对造成自己如此狼狈生活的原因没有丝毫反省。学而优则仕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目标。在这种封建思想的熏陶下，孔乙己自然鄙视农工商，因而他的生活自然十分穷困潦倒。当他不得已去干些偷书的事时，被人嘲笑，却硬要去涨红了脸的争辩，死要面子，最后落到被大折腿的惨境，作者通过对孔乙己的外貌和语言的描写，来揭示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其次便是孔乙己的可爱之处——即他的心地善良。虽然孔乙己也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但是品行比别人都好，他从不拖欠酒钱，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同时孔乙己对孩子们也很热情，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和教“我”识字，都表现出他质朴善良的本性当他将仅有的几颗茴香豆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后，便多乎哉？不多也，即流露出他天真的本性，又表现了他善良的心地，当孔乙己教我识字时，虽然显得孔乙己有点迂腐，但是从侧面反映了孔乙己的可爱之处。孔乙己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不仅表现在科举制度对他的毒害，也表现在短衣帮对他的嘲讽，但是最能表现出孔乙己一生不幸的是孔乙己的迂腐和麻木不仁。陈士成一个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去追求功名利禄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封建科举对他的毒害，使他无一技之长，最终穷困潦倒。这种人如果穷困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象谱，怀祖德，甚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现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陈士成的利欲之心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考试中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越来越膨胀，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你也许会觉的他可怜、活该，是自取灭亡，谁让他那么贪心了。可是别忘了，他所有对科举道路的贪婪幻想是被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刺激出来的。那个社会给他规定的人生道路就是那么狭窄，要么不计一切成为上等人，要么就被人踩在脚下”。[1]终于陈士成在“白光”的诱导下，用尽心力所挖掘的也只是象征陈腐和终结的一具零落不全的下巴骨，而那具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笑吟吟的现出笑影，终于听他开口道这回又完了。最后，有人在湖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陈士成的一生，除可悲之处之外，就只能看到封建思想渗透下的封建文人的心里变态了。
不论是孔乙己还是陈士成，这两人都是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害者。作者对他们的描写除了批判与同情之外，主要是为了向世人揭示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质，用以惊醒那些仍然麻木的具有封建思想的下层文人。
2、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的高尔础等。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满腹经纶，象个饱学之士，整日里说着伦理道德，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已完全堕落，满脑子男盗女娼，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肥皂》中的四铭。表面上他是一个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的国粹派，组建移风文社以挽颓风而存国粹为己任，整日里鼓吹专重圣经崇，祀孟母。写什么孝女行,实际上他是一个“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的伪君子，其灵魂的淫秽无耻更甚于用言语挑逗乞丐少女的无赖光棍。他神气十足的以有教养的正人君子自居，声言要维护伦理道德，向败坏风气的坏学生及恶社会宣战，但内心里却丑恶至极，当他听到挑逗女丐的言语后，又情不自禁的讲述了孝女的德行及光棍的秽语，最后通过他老婆的简直是不要脸的唾骂，将四铭内心的淫秽揭露的淋漓尽致。《肥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讽刺小说之一，鲁迅把这一群‘卫道’之徒的丑态揭露的含蓄而深刻。虚伪的卫道使他遗失了健康的人格和自己的良知，本我被道貌岸然的面具和男盗女娼的腹心给泯灭了。四铭这样的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给社会带来的只有因循守旧，阻碍社会的前进。与四铭相比，高尔础更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封建怪胎。表面上标榜道德高洁、心性纯洁，骨子里却卑鄙肮脏，腐败丑陋。“高老夫子本名高干亭，朋友们叫他高老杆，与老钵和黄三是一伙儿，专门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但是会得写几句洋八股，提倡国粹，得了社会上的称赞，他便追随俄国文豪高尔基改名为高尔础，同时被贤良女学校聘为历史教员，于是他便由老杆一跃而变为高老夫子了”[2]此人虽身为一个女校的历史教员，虽然易字“尔础”以表仰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心，还发着“中华民皆有整理国乐之义务”的宏论，但却是个不学无术，假充正经的伪君子，坐在牌桌上凑着“清一色”，看戏、喝酒、跟女人，无一不做。“他教课的动机是‘看女人’，正如他的牌友所说：‘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在备课过程中功夫全费在照镜子和如何遮住眉棱上的瘢痕上。”[3]作者通过高尔础这个表面挂着“顺应世界潮流”招牌，内心却是个不学无术的文人败类的形象，来嘲讽了维护封建思想的无耻文人。进而有力的讥讽和抨击像高尔础之流的文人墨客的无耻嘴脸。在四铭和高尔础身上这种极端丑陋的负面人格，正是封建文化的长期压抑，新思潮的强烈冲击所致，在他们的虚伪卑劣中，隐隐传来了封建帝国的倒塌声。
鲁迅所写的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包括以上两种类型，即受害者和维护者。而对于他们的刻画，鲁迅始终是抱着“启蒙教育”的思想和改良人生的目的，因此其小说的题材“多采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4]而反封则是鲁迅小说的重中之重，只有多揭露一些与封建有关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叹之处时，才能够真正的惊醒世人达到疗救世人的目的。
二、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清末到民国中后期，大资产者和封建买办及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着中国，而鲁迅本人就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因此在鲁迅的小说里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描写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而在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又无非是写了大致的三种类型：即革命者、投机者、消沉者。
