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事方殷是指战祸连绵，出自于《旧唐书》，殷是指兴起，繁盛的意思。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
宋纪一百三十三 起屠维单阏七月，尽上章执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7)
十一月，戊寅，皇侄常德军承宣使、权主奉益王祭祀居广为华容军节度使，以主祭逾十年也。
戊子，大理少卿张运权刑部侍郎。
丁酉，池州驻答刂御前诸军统制李显忠，请令诸军屯田，帝谓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须先立规摹，如括田、市中、立庐舍、给粮种、置农具之类，悉有条理，乃可施行。两三年间，且尽与地利，使之岁入有得，则不劝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自陛下更化以来，进贤退奸，兴利除害，求治如不及，而辅相未得其人。如汤思退者，本无器识，徒以工骈俪之文，尝缀科目，饰谀言以奉秦桧，用选举而私秦埙，夤缘超躐，径跻枢近。自桧之死，一时支党，悉从贬窜，而思退独得漏网。陛下以其外若纯笃，而不知其中实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为相以来，亦三阅岁矣。曾无一善之可纪;任情率意，凡所施为，多拂公论。且匿名迹，远权势，大臣之事也，思退则蔑视同列，擅作威福，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与欤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夫望轻不足服士夫，则众怨并兴;德薄不足理阴阳，则天戒垂示。祖宗法令，或废格而不用;臣寮章疏，多沈抑而不行。久玷钧辅，物议沸腾，岂惟有妨贤路，实亦深负陛下所以委任责成之意。望早赐罢黜，以快中外之望。”
金主命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副指挥使，隶点检司;步军都指挥使，隶直徽院。
十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汤思退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领江州太平兴国宫。
丁未，诏：“观文殿大学士、提领江州太平兴国宫汤思退落职，依旧宫观。”
戊申夜，白气如带，东西亘天。
癸丑，金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网捕禽兽及畜养雕隼者。
丁卯，閤门宣赞舍人、荆南府驻答刂御前中军统领刘玘为镇江府驻答刂御前中军统制，用刘锜奏也。
庚午，金国贺正旦使奉国上将军、兵部尚书仆散权，副使翰林学士、忠靖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韩汝嘉，见于紫宸殿。
安南进驯象，边吏以闻，帝谓大臣曰：“蛮夷贡方物及其职，但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可令帅臣谕今后不必以驯象入献。”
金主以降将孔彦舟习知兵事，起为南京留守。
彦舟荒于色，有禽兽行，而金主独喜之。时有传彦舟已死者，既而知其妄，金主为杖妄传者以激励之。无何，彦舟果死，遗表言伐宋当先取淮南云。
金主禁朝臣饮酒，除三国人使宴饮，其馀饮酒者死。既而益都尹京、安武节度使爽等，以立春节饮于驸马都尉图克坦贞家。金主召而诘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饮酒，卿等知之乎?”贞等伏地请死。金主数之曰：“汝等若以饮酒杀人太重，则宜早谏。魏武帝军令曰：‘犯麦者死。’已而乘马入麦中，乃割发以自刑。犯麦，微事也，然必欲示信。朕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贵近乎?朕念慈献子四人，惟朕与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属，曲贷死罪。”于是杖贞七十，京等各杖一百。降贞为安武军节度使。京为滦州刺史，爽为归化州刺史。
西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国中多乱，其臣任得敬抗御有功，遂以为相，封楚王。
同样是国都被攻破，为何唐朝和北宋却大相径庭？
历史上要说王朝最危急的时刻，莫过于国都沦陷，社稷崩摧，一般这种时候也是王朝陌路，即将天下大乱亦或是万象更新的时候，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如唐朝 清朝国都多次沦陷却能转危为安，也有如北宋明朝都是国都初次沦陷即宣告灭国，到底为何会有这种区别呢？不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首先看看唐朝的国都长安是如何六次沦陷的。
自古以来，长安就是关中咽喉，天下首府，占据山河形胜之地。以唐朝而论，长安东有潼关天险把守，万夫莫开，南则是八百里秦川和天府之国益州，沃野千里，向西可以直通西域诸国，北面则是崇山峻岭。长安城的修建更是历经千年，自周而秦再到汉，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不少政权定都于此。
上图_ 南北朝时期 长安的位置所在
为何占据山河形胜的长安城反而多次沦陷呢？唐王朝又是如何多次转危为安的呢？
一. 缺粮的天下帝都
长安的沦陷和它的据险而守的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长安城占据险要之地，但是关中平原的土地供养人口的能力毕竟有限，唐代关中人口飞速增长，突破千万，仅仅长安地区就有数百万人口，这样的人口规模对于粮食的压力就非常巨大。
因此唐廷长期是两京体制，就是以东都洛阳为粮食供应基地（主要是大运河修到洛阳），长安则是政权首府，如果洛阳沦陷长安也一定是难以为继，因为唐廷的粮食都集中于洛阳的粮仓之中，洛阳陷落，长安就无粮可供了，这也是为何第一次安史叛军进攻长安，玄宗明知哥舒翰兵力不足还逼迫他从潼关出战，结果全军覆没的根本原因——长安城的粮食不足。
