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句话出自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原文如下: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 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 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年寿有时而尽”这句话的意思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
年寿有时而尽的意思
出自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如下: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 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 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文章是有助于治国的重大事业，是令人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誉和快乐也只限于一生，不像文章能永远流传。古代的作者，通过著书立说，不必借助史官的言辞，也不必依托赫赫权势，而声名自然流传传后世。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
引子：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正文/曹丕：在这样对人生的失望里，保持微笑
建安十五年的初冬，曹丕跟随父亲和他的僚属们登上了刚刚筑好的铜雀台。台建在城楼上，有十丈高。亭台楼阁挤挤挨挨，甚至飞檐相连一直缀到城中。漳水从台下流过，黄鹄在水上翻飞。邺城，甚至邺城周围在广阔灰白野田中偶尔闪现的零星绿色，全都一望无余。是一种肃杀，也是一种浩阔。
乐伎为此刻排练已久，在格外卖力的丝竹与舞蹈中，父亲命儿子们做诗赋赞美这高而宽广的楼台。曹丕自觉写得不错，刚准备献上自己的作品，弟弟曹植的《登台赋》已经在父亲手中了。父亲看了半天，按捺着惊叹，板着脸转头问曹植，“你这是抄别人的吗？”
“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父亲不信我，可以随便再定题目，我再写就是了！”
曹丕这个十九岁的弟弟，穿得朴素，也不在乎形貌，却有一种遮不住的少年意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登台赋》，撇了撇嘴，把它扔进了袖子里。
他依然镇定地坐着，甚至能够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附和对曹植的才华的赞美，但在他的心里，另一个更清醒的曹丕坐在四面漏风的高台上，感到冷。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深深失望。曹植肆无忌惮的才华如同一场地震，在曹丕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和现在的自己之间裂出面目狰狞的鸿沟。他像被冷酷的命运抛在半山腰，不知道路在哪里。
“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也是他的理想。他一直知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这是为人而不能抗拒的规律，可是文章，可以不朽。他自觉天赋很好，他也已经为此付出许多。
这年曹丕二十四岁。二十四年前的中平四年，他出生的时候也是一个冬天。那是父亲拒绝朝廷东郡太守任命的第二年，在老家谯县的别墅里，每天打猎读书，闲得无聊。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很兴奋。给他起名字叫曹丕。“丕”，是伟大的意思。《尚书》里有这样一句，“尔惟弘周公丕训”。说的是，你们要听从周公旦那些伟大的教诲啊。“丕”这个字虽然简单，却古老而有力。代表着父亲对这个孩子骄傲的祝愿：要做伟大的人。
他这么说了，也这么照着做了。曹操本来就爱读书，更爱教孩子读书，很久之后，曹丕回忆起来，都说，父亲“雅好诗文，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天都要抽查孩子读书，还专门教育他说，人年少好学，容易学进去，长大了就容易忘记。在父亲的精心教导下，曹丕八岁能作文，已经读过古今经传诸子百家。
但天下不太平，大城市合纵，小城市连横，互相吞并争斗，黄巾军，山寇土匪互相攻击，百姓死亡，暴骨如莽。天下战乱，日子不好过，曹操也想叫儿子知道。哪怕只是个小毛孩儿，每次出征，曹操都要把他绑在马背上带上前线。曹丕六岁就会射箭，八岁就能骑射。十岁的时候，曹操遭遇了张绣先投降后反叛的大失败，从宛城仓促逃亡。曹丕的大哥曹昂把自己的马献给曹操而死在了这次反叛中，曹丕凭借自己的骑射功夫，幸运地逃了出来。
动荡的战争时代，学习与成长都像是偷来的。直到建安十年，曹操彻底打败袁绍，占领冀州，他们才过上安定一些的好日子。这时候，曹丕想，他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在写作他的专著《典论》上，还可以与文友们切磋诗赋，整理一些自己往日的文集。
但现实总以残酷又无辜的姿态在他眼前晃悠。曹植在辞赋上的才华，他所能创造的杰出，恐怕就是曹丕最深切的“求不得”。每一种文体都有他的标准，前汉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曾经讲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它需要巨细无遗的细致，需要瑰丽夸张的想象。曹丕，作为中国第一个文论作者，也赞同司马相如的标准，他在《典论·论文》中给赋的标准下过定义，“诗赋欲丽”。这些，都是他弟弟曹植毫不费力就能够达到的。
曹植想要的，他甚至没有开口去询问，便有老天与宠爱他的父亲巴巴儿地送到他的眼前。而曹丕，他必须长久地与内心深处“想要”与“得到”之间疤痕一般的裂缝共存。但这样戴着“枷锁”前行的日子，他已经很熟悉：他很喜欢荀彧的大儿子荀恽，但是人家更喜欢曹植；难得他跟建安七子中间的刘桢关系不错，连老婆给人很没有礼貌地瞪着眼睛瞧了也没有怪罪，但是父亲曹操觉得这样不成体统，于是把他的好朋友刘桢教训之后调转成了曹植的僚属；他想要得到大儒邢顒为辅佐，父亲却又把邢顒安排给了弟弟。