1具有革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
夏瑜，这个出现在《药》中的知识青年。不仅牢头无法理解，茶客们说他疯了。老百姓拿他当人血馒头的原料，甚至连他的母亲也不明白，因为儿子为革命牺牲，他感到羞愧，夏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动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他的鲜血竟被贫穷、善良的华老栓当作给儿子的灵丹妙药，当他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时，年轻人们感到气愤，并且群殴他，茶客们知道后又拍手称快。他劝极其反动的阿义革命，被打后，硬自以为阿义是可怜虫，而那些不听他的话，去造反的群众也是可怜虫。可是他在其他人的眼中却是不仅仅是可怜虫，更是被吃的假药、骗钱的资本、鉴赏杀人的盛举、无聊的谈资罢了。虽然夏瑜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但却是孤独与寂寞的。从而影射出当时的中华民族的可悲——这是因为“华夏两家的姓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代称，所以说两家的悲剧命运正是当时中国的写照。”[5]我们从华老栓全家的无知，和茶馆里花白胡子、驼背、康大叔等人对夏瑜的死的麻木上，可以形象的感触到，如果再不进行思想启蒙的话，那么像这种为革命而流血的志士，仍然是不会被人理解的，当然在思想启蒙的治疗的中间，“也不免夹杂些讲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6]可见，鲁迅从写小说的伊始，就对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对变革时代人们的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而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又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改革和变迁的启蒙者和先锋，特别是像夏瑜这样的人，更应该去做社会的启蒙者和先锋，所以鲁迅在写道夏瑜死后，在他的坟上多了一圈红白的花不很整齐，倒也有精神。这就表明还有人纪念革命烈士，革命者是斩不尽，杀不灭的，就有如在黑暗中多了一点“星火”一样，给人以希望。
2投机取巧的知识分子形象。
假洋鬼子，一个被讽刺的上等人、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一个会投机取巧的人。他留过洋，可是他在留过洋后，回国第一件事便是装上了一条已经在留洋期间就剪掉的大辫子。革命一开始，他便将长了一尺多长的辫子拆开了披在肩上，可谓易守易功，投机到了极点。他整日里和那些遗老、地主们、买办们接近，目的无非就是想投机。假洋鬼子整日往赵太爷家跑，进而去接近那些有头有脸的上等人，同时他还给自己装上了一条假辫子，以便更容易让赵太爷之流接纳他。可是一旦革命开始后，假洋鬼子又赶紧将假辫子去掉，并且口口声声胡吹自己是功臣，假洋鬼子的投机程度及其投机方法极其令人费解。鲁迅先生之所以要写像假洋鬼子这样的投机人，目的也就是想通过揭露假洋鬼子之流的投机面目。进而以警惕世人。
3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以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而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是随着岁月的考验，生活的磨练后，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们又全都消沉了。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意志薄弱的悲剧。
（1）失落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酒楼上》是一篇充分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题材小说。作者成功的塑造了吕纬甫这个消沉的知识分子形象。 吕纬甫，是一个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他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并且还英勇地去城隍庙内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这一连串的壮举都可以证明年青时的吕纬甫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随着生活的不如意，再加上革命又处于低潮中，所以一个具有进步要求的知识分子终于将旧日的豪情壮志、人生目标、以及革命的精神统治抛却了，进而变成了一个情绪消沉，意志颓废，行动缓慢做事又敷衍的软弱的知识分子。昔日的吕纬甫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消沉后的他，竟然千里跋涉回故乡去为一个三岁时便死去弟弟迁葬。与吕纬甫相比，魏连殳的生活道路性格都发生了变化。魏连殳所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的矛盾尖锐。如军阀与人民，军阀与军阀等等，再者是魏连摩的个人生活细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魏连殳称为老太太，在他当了师长顾问后，蔑称为老家伙。对孩子们也由过去的爱护变为戏弄，甚至花钱买孩子们狗叫，磕响头等。魏连殳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思想感情及其复杂，性格独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者通过他短暂的一生描绘了一个昔日有过民主意识的觉醒的战斗过的知识分子，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再加上自身的意志薄弱和生活的困倒，一步步的消沉直至最后的毁灭。魏连殳的形象是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小说中魏连殳的形象也是由一个正常的进步人士变为一个病态的消沉人士。小说中的N先生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化身，他负笈海外，只因没有了辫子，就险些被停职，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所以N先生心情变得很激愤。他以头为例，激动讲述了自己头上的辫子与自己的一生的遭遇，进而让人们感到辛亥革命不彻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致使像N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只能抚今追昔，发出无限的感叹。
2无奈的知识分子形象；
方玄绰也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是他却决不会去想怎样抗争，而是总用“差不多”来说服自己得过且过。即便是生活上困难重重，他也是继续保持乐观的精神态度，甚至会去赊上酒来进行自我安慰。当然他也并不真是心情那么平静的。虽然方玄绰有觉醒的一面，可是在小说中，更多的是讽刺他消沉的一面，对于生活中的切身矛盾，他只是口头上的不满，欠薪不发，生活落迫，他也不参加同时的“索薪”斗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空发牢骚，逃避斗争的庸人。他坚持自己的哲学和为人。走投无路时，他就一步步麻醉自己。方玄绰的形象是：庸俗、软弱、自私、麻木，虽然他曾经有过觉醒和作为，但最终还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之下失去前进的信心，乃至消沉堕落。 《幸福的家庭》所写的是一个为了挣几个稿费养家糊口的穷苦的文学青年。他为了迎合时尚潮流，决定构思一篇名叫《幸福的家庭》的小说。可是现实的残酷打破了他的白日梦，作者用这种笔法善意的嘲讽主人公的虚幻的理想。