上图_ 长安地理位置示意图
上图_ 左图示意长安城的位置,右图示意长安城周围的河流和水渠分布
所以唐廷长安的六次沦陷都和粮食不足无法防卫长安地区关系相当大，比如黄巢起义进攻长安，唐廷就是无力筹粮抵抗才被迫逃入四川，可以说粮食不足是唐长安的硬伤。
上文论述了唐廷的长安有哪些弊端，这里就不得不提北宋开封的问题了，北宋开封很明显和长安完全不同，开封位于河南腹地，周围农业发达，漕运便利，又没有关山阻隔，明显是不会缺粮的。不过这也难免会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无险可守，开封开阔的地貌导致北方强敌威胁巨大，但是为何北宋王朝能够在这种四战之地成功防守一百多年呢？
二．富裕的四战之地
相对唐朝，宋朝的首都开封明显就没有缺粮这个问题了，开封建都之初就以漕运著称，古城开封处于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的交汇地，地势坦荡，土质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富有水利。开封周围湖泊星罗棋布，漕运四通八达，在五代时期就是几乎所有北方政权所聚焦瞩目之地，堪称天下要冲，手握开封就可以汇聚天下之兵，掌握天下钱粮。“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赋税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可以说开封占据了江淮生命线到关中长安的命脉核心，所以也创造了北宋的经济奇迹。
整个北宋王朝都以富裕著称，开封的商品经济异常发达，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知道当年北宋王朝的繁荣兴盛。
上图_ 宋太祖（927年－976年），即赵匡胤
但是开封既然处于交通要塞，就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麻烦——易攻难守，早在赵匡胤时期就有过迁都长安洛阳的计划，但是被北宋统治者所否定，实际上北宋也确实离不开开封，长安经济在唐末被破坏严重直到明代都没能恢复，所以开封几乎是唯一选择。也正是因为如此，开封对于北宋的重要性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丢失开封，整个北宋在北方不仅失去了经济中心，漕运 交通 政治中心也会同时丢失。
北宋就丧失了对山东陕西等省份的控制能力，国家在北方被彻底分为两段，也是因此北宋必须死守开封，所以在防守国都的问题上，北宋的投入远比唐廷大的多，北宋不仅在河北地区为了防御辽国修建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还有大片防护林抵御骑兵，甚至修了大量河塘来阻敌，可以说北宋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因此北宋才能在开封防守百多年到徽宗才丢失。
上图_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了，为何唐廷丢失长安六次未灭，北宋丢失开封一次就崩盘了呢？其实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有三个原因：
1. 经济重心不同
唐朝的经济重心自安史之乱开始就一直在向江南转移，所谓“天下税赋，多出江淮”关总地区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没有动摇，但是作为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江淮和河南河北的中原地带。所以唐朝虽然在中后期多次帝都沦陷，却可以转入四川再寻找机会卷土重来，反而是进入长安地区的那些势力虽然得到了“千年帝都”的空壳却无法割据关中，反而背上了沉重包袱，实际上落入了“长安陷阱”之中。
反观开封则完全不同，开封为北方经济命脉中心，所谓“东京华夷臻凑，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天下粮秣所聚”可以说开封已经成为了北宋的核心。北宋如果失去开封就会立刻陷入彻底的经济崩盘局面，实际上当金国攻破开封之后，北宋的北方所有兵马几乎同时溃散，包括其中最精锐有战斗力的西军，正是因为这一点，开封没了，哪来的军粮呢？
上图_ 唐朝长安平面图
2. 地理因素不同
宋人章俊卿在《三都论》中说:
故由古以来，洛京之祸常起于并汾，汁都之变常起于燕赵，长安之难虽不常所自，而河陇之寇尤为频骇，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归，则长安未易都;云朔未宾，则洛阳未易卜。燕蓟未服，则大梁未易宅，唇亡齿寒者此之谓矣。
千载之后读来这番古人议论仍旧觉得振聋发聩，精辟至极，长安作为天下帝都，其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西面西域，南面秦川，东有天险，开封则是四战之地。唐朝建都长安就必然要扩张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因此唐朝的开放博大也和定都长安不无关联，因为如果不保证西域的安定，长安的西面就很危险。
但是北宋由于开封不稳无力西进，因此龟缩在中原没有唐朝的宏大气象也是必然。北宋定都开封不得不面对北方辽国随时进犯的危险，也因此不得不专注于防御，忽视骑兵进攻力量的培养，而且开封因为交通发达还成为北宋的交通中心，定都开封导致北宋不得不死守此地，但是因为地理劣势还不得不处于守势，越龟缩国力越弱，国力越弱就不得不更加龟缩，形成了恶性循环。
所以北宋的先天不足没有幽云地区堪称定都开封最大的隐患和败笔了。
上图_ 北宋开封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3. 王朝策略不同
