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安是在下狱以后为求活命而写信给司马迁,请求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已开托,因而说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其实是任安在用曲笔请求司马迁。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

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

任安给司马迁的写信的诉求是什么

推举贤能、引荐人才。

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直到任安入狱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人。历史上因与司马迁的互通信款而闻名。

人物简介

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在几年前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直到任安入狱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作者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饱满的感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文章发语酸楚沉痛,笔端饱含感情,是一篇不可多得奇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全文结构严谨,层次井然,前后照应;说理和叙事融为一体,清晰透辟;语言丰富而生动,句子或长或短,以排比、对偶句穿插其间,使文章更富于感情色彩。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

任安在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汉武帝晚年信任重臣江充。江充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起兵讨江充,兵败后自杀。刘据起兵时,任安接受了他的命令,因而被判处死刑。

任安在狱中时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替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他鉴于以往的教训,认为即使自己出面援救也无济于事。所以很为难,久久没有作复。只是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才写了这封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详细述说了自己清白无辜而蒙冤的不幸遭遇,着力抒发了惨遭宫刑之后蒙羞含辱的愤懑;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喜怒无常,是非不明、贤愚不分的昏庸;同时他又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

扩展资料

《报任安书》表面上是为任安写回信,但对任安让他“推贤进士”只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向好友任安倾诉自己无比激愤的心情。向任安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地流露出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此文之奇,首先表现在气势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在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在它的纵横捭阖,波澜起伏。

作者是坦率的,内心的矛盾又是十分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三言两语又说不清楚,所以他就一一道来;此文之奇还在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行文流畅,语言生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报任安书