3由觉醒变消沉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成功的塑造了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形象。涓生和子君是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可以被认定为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步伐，涓生和子君大胆的追求着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他们不顾封建势力和世俗的偏见，冲破封建牢笼，结合在了一起。然而女主人公子君却由于与涓生同居后便不再读书，不再思考，整日里不是回忆过去两人热恋时情景，就是忙着做家务。生活使子君变得日渐空虚、庸俗、更甚至于是麻木不仁。男主人公涓生原本是一个追求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曾以自己的觉醒唤起了子君的觉醒，同时将他自己最纯真的爱情奉献给了子君。可是当与子君共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他便不再满足于爱情生活了。他认为，他们间的爱情应该是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他们的幸福生活就会凝固。然而，由于涓生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连涓生也不知道怎样去更新他们的幸福生活。直到涓生失业之后，他竟然错误的将一切是非都推在子君的头上，是子君束缚住了他的发展空间。于是涓生提出与子君分手，当真的分手之后，涓生本以为己可以自由的飞翔。可是，他错了，分手后的涓生依旧是处境艰难，无奈的他只有是带着悔恨回首往事。子君呢？分手后的她，又被重新推回到了以前的封建牢笼之中，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对现实没有足够认清，同时他们的奋斗目标只停留在了“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上了。所以一旦他们走到了一起之后，便失去了奋斗目标，外加上涓生的自私，与子君的怯弱，最终导致他们分手，直至毁灭。鲁迅之所以写这样的小说，主要是想让人们通过对涓生于子君这对恋爱的自由恋爱的悲剧故事，去思索这种“个性解放与自由恋爱”背后的思想局限性。
鲁迅所描绘的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分为三小类：即革命者，投机者，消沉者。而对于这三种人的刻画，鲁迅先生则是采取了连自己也烧在里面，自己一定要深深的感觉到，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鲁迅先生将自己融进了小说，进行了全面的自我剖析，如《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的经历其实就是采取于鲁迅先生的亲身经历，而《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也折射出了鲁迅对爱情看法。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为了唤醒民众的心灵，不惜对自身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以此来让那些尚未清醒的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早日觉醒。
三、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觉醒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扩《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一件小事》中的“我”，而在这两篇小说中《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属于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还有《长明灯》里的狂人。而《一件小事》中的“我”则属于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
1、已经觉醒的“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鲁迅先生根据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和看过的外国作品构思而成的。这是个非常态的人，在他身上具有“疯”与“不疯”的两面性如果你说他是个疯子，可是他却能够从嘴里喊出“救救孩子”的伟大呼声，并且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如果说他“不疯”可是他又确实是一个非正常人，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病人。其实，狂人并非来自生活，而是具有象征意义，他是作者对一个启蒙者，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真实处境的象征性表达。之所以采用”狂人”这一词来定义这一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愚昧的群众眼里和一个真疯子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试图进行启蒙的话。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是“五四”时期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以理性的批判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性，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相征形象。
2、《长明灯》中的疯子。
在《长明灯》中，作者通过吉光屯的命名，影指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迷信习俗已经成为了人们长期尊崇的信徒，而所谓的梁武帝点燃的长明灯是封建社会的宗法的图腾象征。疯子吹灭了长明灯，象征着反封建斗争掀起的浪潮。在作品里，疯子尽管是孤军奋战，受到人们的敌视和禁锢，但他浩然的正气使得凡夫俗子感到胆战心惊。《长明灯》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社会的反抗。
3、正在觉醒的“我”。
《一件小事》中的我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我”，坐人力车去上班时，撞倒一个老女人，没有伤，也没有人看见。我以为还是一走了事，不必自找麻烦，但车夫却主动扶着老女人，走向巡警分住所。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我对车夫又开始的不满，继而自愧，最终无比敬仰的心里变化过程。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作者的小说中，本小说是最短的。线索也极单纯，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却其深刻。