整个唐代都以开明扩张为先导，唐廷从无龟缩自保之意，即便到了后期还有张议潮恢复河湟的壮举。唐廷虽然藩镇割据，但是大部分藩镇都听从中央号令，也因为藩镇割据，所以即便国都被破各地还能自行抵御敌人，不会变成一盘散沙。
但是反观宋朝则不然，宋朝以唐廷的藩镇割据为鉴，认为要收割地方之权，所以宋廷定都开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开封四通八达能够对天下“吸血”这样就无人有能力割据，但是换来的是强干弱枝，一旦开封沦陷，整个天下就被人家轻松的各个击破，比如金国破了开封之后就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重文轻武，龟缩自保一直是宋代的主旋律，所以国都沦陷之后北宋难以为继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唐朝由盛入衰的历史转折点，是“安史之乱”吗？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造反,攻陷长安。后来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又杀了安庆绪，自己取而代之。叛乱至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才告平息。史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发生有它的各种因素。第一,唐玄宗后期思想上起了变化。唐玄宗他原来那种励精图治和肯于纳谏的精神没有了,不愿过问政事,只图安逸享乐。自宠爱杨贵妃以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诗中所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了满足杨贵妃及其姐妹们奢侈生活的需要,不惜动用大量的国家库藏。
第二,唐玄宗任用一班奸佞之徒为相。如李林甫,为人极端狡猾奸诈,善于“迎合上意”,因而得到玄宗的恩宠。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相以后,擅权跋扈,排斥正派朝臣如裴耀卿、张九龄等；又主张重用番族人为将,使安禄山得以掌握重兵。李林甫任相十九年,造成政治上黑暗混乱不堪的局面。
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取而代之为右相,也是一个善于“迎合上意”、骄纵跋扈、结党营私、贿赂公行的人物,身兼四十余职,凡“不为已用者皆去之”。杨国忠一家搜刮了大量社会财富,仅绢一项就有3000万匹,约当十六年全国所得庸调税绢的总额。此外,还任用了其他等专事搜刮聚敛的能手。
第三,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唐代初期政治上强调中央集权,军事上由中央统一指挥。开元、天宝以后,地方边镇军事力量增强了,中央军事力量削弱了,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外重内轻”的局面。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共设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节度使。
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不仅是军事方面的长官,而且把政治经济大权也掌握在手中。正如赵翼在《廿二史割记》中所述:“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千是方镇之势日强。”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第四,北方边疆地区民族矛盾加深。唐初以来有大量突厥人迁居幽州一带,后来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迁居辽西。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少数民族将领常常受到汉族官僚的歧视。从柳城杂胡出身的安禄山利用民族间的矛盾,起兵夺取政权。在起兵前提拔契丹、奚等族人任将领先后达2000余人,并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这就是安禄山叛军的骨干。安禄山的叛乱不仅利用民族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
以上所述,是“安史之乱”的原因。“安史之乱”从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前后共达八年之久。这次战争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地方节度使反对中央政府的一次夺权斗争。由于安禄山叛军内部的分裂,人民的反抗以及唐王朝三次向回纥兵请援,“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下来。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是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第一,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损失是无法估计的。战后许多地区呈现一派荒凉景象,正如《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大战以后,人口急剧下降,由战前的900万户，5200余万口,减至190余万户,690万口。受战祸最严重的是河北道、关内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战争的大破坏,以致物资缺乏,物价飞涨,斗米少则千钱,多则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余倍；绢价涨到400钱以上,比开元时提高20余倍。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结果是：“骨肉相弃,流离殒毙”。