如果说他也有别人不能企及的任何天赋，那是一种对于人生过于清醒的认知——人生是这样：你努力朝向山顶攀登，却总有意外发生，最后停留的也许是半山腰，也许是山谷。你以为自己无辜，却总有人憎恨你。
曹植身边有一对丁氏兄弟，最大的任务就是帮助曹植夺得储副的位置，顺便整死曹丕。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无缘故的恨：曹操曾经想要把曹丕的姐姐嫁给丁仪，问曹丕的意见。曹丕说，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不大好吧？曹丕的思考方式很奇怪：老曹家曾经一下子贡献三个女儿给傀儡皇帝汉献帝，最有的就是这种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气魄，嫁个女儿给瞎了一只眼睛的男人实在太不值得说。况且曹操都说了，丁仪有才华，就算两只眼睛都瞎了，也值得嫁。曹丕在无意识当中，做了一次“恶人”。
后来他稍微年长，依然改不掉这为姐妹出头的“毛病”。他曾经有一个非常亲近的发小，夏侯尚。他喜欢夏侯尚，以至于在做了皇帝之后还很不顾身份地给他写了一道允许他“作威作福，杀人活人”的谕旨。但是后来，夏侯尚还是跟他翻脸了——夏侯尚因为宠爱小妾冷落了正妻，不巧正妻是德阳乡主——曹真的妹子，而曹真兄妹从小因为死了爹就被曹操收养，是一道长大的情分。曹真的妹子也是曹丕的妹子，在里外不是人的情况下，曹丕还是选了为妹子撑腰，为妹子出气弄死了小妾，夏侯尚从此就没给过他好脸色看，一直到死。
无法给自己辩解。人人看他都是自作自受，他跳出来讲自己委屈，说出来都叫矫情。况且，在父亲那么多有才华的儿子里，想要保持继承人的位置，需要谨小慎微，让人抓不住把柄，他处境这么特殊，说了白白给人留口实。但情绪也需要出口。
所以，在每一个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深夜，当叶露开始凝结的时候，他总是在庭院里一遍一遍的徘徊。这时候他写了诗，记录他每一次失眠。有乐府，也有中国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在《杂诗》里，他写秋夜——“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也写失眠的自己——“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也写在人声渐歇的深夜里，陪伴他的周围世界……“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曹丕跟曹操一样，乐府诗写得很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赞扬曹丕的乐府诗，像是在“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但是时代有它的喜好，“大赋”所需要的才华与技巧在曹丕的时代依然是衡量文学才能的“金线”，这是曹植和他的朋友王粲最擅长的。时代对文学的喜好让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妨碍每一种生命状态都值得被书写。
在这样对人生的失望里，他依然能自我克制，更愿意用努力去补偿才华不能及的境界。半夜失眠之后，他还能整理好工作服和公文包，职业化地微笑，出门，继续开始一天的工作。下一年，建安十六年，曹植封了平原侯，得到了曹操五千户的封邑。“建安七子”之中的刘桢，应瑒都成为了他的侯府的属官，德高望重的邢颙成为了他的家臣，曹操甚至向天下征集有道德有才华的人作为曹植的属官。像是一个大家族，曹植已经分到了他的那部分家产，但是曹丕没有。没有封侯，没有封邑，只有主管替补官员选举的五官中郎将。做着父亲的助手——丞相副，帮助曹操处理公务。曹操打仗开始带着曹植，征讨四方。曹植跟着曹操一路北征，也一路写着他被传颂的诗篇，《送应氏》、《洛阳赋》、《三良诗》等等等等。
曹丕被留在邺城。处理日常事务，应对突发状况。他努力做一个踏实可靠的儿子，但父亲对他的努力一日一日毫无表示的时候，他依然内心焦虑。不敢表现给父亲，只有写文章，给好友们写信，以各种角度去阐述自己：在时代战乱频仍的冷酷与自己的不能成就之间，他对于命运表现出最清醒的失望。
在他之前的许多时代里，成为神仙，长生不老都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他非常神经质地一遍遍指出，不是的。生长，衰老，时间的流逝，繁华的凋落都是不能避免的规律。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曹丕在行军途中种下一棵柳树，十五年后，当他再次经过这棵树的时候，那棵柳树已经修枝翠干，柔条婀娜。但曹丕，十五年过去，除了皱纹眼袋和白头发，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他“感物伤怀”，写了一篇《柳赋》。他甚至在《典论·内诫》里回忆起建安十年，曹操打败袁绍后，他们占领袁家的情景。他带着战胜者的耀武扬威起笔，落笔却变成了繁华已逝，物是人非的一点震动——“上定冀州屯邺，舍绍之第，余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栋宇未堕，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处之。”
心里对于人生失望透顶，日子过得倒也挺快活。曹操带着曹植征讨四方留着曹丕守城的时候，他没少“惹事”。看上了钟繇收藏的一块玉玦，专门托曹植找关系要来，看见皓齿丹唇，芳声清激的美女孙锁跳舞，也要向好友繁钦描述一番。至于组织文名在外的文友们去西园夜宴，更是最平常的事情。
这大概就是后来人称赞的城府，说他能够“矫情镇物”，“暗自砥砺”。总之心里想着什么，脸上一定看不出来。而曹植，他依然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有一种特权，那是属于天才的目空一切。所以他饮酒而没有节制，甚至喝多了乘车开司马门，行驰道，犯了门禁，目空国法。他也不耐烦花功夫约束家人，以至于自己老婆穿错了衣服被父亲发现赐死，而自己却毫不知情（知道了大概也觉得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建安二十二年，在喜爱与信赖，在才华与可靠中间，曹操终于做出选择：曹丕成为魏王太子，曹操未来的继承人。曹丕那天终于绷不住，抱着曹操的臣属辛毗的脖子笑说，辛君辛君，你知道我有多高兴？