作者在表现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主要写出了几种类型，即已经觉醒的狂人、疯子和正在觉醒“我”。而在这几种类型，不论是哪一种，作者都赋予了极其深刻的意蕴。
纵观中国文学史，像鲁迅这样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多，这不是时代所决定的，而是因为鲁迅的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所决定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现代化起点要从五四时期算起。而他本人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所以说鲁迅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及至世界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正在这里。
注释：
[1] 顾振彪《解读呐喊·朝花夕拾》京华出版社154页；
[2] 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302页；
[3]王德禄《鲁迅作品赏析分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3页；
[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01页；
[5]鲁迅《解读呐喊·朝花夕拾》京华出版社17页；
[6]鲁迅《<总退却>序》《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212页；
参考文献：
[1] 罗克《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呐喊(二)》 新华出版社2002-1-1版
[2]顾振彪《解读呐喊·朝花夕拾》京华出版社2001年1月
[3]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鲁迅《<总退却>序》《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5] ,《艺术与生活》周作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6]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7]邵纯《思想巨人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 王岳川主编:《女权主义文论》第20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向阳 文珍《鲁迅新画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版
[10]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11] 鲁迅《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出版1996-6 出版社
[12]鲁迅《花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3]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4] 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5]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呐喊》刻画了不少旧知识分子的形象，试举两例作简要分析
(一) 鲁迅小说中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
《呐喊》中所描写的一系列下层旧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各自以被侮辱、被损害、被扭曲、被虐杀的血泪人生，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残忍和冷酷，展现了一幅令人颤栗的封建主义吃人图画。其形象代表有《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大都是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和殉葬者。科举制度产生了极少数的权势者，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像孔乙己、阵士成这样，一生白首穷径，百无一能，穷愁潦倒、沦落下层。而更可悲的是，他们一生受其害而不觉悟。他们从来也意识不到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不合理性，而却对其做盲目维护，在不自觉中被它们吃掉了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孔乙己在最潦倒时还摆着读书人的臭架子，满口之乎着也！更令人可笑的是他很热情地去考酒店的伙计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并富有耐心地讲解茴字的四种写法。他也从不肯脱下代表他读书人身份的长袍，虽然那长衫有脏又破，像十多年没补洗的，他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不肯和那些“短衣帮”平起平坐地喝酒，那样他更感到有失身份，他无为谋生，幸而写得一笔好字，却好喝懒做，不肯凭此吃饭，做不到几天，笔墨纸砚连人失踪，如是几次，后来也没人叫他去抄书了。生路断了的他就去干偷窃之事，偷了书卖，反而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辨白，“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终于因此而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从此，便永远地消失了他卑微的身影。
(二) 鲁迅小说上层旧知识分子形象
在鲁迅小说中，用少量笔墨描写了上层旧知识分子形象，象《孔乙己》中科举制度的幸运者丁举人，便是一朝中举、身价百倍，一有钱、二有势，既作威又作福的封建官僚。《风波》中的赵七爷，因有学识，又财大气粗，淫威不浅。当他从桥头一路走来时，坐着吃饭的村民对这位“瘟神”立即起身让座。吓得七斤嫂更不知所措，一边低声下气，忙陪着笑脸招呼七爷，一边痛斥七斤不识事务，望求得七爷的宽恕。《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一身霸气。只因阿Q说自己本也姓赵，便挨了嘴巴，骂他怎么会姓赵呢？阿Q规规矩矩地跪下给吴妈说了句“我和你困觉”，便挨了秀才赵太爷的一顿毒打，被赶出了赵府，赔礼贴钱不算，生计路断。另外还有《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这些封建社会的上层旧知识分子，是封建思想制度的忠诚执行者和全力维护者，作者通过对他们虚伪、贪婪、刻薄、冷酷以及封建淫威的全面揭露，尖锐讽刺了封建社会上层旧知识分子的卫道心理，深刻批叛了封建制度的黑暗，暗示了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腐朽，以及它及将灭亡的必然结局。从正面直接反映了封建制度已日薄西山，大势已去。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分析(2)
孔乙己和陈士成都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弱点：不敢反抗。鲁迅在怀着一定的同情心鞭挞他们的迂腐和缺乏反抗精神的同时，也间接地指出：在黑暗的旧社会，知识分子只有反抗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很显然，作家的意图主要不是批判他们，而是发人深省地向读者提出问题：他们为 什么 会走到穷途末路？他们的结局是由谁造成的？
