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丁鹏
4月11日，江苏连云港一村民向极目新闻热线（027-86777777）报料，当地一村多年前向村民收取万余元“铺路费”，承诺将土路修成硬化水泥路，但时至今日，水泥路仍未修成。
对此，涉事村村干部庄先生表示，村里当时确实收取了铺路费，但修水泥路的成本较高，那些钱只够修渣土路。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此前接到过12345关于这一情况的反馈。经了解，确实是村里协调的资金只够修渣土路，他们也在督促村里尽快化解这一矛盾问题。
交费万元，七八年后仍是土路
11日，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四队镇丁圩村民张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大约七八年前，村里向15户村民收取“铺路费”，准备修路。每家根据占地范围不同，收取的金额也不同，张先生家交了1800元，也有的户村民交了1200元、1500元不等，9户共计交了11000余元给村干部庄先生。还有几户村民没有交钱，庄先生当时表示，那几户他负责。
张先生说，当时村干部承诺，将用这笔费用将村民家附近的土路修成硬化水泥路。然而直到现在，这条硬化路没有等来，只等来一条简单铺垫的渣土路，现在几乎又成了土路。
村民反映还没有硬化的道路。（受访者供图）
“道路宽约3米，我们几户交了300米长度的钱。”另一名村民吕女士介绍，村里有5条路，其他4条先后都修成了硬化水泥路，也有没交钱的村民家门前也通上了硬化路。反而他们这些交了钱的，门口的路还没有修，出行十分不便。
极目新闻记者从村民发来的照片上看到，他们反映的道路是一条乡间小路，道路上还布满了雨后留下的车辙印，两侧则是农田。
村干部：当年收的钱只够修渣土路
4月11日，极目新闻记者致电上述丁圩村村干部庄先生，他表示，此事大约发生在2015年，当时确实收了9户村民1万多元，但都是村民自愿交的。村里也用碎砖、石子、石粉对道路进行了整修，铺了一条渣土路。
“1万多块钱只能修渣土路，硬化需要十五六万元。”庄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村里土路大多修成了硬化路，走的是一事一议的程序，由国家出一部分资金，镇里也出一部分资金。现在村里还有约800米的路段没有修，村里确实没有能力。此次村民提到的300米道路，就是这800米中的一段。
为何这800米路没有走一事一议程序进行硬化？庄先生表示，“这条路现在如果硬化，村民还需再筹一部分资金。”
村里已经硬化的道路。（受访者供图）
多名村民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当时庄先生收钱时承诺的就是修硬化水泥路，如果是渣土路，他们自己就能修，还花不了那么多钱。
四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关于此事，他们也曾收到过当地12345热线反馈的情况。当时，村里有一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项目，有一部分道路涉及了，铺了硬化路。另外一部分道路不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但村民也要求铺设硬化路，于是村里协调了十几户村民收取“铺路费”。结果只收到9户的钱，这钱不够修硬化路，村里面就修了渣土路。目前，镇里也只能督促村里尽快化解这一矛盾。
（来源：极目新闻）
农村硬化路水泥路要我们各家出钱，合理吗？
前几年老家农村的道路都还是泥巴里，后来国家“村村通”道路工程实施之后，有了国家拨款，从镇上到村部终于修建了一条像样的水泥路。村村通是国家的政策，不需要农民们掏钱，但是只修到村里的几条主干道，不能直接到村民们家门口。
以前都是泥巴路的时候没觉得，现在走一段水泥路，再走一段泥巴路到家门口，村民们肯定都感受到了不一样。于是乎有村民就跟村委会提意见了：既然修路国家都有拨款，为啥不修到咱们家门口呢？村委会的解释是这样的：国家是有拨款修路，但不是所有的资金都是国家出。如果村里的道路需要直通到户，这部分修路的费用是需要村委会及村民个人承担的。
听说水泥路修到自家门口还要自己掏钱，很多村民们就不乐意了。有很多村民都是这样的想法，既然国家都投钱修路了，也不差这一点点修路到家门口的钱，怀疑补贴的钱都被村干部私吞了。村委会开大会的时候，对于让村民们集资修路的说法，不同村民也是不一样的声音。大部分人都是不同意交钱的，有的人说自己在外打工一年回来不了几次，有人觉得这钱就该政府出，自己不愿意掏一分，还有的人觉得村干部就应该多交，普通农民要少交。反正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带头交钱，所以修路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终有两个在外经商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年轻人自愿捐款1000元，然后大家每户只需要交200元就能凑够修路的钱了。有人带了头，大家也都积极响应，很快资金到位路也就修好了。
在这里小编要说明一点，农村修路不予补贴的资金可以由社会上的企业家采取捐赠的方式来集资，如果有人捐助的话，村民承担的部分就少多了。而如果没有人捐助，村民就需要承担更多的修路资金，所以不同地方修路需要村民集资的资金也是不一样的。