但他没有高兴得太久。当你得到一些的时候，就要失去一些，这是人生最普通的道理。建安二十二年，发生了大瘟疫，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在这一年里，那些曾经陪伴过他的文友们，徐干，陈琳，应瑒，刘桢，都死了。作为前途大好的魏王太子，曹丕终于可以不用掩藏他对于命运的悲观。他给王朗写信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那时候的人，对于死后的世界依然有浪漫乐观的幻想，认为那会是一个比此生更美好的世界。而曹丕，他好像扒着前汉那些坟墓里画满升仙壁画，在棺材上铺着引魂幡的人的耳朵上神经质地大喊，死了就死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会有了！
后来，他做了皇帝，在这件事情上更加变本加厉，曹丕登基为皇帝的第三年（黄初三年）的冬天，他颁布了一道《终制》，对自己死后的陵墓做了一番安排。但在这时候，他非常不合时宜地抄袭了《吕览》——吕不韦对别人冷酷的观察却被曹丕用在了自己身上。于是你看见一个开国皇帝在帝国肇始的第三年，写下这样一句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凌厉直白，触目惊心。以前的皇帝，总想着要活万岁，长不死，传国玉玺上盖着“既寿永昌”，好像如此一来他们的国家就能百代千代无穷无尽地传承下去。而曹丕，带着一脸冷笑说了一句——醒醒，别做梦了。
他有多相信死亡与朽坏不可避免的到来，他就有多痴迷于文字的不朽。比较才华总是输的时候，他只有咬紧牙关写下去了。他写了一部论文集子《典论》，介绍自己，谈论文章的标准，也谈论为政理家的道理，还有当世流行的“都市传说”。写得好不好他不想知道，他自己觉得好就行了。借着皇帝的权力之便，他把他们广为传播，甚至用素帛抄了一份，作为国礼送给了东吴大帝孙权，又用纸抄了一份给东吴老臣张昭。他还组织一帮人编了一套叫《列异》的鬼故事，是最早的类书。
不过，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依然是在建安二十二年邺城的大瘟疫里陆续凋零的那些天才特出的文友们。他一次又一次地写信给好友吴质回忆他们一起游园的美好过往。他们设弹棋，戏六博，挤挤攘攘坐着一辆车，在轮子咣当咣当的滚动中间无话不谈。在花园里，浮瓜沉李，从早到晚，直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
现在，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是清晰地记得他们无可替代的个性与文笔。他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闲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
徐干、应瑒、陈琳、刘桢、阮瑀、王粲。这六个人，加上一个比他们更加年长的孔融，就是后来认为的“建安七子”。这一个时代里，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人类情感以语言表达的边界，以他们为最杰出的榜样。
他虽然没有提名自己，但是作为他们的提名人，他狡猾却又无私地把自己摘出了这场“文人相轻”的比对，对他的才华横溢的朋友们做出了善意又公正的评价。
时常失眠，心口不一，征战操劳，曹丕并没有活得很久。黄初七年，差不多四十岁的时候他就死了。魏明帝曹睿虽然在父亲面前常常装聋作哑，却依然是最了解父亲的儿子。他继位之后的第四年，太和四年，曹睿命人将曹丕的《典论》刻石立在孔庙和太学门外，作为曹丕可以比肩古代最杰出学问家的证据。曹睿给父亲定了一个谥号，“文”。
曹丕心里清楚，在以后的许多世代，他都会被不留情面地与曹植放在一道比较。他也大概晓得，自己也许会被曹植光耀万丈如同太阳的光辉遮蔽。不过，最早的文论作者，最早的七言诗作者，最杰出的散文家，第一部类书的主编……他在自己能够做出努力的地方都留下了痕迹。作为“建安七子”共同的朋友，提到这个时代，也一定会提到他。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历史给予他的补偿。
初中古文翻译
此话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
附：原文及译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 元瑜、汝南应 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 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 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 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 寒，富贵则流
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提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
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
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参见：http://online.fjrtvu.edu.cn/media_file/2005/11/04/dcdfa6b7-9319-4707-8358-b538d0069211/001.html
曹丕《典论·论文》原文注解与鉴赏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注释〕 傅毅(？—89)：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属：缀辑。能属文，善于写文章。兰台令史：汉代掌管典校图籍，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兰台，汉代宫中藏书处。七子：即建安七子、邺下七子。骥：千里马。，音lù。仰：凭恃。齐气：气有所不足。齐地风俗舒缓，故齐地文人个性品质受其影响，为文较为散漫。张、蔡：指张衡、蔡邕。扬、班：扬雄、班固。俦(chóu)：同伴，作动词，相媲美。检：法度。不朽之盛事：《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文章属于“立言”，故不朽。隐约：穷困。加思：加，转移。加思，转移著书立说的念头。迁化：犹言死去。《论》：徐干的《中论》。
(张传友)