二、以四铭老爷和高尔础等为代表的伪道学家，是完全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
《肥皂》中的四铭老爷，是一个封建卫道者的形象。他组织“移风文化”，企图指出孔孟僵尸，阻挠新思想的传播和人民群众的觉醒，维持封建秩序。就是这个封建伪君子，在街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丐，便以“孝女”为例教育子女，还要写《孝女行》“表彰”她；但又对那“孝女”充满邪念，津津乐道地重复着流氓嘲戏女丐的下流话，并真的去买了一块肥皂。作家撕去了四铭的伪装，无情地鞭挞了这个封建卫道士、伪君子的丑恶灵魂。
高尔础，一个对历史和数学都一窍不通的女校教员，因羡慕高尔基而改名为“高尔础”，却大写特写鼓吹国粹的文章。他到女子中学教书的目的只是为了看女学生。他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而是一个喜欢“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高等流氓。在小说中，鲁迅运用“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讽刺手法，通过刻画四铭、高尔础等的形象告诫读者：对于某些道貌岸然、文质彬彬，实际内心肮脏、丑恶龌龊的知识分子，应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并和他们斗争到底。在冷静的客观描写中，鲁迅对这类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进行的讽刺和彻底的批判，表达了坚定的战斗精神和强烈的憎恶感情，充分体现了“寓热于冷”的艺术风格。
三、以吕纬甫和魏连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到封建教育的熏陶，又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具有反叛精神，曾和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最终因缺乏韧性而惨遭封建黑暗势力打跨、碾碎。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他身上曾闪过民主革命思想的火花，“连日议论革中国的方法”，并有过“去拔掉神像”的激进行动。但当辛亥革命退潮的时候，黑暗的社会现实腐蚀了吕纬甫身上的锐气，曾经受过民主和科学教育的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概括：像一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走出了战斗行列后的他，只能教教私塾，讲授曾经反对过的“子曰诗云”，“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混日子，做些“等于什么事也没有作”的事。
如为了敷衍母亲，给已死多年的小兄弟迁葬，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而特意买剪绒花送给顺姑这一细节，暗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吕纬甫和贫苦女子顺姑的命运相差无几。“连明天 怎样 也不知道”，他已经完全失去生活的目标，彻底为黑暗势力所吞噬了。“你看我们那时候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这句话，不仅是了解吕纬甫思想性格的重要线索，也是作品主题思想的核心——作家要通过吕纬甫的生活变化，对黑暗社会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曾是反封建的斗士，但他的结局比吕纬甫更为凄惨。“出外游学”回来的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但现实又不允许他完全与世隔绝。由于不堪生活和心理上孤独的重负，他“最终躬行于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整天围
绕他的是“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以此作为自己的“胜利”，而实际上他失败了，他在“胜利”的喧笑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最后，“他在这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这可笑的死尸”。 吕纬甫、魏连殳是“五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刻画最为成功的“孤独者”形象。鲁迅在以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对先行的“精神世界之战士”的悲壮心理体验给予肯定的同时，严肃地批判了他们的国民劣根性。
四、以子君、涓生等为代表的诞生于“五四”运动时代的当时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在新思潮的鼓舞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礼教冲击，追求 幸福 、自由的生活，表现出知识分子前进中的坎坷和曲折。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以男女青年 爱 情为题材的作品。作品不仅歌颂了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斗争，还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的压迫下得到解放？作为有着强烈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涓生和子君在新思潮的鼓舞下，大胆地反对家庭与世俗，自由恋爱成功结合，说明他们是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的。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显示出一股大无畏的精神，“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这个“五四”时期觉醒了的中国少女，她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多么的坚决。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提纲怎么写
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大都是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和殉葬者。科举制度产生了极少数的权势者，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像孔乙己、陈士成这样，一生白首穷径，百无一能，穷愁潦倒、沦落下层。而更可悲的是，他们一生受其害而不觉悟。他们从来也意识不到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不合理性，而却对其做盲目维护，在不自觉中被它们吃掉了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孔乙己在最潦倒时还摆着读书人的臭架子，满口之乎着也！更令人可笑的是他很热情地去考酒店的伙计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并富有耐心地讲解茴字的四种写法。他也从不肯脱下代表他读书人身份的长袍，虽然那长衫又脏又破，像十多年没补洗的，他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不肯和那些“短衣帮”平起平坐地喝酒，那样他更感到有失身份，他无力谋生，幸而写得一笔好字，却好喝懒做，不肯凭此吃饭，做不到几天，笔墨纸砚连人失踪，如是几次，后来也没人叫他去抄书了。生路断了的他就去干偷窃之事，偷了书卖，反而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辨白，“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终于因此而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从此，便永远地消失了他卑微的身影。