第二,造成了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中央大权旁落的局面。
“安史之乱”平定后,由于对叛军釆取姑息政策,许多叛军将领、官吏,一跃而为唐朝廷的节度使。加上中央实权削弱,地方无力过问,以致藩镇势力进一步膨胀。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均为藩镇所割据,而且他们大多是安禄山的部下。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领有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领有今河北西部一带,治所在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领有今河北东部、北部地区,治所在幽州(今北京)；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领有今山东地区,治所在青州(今山东青州市老城区),等等。
这些军阀节镇“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都完全独立，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的古代军阀王国。他们的职位由父子兄弟自相承袭或由部将自行决定。他们在境内任意修筑工事、训练军队、征收租赋。他们不向中央申报户口,这也是构成“安史之乱”后户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他们拥兵多者10万以上,少者也不下三五万人马。有时他们之间也发生战争,有时又连成一气,公开反对唐朝中央政权。
第三,边防废弛,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不断向唐进扰。“安史之乱”得回纥之助得以平叛,但回纥贵族恃功在长安、洛阳一带及中原地区乘机大肆劫掠人口、钱物,横暴无比。吐蕃贵族也乘机一度攻陷长安,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
总之,“安史之乱”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给唐王朝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创伤,而且在政治方面,更加深了中央与藩镇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灾难和痛苦,更是无法弥补的。
从此,唐王朝逐步走向衰落,所以说,“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入衰的历史转折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长期处于割据分裂动乱状态,民生凋敝,社会生产力显著下降,于是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安史之乱”之后经济重心由北转南。本来在隋文帝时就曾注意南方经济的开发,因为只有南方经济发展了,才能使北方的政治中心得到巩固。唐王朝更加注意发展南方经济,沟通漕运,以济京师,史称:“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唐代首都要依赖东南之粟,就不能不积极开发江南一带经济。“安史之乱”以后,除在北方某些地区发展屯田、营田以期恢复经济外,经济中心已不在北方,而逐渐转向南方了。这是经济形势发展的一个大变化。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部分人口大量南迁,江南道的人口为各道之冠,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户数为1059348;而关内道为28378;河南道为158701;河东道为244916；河北道为125783;山南道为214719;剑南道为156860;岭南道为149139；可见江南道的人口比较集中。在南迁的人口中,多数是劳动人民,对江南的开发起着更大的作用,因而垦田面积扩大,水利事业也有所发展。如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淮南节度使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
南方各种手工业均有较大的发展,如有色金属的提炼,江南道即占1/3;其它如金属铸造业、造船业、纺织业、制茶业等也都有所发展。处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有许多城市,如苏、湖、洪、潭、鄂、夔等州,贸易往来均称发达。交、广、泉、福、明、温、杭、扬等州,不仅是沿海的重要商业城市,而且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江南一带由于未受战乱的影响,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都得到了保持,经济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关中物资取给的重要基地。
唐王朝的赋税来源也主要来自江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敕文中指出了这种实际情况:“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韩愈也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这话虽不免有点夸张,却反映了江南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