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曾两次出兵入侵日本。第一次蒙古入侵日本是在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从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元军伤亡惨重，败局已不可避免，由于箭和粮用尽，无法继续守住阵地，元军只得登船撤退。第二次蒙古入侵日本是在公元1281年。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便着手准备第二次入侵日本。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从江浙和朝鲜同时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更为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二十万。由于日本沿海滩构筑了一道坚固的石墙，元军屡屡进攻始终无法突破。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以元军的撤退收场。日本和元朝的关系怎么样
元朝时候，蒙古灭亡了中国宋朝和朝鲜，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蒙元以朝鲜为跳板基地，组织了一支当时强大得可怕的海军舰队，由南宋降将范文虎指挥，配上大批高丽民夫作后勤，即将强攻日本；并战前派使者送给日本一封恫吓性的文书，逼迫日本投降
看过文书后整个日本朝野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敌方实在是绝对优势。然而，这支可怕的舰队在开往日本即将登陆途中遭遇了一场更可怕的台风，损失惨重，背水一战的日本守军趁机反击，元军最后居然只有一些残船侥幸逃回，成了蒙古扩张过程中最大的败仗。
日本从这场胜利中获得了民族信心，以为是天神相助，感激得将此台风称为“神风”。元朝灭亡后，日本首次开始骚扰中国大陆，但实际上这场战争说明海军是中国军力的软肋。
在元代，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往是怎样的？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元代虽两次侵袭日本，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自1305年至1350年，有33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代。元代和日本两国僧人互相访问极为频繁，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220余人。1326年，元代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回国。
元代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影响不小。日本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视。元代文人的诗画得到当时日本文人的赞赏。
简述下元朝的对外关系
蒙古建立连通欧亚两大陆、衔接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超级帝国，使东方与西方的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建立后，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但仍然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商人、教士与使节的往来更为频繁。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的各国建立了多种联系。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
一、高丽和日本
高丽王族和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建立了友好关系。元朝曾在高丽王京派驻达鲁花赤，但不直接干预政务，只负监视之责。至元中还在高丽设置东行省，但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王为行省丞相，原有机构不变。因此，在元代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地位。
元代，中国和高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发展。元初，高丽博士柳衍从江南购得经籍一万零八百卷回国。两国商人、僧侣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元仁宗赠给高丽宋秘阁旧藏善本四千三百多册。
元朝初年，程朱理学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带回国去，在太学讲授。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接着，朱熹《四书集注》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这是权溥建议的结果。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使得李谷、李齐贤、李先穑等理学大师脱颖而出。
高丽语言传入中国，元朝宫廷中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张昱《可闲老人集》卷2）。
元代，很多高丽人来到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就侨居在各地。其中做官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学者和僧人，由于他们精通汉文，有些是奉命出使而来，有些是私人前来游学。在中国，他们广交文人，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中统二年(1261年)，高丽王来上都，随同前往的有国相李藏用。此人对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出席中国诗人的文会，被誉为鸭绿江头老谪仙（王恽《赠高丽乐轩李参政甥朴学士》，《秋涧文集》卷22）。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其诗集《益斋乱稿》，被认为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高丽史》卷110《李齐贤传》）。
元代，日本商船来中国的很多。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四十五年中，就有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朝（木官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本）。元朝和日本两国僧人互相访问极为频繁，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220余人。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影响不小。日本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视。元代文人的诗画得到当时日本文人的赞赏（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卷9）。僧人，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被邀请到日本传授禅宗学说。僧人妙慈弘济大师(1247-1317年)，浙江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俗姓胡，号一山，法名一宁，幼年出家，学于天台山，修学禅宗临济宗，后住补陀山(今浙江普陀山)，学识渊博，精研佛典，兼通儒、道、百家，尤擅书法。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特授其为江浙释教总统，奉命出使日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乘日本商船抵达博多，前往镰仓，先后住持建长、圆觉等寺。俊宇多天皇召住京都南禅寺。居日本19年，传授禅宗学说，日本称为一山派。圆寂后，日本天皇特赠国师封号。一生中著有《语录》。妙慈弘济大师把程朱理学传到日本，他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是日本理学先驱。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期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思想武器。
二、东南亚和南亚诸国
（一）中南半岛诸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缅国，与元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元朝曾向这些地区进兵侵掠，但彼此之间的移民与商贩仍往来不息。
关于元朝东征日本的问题。
我不同意以上说法！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两次东征开始,又以元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因此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军事上的征服和反征服为主。本文重点论述元朝与日本的战争关系始末和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原因。
一自从唐代武宗灭佛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向日本政府派遣使者,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三年(公元1267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在国书中,忽必烈希望元朝与日本“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可见忽必烈以委婉的语气表达了如果日本拒绝投降元朝,元朝将用兵日本的意图。国信使黑的等借道高丽,在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等导诏使的陪同下前往日本,但“不至而还。”因为高丽人以汹涌的海洋和恶劣的气候为借口,威胁蒙古使节,迫使他们没有到达日本就返回中国。实际上高丽人劝阻蒙古使者前往日本的真正意图在于:如果元朝出兵日本,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为此,忽必烈非常不满,他立刻给高丽国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谴责高丽国王作为他的臣民不但不帮助蒙古使节克服困难前往日本,反而劝阻他们返回中国。在忽必烈的压力下,高丽国王在忽必烈于至元三年(公元1268年)第二次派遣使节去日本时,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和帮助。这一次蒙古使节顺利地到达日本大宰府。他们按照忽必烈的吩咐希望日本“派遣纳贡使节。”当时日本执政者为镰仓幕府,他们“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朝廷,同时拒绝这一要求,并令使者回国。”蒙古使节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于返回的路上掳走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忽必烈此时因蒙古与南宋战事紧张都无法分出兵力东征日本,因此他仍希望以和平手段压制日本政府就范,从而奴役整个日本大和民族。于是他释放了塔二郎、弥二郎,告诉他们:“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并让他们带去给日本国的信。但仍与前几次一样没有任何回音。后来忽必烈又三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如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云云。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如井上靖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以船舰九百艘、士兵三万三千人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二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日本历史称此次战役为文永之役)。美国蒙古史研究者罗莎比的记载则与井上靖相似,他写道,“尽管日本人得知蒙古军队已经出发,但他们的准备仍不完备……他们的武器也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尽管他们在前几夜的战斗中失利,但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可见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便以失败而告终。这在蒙古兴起以后的战争史中是不多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被彻底粉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他几乎不相信战无不胜的蒙古人能败在小小的日本国手下。为了挽回蒙古人的面子,他决心与这个岛国周旋到底。但由于消灭南宋的战争正进入关键时期,因此他再次派遣“礼部侍郎桂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往使,复致书。”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并加宽了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海防线,处死了忽必烈派遣的使节。”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朝廷。因为蒙古人认为斩除使者是对他们最大的污辱。早在公元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极大愤怒,结果爆发了蒙古军队第一次西征。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江南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音译,指平户)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26]。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理财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遭到臣僚们的不断攻击,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朝廷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蒙古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蒙古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我想知道元朝为什么没有把日本搞定呢
元朝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元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元朝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元朝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元朝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元朝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元朝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其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