《白光》中的陈士成一生迷恋仕途，一心想考秀才当大官，从个几岁的孩童考成了两鬓斑白的老翁，参加“初试”十六回，到头来却连个秀才都没捞到。但他仍未有丁点儿的醒悟，更不能正视现实，而却糊里湖涂地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自我陶醉于梦幻毕竟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反而更使自己陷入疯狂的状态，最终精神完全失常，在想象中的财宝的白光的引诱下淹死在河里。
这类形象的生动描写首先表明，几千年吃人的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对下层旧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是何等残忍。对他们的毒害又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面对扼杀他们命运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逆来顺受，俯首贴耳，盲目地继承、遵从和维护。其次，在他们眼里，从来如此，便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一个人的作为总是命运注定的，而自己却永远无法驾驭命运。读书人孔乙己的消极懒惰，偷盗行窃等行为说明，他从来就是得过且过，连正视现实、积极谋生都想不到了，哪还能意识到封建思想及伦理道德的不合理性呢？陈士成为科举制度葬送了他的一生，也没能考中秀才。“一而再、再而三的落榜、挫折、打击也没能给他有所启示，而他却荒唐地做着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美梦，并以此自慰。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孕育了这样一代代、一批批孔乙己似的、陈士成似的畸形儿。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更是时代的悲哀。再次，鲁迅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一生的描写，表现了他对这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以及对扼杀他们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和谴责。封建社会正因为孕育了这样一代代保守、迂腐、愚昧的国民，才导致了它的最终崩溃。孔乙己、陈士成作为鲁迅小说第一揭露面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时代是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科举制度是依附在封建制度这张皮上的，现在皮之不存，依附于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产生“毛将焉附”的悲剧了。鲁迅以孔乙己等为主人公，就反映了他对这类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清醒认识，所以，他通过对这类人物悲剧命运的揭示，就是要告诉读者，随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知识分子若还要执着于科举道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而要求得好的命运，就必须另寻新路。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过封建教育的熏陶，又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对封建礼教制度他们具有反叛精神，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是，他们都比较脆弱，缺少韧性，终于被封建黑暗势力打垮，压碎。《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一名革命的闯将，他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并且，“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他曾勇敢地站出来向封建神权挑战，是一个“敏捷精悍”、英姿勃勃的青年。然而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化，历史的逆转，使他失去了方向，逐步磨光了棱角，蜕变为封建教育的传声筒。他千里迢迢从山西太原回到江南S城，不过是为了给早就死掉烂掉并且踪迹全无的小弟“迁葬”，以骗骗母亲，安慰自己。他自己在办完这些无聊的事情之后，仍然要去教什么“子曰诗云”，用《孟子》、《女儿经》中的封建思想去毒害青年。他就这样敷衍者过日子，混着日子，“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吕纬甫的退伍、落荒，继而颓唐、消沉，终而由战斗者变成了苟活者。他不甘心颓废，却又无力自拔，明知道在消沉，也可不去振作。按着他自己的比喻说，像一只苍蝇，“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走了，但是只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吕纬甫这一甘心落伍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是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先前同样是位社会改革的仁人志士，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终于“躬行起先前他所憎恶和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抑、所主张的一切了”，他不得不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已真的失败了”，然而他却又阿Q似的觉得自己胜利了。因为他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他虽然觉得自己不配活下去，别人也不配，同时，他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让自己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心灵在极度的苦痛中受着煎熬，致使他终于静静的死去。个性主义使魏连殳“亲身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了里面。”他也愤愤地以躬行所恶来畸形地报复世俗的压迫，不但未得到解脱，反使他陷入更深的精神孤独和痛苦的境地。他以自戕似的毁灭宣告了自己的失败。