关于<报任安书>的资料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报任安书》原文较长,选作课文时作了删节。原文开头述对方来信之意和自己回信迟的原因,为保持课文的相对完整性,仅删去说明回信迟的原因这一部分。以下先说自己是“刑余之人”,“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因而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格,婉言谢绝任安的要求,然后详述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获罪的经过。这一段内容其实是表白自己之所以不能为任安辩白,并不是由于缺乏仗义执言的勇气,自己曾为李陵辩护就是明证。这部分是下文的铺垫,因为过长,只好删去。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对这封信的评价是:“幽而发愤,书亦信矣。”颜师古注:“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课文节选信的下半部分,就是为了突出“幽而发愤”“自陈己志”这个主题。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三层。
第1层,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
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穽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译文
太史公、愿为您效犬马之劳的司马迁谨向您再拜致意。少卿足下:往日承蒙您写信给我,教导我务必慎重地待人接物,并推荐贤能之士。情意十分诚恳,似乎是抱怨我没有照你说的那样去做,而附和俗人的看法。我并非如此。请允许我谈谈自己固塞而鄙陋的想法。长时间没有答复你,希望你不要责怪。
我的先人,没有获得丹书、铁券那样的特大功勋,所从事的是起草文书、编写史料、记录天象、制定律历的工作,(其职位)接近于占卜之官和太祝之间,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当成乐师、优伶一样畜养的人,为流俗所轻视。假使我受到法律制裁被处死刑,就像九头牛身上失去一根毛一样,跟蝼蚁(之死)有什么不同?而世人又不会将我与能死节的人同等看待,只认为我智力穷尽,罪过极大,不能自己解脱,终于去死而已。为什么呢?这是自己平素所从事的职务所处的地位促成的。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要轻,这是由于应用死节的地方不同的缘故。最上一等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辱没自己,其次是颜面上不受辱,其次是辞令上不受辱,其次是被囚系受辱,其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挨打受辱,其次是剃掉头发、以铁索束颈受辱,其次是毁伤肌肤、断残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遭腐刑,到极点了!《礼记》中说:“对大夫不能用刑。”这是说士人不可不保持(自己的)节操。猛虎在深山(的时候),所有的野兽都非常害怕它;待到被关进笼子里或落入陷阱之中,(却)摇尾(向人)讨吃的,这是(人)以威力逐步制服了它的结果。所以,对士人来说,(即使是)在地上画一座牢狱,那情势也叫人不敢进去;(即使是)一个木制的狱吏,也不敢跟它对质,必须在遇刑前自杀(以免受辱)。现在手和脚都被刑具束缚起来,脱掉衣服,接受杖责,关闭在四面墙壁之中。在这个时候,看见狱吏就以头碰地,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为什么呢?这(也)是以威力制约逐步发展的结果啊。待到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说不受辱,不过是所谓“脸皮厚”罢了,哪里说得上尊贵呢?再说,西伯是一方诸侯之长,(却)被囚禁在里;李斯是丞相,备受五刑的处置;淮阴侯韩信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都曾高坐在王位上称孤道寡,(后来)又都被捕入狱;绛侯周勃诛杀吕氏党羽,权力之大超过了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后来被囚禁在特设的监狱“请室”之中;魏其侯窦婴曾任大将,后来也穿上了罪人衣服,手、脚、脖子上都加了刑具;项羽的大将季布,后来剃光了头,以铁圈束颈当了朱家的奴隶;灌夫曾在拘留室里受到侮辱。这些人都身居王侯将相的地位,邻近国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声,一旦有罪受到法律制裁,而不能自杀。落入微尘一般轻贱的境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由此说来,勇敢或怯懦,坚强或软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遇刑前就自杀,因而渐渐志气衰微,待到受杖刑,这才想到要死于名节,离名节不是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施刑很慎重,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啊。
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不贪生厌死的,(难免要)怀念父母和妻子儿女;至于为正义和公理所激奋的人,则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有所不得已的缘故。现在我不幸,早年失去了父母,(又)没有亲兄弟,独自一人,至于对妻子儿女怎么样,少卿是看得出来的吧?况且勇士不一定死于名节,而怯懦的人仰慕道义,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勉励自己不受辱。我虽然怯懦,想苟全性命,却很懂得舍生取义的道理,何至于甘心接受绳捆索绑的侮辱呢!再说,奴婢侍妾一类人,尚且能自杀(而不受辱),何况我是不得已啊?我之所以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情愿被囚禁在粪土一般的牢狱之中,是因为我的心愿尚未完全实现,耻于默默无闻而死,而文采不能显露给后世的人们。
古代拥有财富、尊位而姓名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为后人所称道。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不自量力,近来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无用的言辞上,搜集世上散失的文献,粗略地考证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统观他们由始至终的过程,考查他们成功、失败、兴起、衰败的规律,上起轩辕黄帝,下到如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想用来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规律,弄清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成就一家的学说。(此书)已经起草,尚未完成,就碰上这桩祸事,惋惜它没有写成,因此宁愿接受宫刑而没有怨怒的表情。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我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到杀戮,哪里有悔恨呢!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况且,在负罪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身处卑贱,受到的非议和指责也就很多。我因为(对皇帝)说话(不谨慎)而遭到这桩祸事,深深地被邻里同乡所耻笑,以致先人蒙受污辱,还有什么颜面再为父母扫墓呢?即使再过一百代,也只是耻辱更甚而已!因此我心思重重,极为痛苦,在家时总是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外时又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每想到这桩奇耻大辱,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将衣湿透!我现在身为皇宫里的小臣,怎么能离开皇宫去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所以,我只好随波逐流,按照时代的风气行事,用来抒发内心的悲愤。如今少卿却教导我推荐贤能之士,这岂不跟我私下的愿望相违背吗?尽管我(也)想打扮自己,用美妙的言辞粉饰自己,可这对世俗没有好处,不能取信于人,恰恰是只能招致侮辱罢了。总之,到死的那一天,然后是非才会有个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只能)简略地说说一些固塞而鄙陋的想法。谨再次致意。

关于《报任安书》的介绍 要全 谢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捕下狱,惨遭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看,这是宫中的机要职务,实际上却是以一个宦者的身份在内廷侍候,为一般士大夫所鄙视。在这期间,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出于以往的沉痛教训和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司马迁觉得实在难以按任安的话去做,所以一直没有复信。后来,任安以重罪入狱,司马迁担心任安一旦被处死,就会永远失去给他回信的机会,使他抱憾终生,同时自己也无法向老朋友一抒胸中的积愤,于是写下了这篇《报任安书》。
在文中,司马迁以极为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表现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文章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报任安书》被称为“天下奇文”是当之无愧的,它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一个奇人的奇伟情操,它在行文、语言上纵横开阖,笔法雄健,让人千年后仍能想见司马迁的为人,理解他、敬佩他,并为他一洒同情之泪。