〔鉴赏〕 汉代盛行谶纬之学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绪。无论孔孟、老庄的吉光片羽，还是《毛诗序》的“诗言志”说，其实都在骨子里把文学、艺术视为巫术礼仪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庄等人畅饮诗歌、文学的美酒时，也从未把自己由庙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纯粹诗人、歌者的层次。当西方的荷马赢得普遍尊敬的时候，东方的盲瞽艺人却要时时忍受饥饿的煎熬、权贵甚至童稚的白眼。
时至东汉乱世，饱读诗书的儒生、士人在继承诸子时代的学术自由精神的同时，有的看到自己难能与当政的权贵世族平等合作，转而选择独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为富家豪强，他们在以实力打拼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对人生的厚重与悲壮、苍凉与艰难有着深沉的体悟，不禁发言浩歌，气贯长虹。文学艺术此时方进入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公元2世纪初叶出现的《典论·论文》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在理论上的表现。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其作者——三国时魏国第一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并不影响该文在文学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文学与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典论》共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对文人言行约束性的规范，当时曾刊刻于太学。到了宋代，几尽散失殆尽，只有《自序》、《论文》两篇因其他文献的辑录才保存至今。
从《自序》我们知道，曹丕务实的态度与文武兼备的素质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六岁而知射”，“八岁而知骑射”，幼年便随曹操四处征讨。又“少诵诗论”，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使他体悟到“事不可自谓己长”的道理。其实何止习射、学剑、治学“不可自谓己长”，文学艺术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自古以来的文人骚客，多“自谓己长”而轻忽他人。其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于一孔之见而贻笑大方。当班固嘲讽傅毅喋喋不休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在他人眼里难道不是另一个傅毅吗？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轻”，曹丕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文人大多能够“自见”我之长，而不能“自见”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长较他人之短。一个人如果沉浸于这种自我编织的话语光环之中，难免自我感觉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体发展到东汉已呈多样化的趋势，奏议、书论、诗赋、铭诔等不同文体各有自己的特色与内在的要求，因为文人兴趣偏好与性格气质的差异，即使文坛大师也只能是在某些文体上游刃有余。比如与曹丕同时娴于辞赋的王粲、徐干，在奏议等实用文体上未必称雄，长于章表书记的陈琳、阮瑀，在书论作赋方面未必见长。如果王粲与陈琳在辞赋上较短长，则王粲必然稳操胜券，如果阮瑀与徐干在表章上争雌雄，则徐干定会甘拜下风。具有不同特长、偏好的文人斤斤于名头高低，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妄举，舆论中对群峰并峙的文人排名次、争座位的做法，实在是无知妄行。
为什么不同文人的性格与创作呈现出这么显著的个别差异呢？
曹丕认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气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达方式。关于士人的才性品藻问题，曹丕之前刘韶的《人物志》中就有记录，曹丕后的《世说新语》中也对汉末、魏晋的人物品鉴逸闻多所发现。曹丕的贡献在于把这种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结合儒、道两家的生命之气、真元之气，进一步贯通到文学艺术，特别是文人个人修养和创作才能的领域。东汉清议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浊，在曹丕是把文气与人气混同言之，他一面讲“(文)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谓的“文以气为主”，实即“人以气为主”、人之气主其文。他朦胧地意识到文气体现出的清浊，主要还是人的品性气质的清浊问题。所以他看到了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奇气”，应玚之气“和”，刘桢之气“壮”，每人之气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悲慨、俊逸、骨鲠的色彩。曹丕论文独标“文气”，正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个性独尊、张大自我的创作主题。当然，在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气”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除了个体之气的清浊差异外，不同文体自身的特殊要求与规范，也是导致文学艺术创作百花竞放的原因。在文体初分的时代，人们因不同场合、不同实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体的雏形，曹丕对此作了归纳，总结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文体的划分大致确定了不同文体在创作与鉴赏上的客观标准，这正是当时社会与文人群体文学的“自觉”的表现。