和以上两类知识分子不同，《伤逝》中的子君、涓生以及《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是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一开始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在新的形势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礼教冲击，追求着幸福的生活。小说中的子君、涓生是五四以后的年轻知识分子典型。子君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毅然同封建家庭决裂，并以示威者的姿态，昂首阔步同情侣在大街上行走。社会歧视的冷眼，恶言毒语的责骂，都不能使其屈服。“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妇女独立、人格自由的宣言。然而，同涓生同居之后，子君满足了，终止了斗争。爱情没有“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沉溺在“安宁和幸福”里，停止了继续为社会的改革和解放而奋斗。这就使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共同的基础而变得空虚和庸俗。于是，当社会经济的压力突然向他们袭来时（涓生失业），他们的爱情及其幸福的家庭，如沙地上的宝塔，立即倒塌了，子君不得不重新回到父亲那里，最后在冷眼和悲哀中死去；涓生再痛苦中悔恨自责，思考探索。
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决非出于偶然。他既不象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就鲁迅进行小说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仍到处充斥着腐败、落后、黑暗和贫困，封建势力顽固地占据着政治舞台，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军阀专制的奴役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是和劳动人民一道受难。子君、涓生们虽然争得了恋爱自由的胜利，但终承受不了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他（她）们还是没有逃过封建势力施加的迫害。《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尽可以展开他想象的翅膀，幻想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当中，一时一刻也不能不正视自己可悲的人生。鲁迅正是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他在小说创作中用和对待农民问题几乎相同的注意力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正是把知识分子生活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他在主要是农民问题的小说《故乡》中，曾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和农民闰土其实是同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一个是辛苦辗转地生活，一个是辛苦麻木地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活时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何意义
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决非出于偶然.他既不象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就鲁迅进行小说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仍到处充斥着腐败、落后、黑暗和贫困,封建势力顽固地占据着政治舞台,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军阀专制的奴役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是和劳动人民一道受难.子君、涓生们虽然争得了恋爱自由的胜利,但终承受不了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他（她）们还是没有逃过封建势力施加的迫害.《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尽可以展开他想象的翅膀,幻想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当中,一时一刻也不能不正视自己可悲的人生.鲁迅正是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他在小说创作中用和对待农民问题几乎相同的注意力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正是把知识分子生活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他在主要是农民问题的小说《故乡》中,曾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和农民闰土其实是同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一个是辛苦辗转地生活,一个是辛苦麻木地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活时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 觉醒 个性解放 破裂 抛弃 深思 一、绪论。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人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除年龄、外貌、金钱、地位外，他还有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被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赔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无辜的朱安。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他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终于逃出来了。鲁迅就以自己婚恋为题材，写了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 《伤逝》。里面的两位主人公涓生、子君折射了鲁迅、许广平的影子。 《伤逝》创作的年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角度，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作者以一般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这是由喜到悲的变化转折，是我们所深思的。 谈及《伤》这篇文章时，往往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便是：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写的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这自然不错，或者更深一步，会将它当作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为反封建而宣扬爱情、主张个性解放的之一。这固然也不错。但究其两种印象而言，皆未抓住鲁迅先生写这篇《伤》的真正要旨--即批判走个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向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揭示了社会解放才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而这些思想就是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对人物的塑造而表现出来的。 