简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特点

简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特点:《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起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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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报任安书》本篇选自《汉书·司马迁传》。当时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宫刑,出狱以后,任中书令的任安曾写信给他,要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司马迁满怀悲愤地写了这封回信,其表层意思在于说明自己“身残处秽”,不能像任安所希望的那样“推贤进士”;其深层目的,则是将自己的满腔愤懑与一片无可诉说之心,向行将就死的朋友尽情倾诉。在信中,他诉说了自己不能荐举天下豪俊的苦衷,叙述了李陵事件的始末,遭受宫刑的原由,受刑屈辱的过程,对汉朝是非不分、忠奸不辨、严刑峻法、苛暴寡恩等,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继而剖析了自己隐忍苟活,创作《史记》,以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抱负。
《报任安书》一文可谓涵盖了司马迁一生的悲剧。司马迁之悲,首先在于自己身陷李陵事件,拳拳之忠不获明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终受奇耻大辱。
此外,司马迁一向鄙视争利之人,忻慕奔义之士,以为“祸莫僭于欲利”。然而当他身被极刑之际,却“欲利”以求自赎,此何尝不是太史公之悲?司马迁渴望知己,憧憬为知己献身的壮举,然世俗之人皆以市道相交、以权势相合,故自己身陷囹圄而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此何尝不是太史公之悲?人海茫茫,然其浩渺心事竟无人可诉说,此何尝不是太史公之悲?
尽管悲慨若此,文中也依然激荡着太史公满腔的豪气。他深明死并不难,难的是死得其所,古代生前富贵而死后声名磨灭的人不可胜数,只有那些卓越、杰出的人物才为后世传颂。太史公要像后者一样,通过编撰《史记》来让自己的整个精神生命贯注、凝固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形式。时至今日,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剩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太史公的《史记》,则光芒万丈,流芳百世。

狱中的任安为什么会拜托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求情呢?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代表文章,“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出自于此。任安因为“巫蛊之乱”而被下狱处死,临行前拜托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求情,这才有了《报任安书》。


不过奇怪的是,司马迁此前已经因为触怒汉武帝而被处以宫刑。他与汉武帝的关系应该是恶化了,以至于《史记》有“谤书”之名。既然如此,任安为什么还要拜托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求情呢?


汉武帝一生推行多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内(中)外朝”。内朝以尚书台的顾问秘书为主,外朝则以三公九卿为主。汉武帝将中央的决策大权交给内朝,执行权则交给外朝,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随着年龄增大和精力衰退,汉武帝晚年对内朝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很难天天都与内朝议论朝政。于是汉武帝专门设置“中书令(中书谒者令)”一职来负责皇帝与内朝以及部分外朝官员的联络和沟通。


因为中书令的日常办公地是在宫里,所以中书令多由宦官担任,类似于明朝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到了西汉后期,中书令甚至搞起了宦官专权。根据史书记载,汉武帝任命的第一位中书令就是司马迁。


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面前,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搞宦官专权。但因为中书令是汉武帝与内外朝官员联络沟通的主要渠道,所以中书令司马迁仍然是能经常见到汉武帝并得到汉武帝很大信任的亲近之臣。


正因如此,被关在狱中并面临死刑的任安才会拜托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求情,因为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确实有条件在汉武帝面前说上话。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司马迁最终还是拒绝为任安求情。

《史记》,为什么还要在其中提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田叔列传》中附有褚先生补记的《任安传》。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关于此信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
报任安书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起伏迭岩。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报任安书原载《汉书·司马迁传》,后又收入《文选》,两书文字略有出入。

为什么<报任安书>这封信能产生如此深远巨大的思想震撼力?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生前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如文中: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
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
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申诉自己遭受大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因为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才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列举受辱的不同层次,说明自己受辱的"极矣",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也会逐渐衰微的,可是他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依然坚强的选择隐忍苟活,是为了完成<<史记>>,例举了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他发现只有对历史和文化作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从而历尽磨难,毫无愠色,为人类作出贡献.
To Be or not to be .死是容易的,可活下来却是沉重且艰巨的,司马迁选择了苟活,即使在巨大的苦难中.他的这种选择在现时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因为他找到了生存意义的本质所在,即他得以实现远大抱负,在这样悲壮的人生中,他还是成功了.
<<报任安书>>通篇情怀慷慨,见识深远,是激切感人的知情之作.司马迁的崇高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深深地震撼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