曹丕对不同文体的标准与特征作了简练的概括，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同时又指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之本，有人说是儒家的伦理教化，有人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范，文之末，有人认为指的是文学体裁。我们认为，在曹丕的时代，还未达到后来刘勰的高度。他所谓“本”，一方面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不同文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文之气、人之气中的气之本，文人的气质之性的本原是共同的；所谓“末”，既包含不同文体所具有的不同表达规范和内在要求，如不同文体的雅、理、实、丽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共同的气质之性因后天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异所导致的言语、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体的内在要求和创作规律，克服自己气质、性情的后天不足，曹丕认为，一般文人作者因为自己的个性气质特点，只能在某些文体上超拔于众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诸体皆能。
作为一位公正、客观的批评者，除了要认识到每个作者气质性情方面的独特个性，洞见每种文体的相应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够“审己以度人”，避免常见的“贵远贱近”恶习，改掉“向声背实”的弊病，排除“暗于自见”的狭隘襟怀。换句话说，一位合格的批评者，他既能够深得文学艺术三昧，又能够超越文学艺术的樊篱。他既要能够洞悉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要求，同时又是一位深谙人生悲欢和社会沉浮，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大德君子。曹丕是颇以这样一位批评者自许的。他少时飞马骑射，枕戈待旦，余暇吟诗作赋，嘲花弄月，习惯了疆场拼杀，经历了宫闱争斗，生死已不能萦怀，贵贱已难能动心。曹丕所言甚是。其实，批评最难得的就是客观与公正，只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能真正推动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不过，曹丕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观，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仅仅特标自己在文学创作、批评上的切身体会。在经历血雨腥风的冲杀，亲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象，亲历手足相残的剧痛之后，他深刻地体会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人生悲喜荣华，祸福寿命短长，都是过眼烟云，不知何处的一阵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历程，精神结晶的凝聚，而文学艺术，正可以凭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穿越时空的阻隔，把你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绪、浩歌深思传达给后人。作为文人，大可不必以扬雄、班固的嘲弄之语挂怀，文学艺术自有其价值和生命，值得你付出毕生的心血去营构、去创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论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权威为文学的存在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设若作者不是作为魏文帝的曹丕，《论文》可能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不过，如果生活在一个轻生死、重然诺的时代，怎能不体味到生命之轻，怎能不意识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贵与价值。曹丕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论文》也让他不朽。
可以与《典论·论文》相媲美的，还有他的《与吴质书》。虽然其所谓“文”是各种语言艺术的泛称，并非专指诗赋，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学艺术的文气、文体、文学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真知灼见，启发了陆机、刘勰、钟嵘，流风所及，一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国维等人。对于《论文》在当时的文学影响，鲁迅曾经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曹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七个人，他们的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拓展了文学的性灵之质；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我们要说，曹丕摆脱汉儒随意以伦理教化附会文学创作的恶俗，而对这一时代“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解放”大潮的推动，较之鲁迅所看到的曹丕对一时代文风“华丽好看”的影响，更加值得我们肯定与推许，他的勇气和魄力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仍然在惠及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