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 （一）、子君追求个性解放。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大无畏的。子君不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勇敢地喊出了个性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奋起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二）、子君与涓生成功地同居。共同志趣和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贴在一起，涓生因为看不见子君而感到“百无聊赖”，并为子君的安全忧心忡忡，“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一旦子君来到自己身边，他就感到内心充实，提着的心也就“宁帖”下来。子君更是为了和涓生恋爱，不顾一切议论和阻拦，毅然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她对路上遇到的各种敌意的眼光“全不关心”，两个青年人为着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个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围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 （三）、子君与涓生爱情的破裂。他们同居后，幸福和甜蜜的生活却没有多久就开始有裂痕。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见识起来越短，经常和官太太暗斗。她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是她生命中的缺陷。而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后，由于不能在浪漫中整合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扩容而不能整合性的生命逻辑，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心理能力。面临生有危机时，如何处理基本“求生”的难题时，他却避免与爱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摆脱不了男权意识，最后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抛弃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责，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涓生和子君这一对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场。 三、《伤逝》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三方面： （一）、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在那 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 （二）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三）、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 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四、《伤逝》对爱情的解读，对于我们这时代，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思。 （一）、爱情是否需要理性。毋庸置疑，爱需要激情，需要无畏的付出。人生享受爱情的过程也是一个激动与被激动的过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同样是在激情里，在激动与被激动中开始的，对于子君，她以爱情的全身心的拥抱来面对人生，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在这里，子君一方面已经完成了自我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把自己推向了非此即彼的非理性的生命归宿。但是当他们义无反顾地把拥抱了爱情之后，生活开始逼迫着他们向理性回归。随着涓生的失业，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了，在同居之前所有思考所未完成的部分，这个时候都需要他们去理性地打量。对于涓生，在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之前，他是否有能力为爱情准备一切？没有！子君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但对于涓生，他不能为爱情牺牲事业，一句话物质是爱情的基础，在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之后，爱情也失去了依存之所。由此看来，涓生的变心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不负责任，更多的是对爱情理性思考的不足。 （二）、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有一句话不无道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爱情中的双方来说，爱情是一种心心相印，是两情相悦，是快乐的男欢女爱。在没有同居之前，涓生和子君是心心相吸的一对，是精神的绝对互动。同居以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的生活把爱情中的女性彻底地改造了。子君和涓生已经没有太多的精神上的交流，子君不再与涓生如婚前一样热烈地讨论人生、文学，子君感兴趣的是如何打理好这个家，今天做什么吃什么。在涓生看来子君变得越来越俗。爱情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涓生开始从这个围城里逃离。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鲁迅没有回答，但他给了我们思考的课题。 其实，爱情和生活一样，平平淡淡才是它的真实内核。当我们把爱情看得不再平淡，给爱情付与了太多的内容的时候，一旦爱情演变成婚姻，危险便会随之而来。 所以，天地之间这个爱字，并非如我们年轻所想像的那样只要两情相悦就行了，也不是如我们的有些前卫主义者那样，爱情是一种游戏。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许她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思考去演绎，当我们在不懂爱情的年龄任我行，生命会给你开一个要你用一生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特点
鲁迅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大多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主要作品有小说以《呐喊》、《彷徨》。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命运大致相同，几乎都十分其苦，在贫病和屈辱中悲惨死去的亦有其人。而这三类知识分子形象分别为：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