在小编看来，农村修路到户，向村民收取一定的费用也是合理的。但是修不修路、交不交这钱都得由村民自己说了算，村委会无权强制收取这笔费用。考虑到修路到自己门口各种方便，大部分村民都还是愿意掏这笔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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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硬化必须由农民个人出钱吗？如是不出的在农民土地款里边扣除，且比应交的多扣一百，这合法
1、农村公路硬化可以由农民个人出钱，这属于一事一议的范畴。如果经过法定程序决定由农民个人出钱的，对于不出钱的农民，可以从土地款中扣除，但不能比应交的款多扣。
2、农村公路硬化，可以由政府补助，也可以由集体资金承担。在没有政府补助或者政府补助不足，集体也没有资金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一事一议的方法筹集资金。
3、一事一议是指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乡统筹和改革村提留，原由乡统筹和村提留中开支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道路修建、植树造林、农业综合开发有关的土地治理项目和村民认为需要兴办的集体生产生活等其他公益事业项目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采取“一事一议”的筹集办法。
4、进行一事一议，必须遵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或者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绝不能由村委会决定，更不能由村干部决定。如果是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并形成决议的，全体村民应当执行。对于不出钱的农民，可以从土地款中扣除，但只能扣除其应交的数额，比应交数额多扣一百，是不合法的。
村干部对村民土地纠纷不及时来处理怎么办
可以联系当地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或司法所调解，也可以直接起诉。当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是指乡镇级政府的国土所或是农经站，不同地区管辖权限不一样，具体得到当地政府咨询。
法律分析
1、医疗费：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2、误工费：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3、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4、交通费：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5、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6、营养费：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7、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我们村干部在收钱修路，作为村民要不要交？
现在农村和以往有所不同，以往农村特别破旧，道路坑坑洼洼。现在的农村生活环境以及村子里的基础设施都很完善，这也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之前村子里家家户户都骑自行车外出，现在都换成了小汽车。在很早的时候，村子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下雨天出门会踩很多泥，村干部会组织村民出资铺设水泥路。
村民听说要铺水泥路，即使自己要出资也会觉得很开心，会积极响应村干部的号召，觉得这是为了村子里的发展也方便自己出入，没有什么怨言。现在的农村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环境更美好。如果农村还依旧是破旧的小路，那么国家就会承担修路的费用，村干部也不会再向村民收费。如果村干部收钱修路，作为村民不应该交。
很多人都知道公路村村通这个政策已经开展了较长时间，修路的费用是国家承担的，根本不需要村民支付。如果村干部打着修路的旗帜，管村民收钱，村民有权利拒绝。村民根本就不需要出资，因为施工队伍是政府选定，费用也是由政府承担。村民只需要将自家门口路面清理干净，不要添加障碍就可以。
村干部是不可以收取村民任何费用的，如果村干部强行收费，那么村民就要直接拒绝。这些费用是国家承担，和村干部没有关系，如果村干部还管村民收费，村民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村干部向村民收费，必须要有政府下达的指令才可以，还需要有明确批文。如果村干部拿不出这些证据，那么就不要随意交钱。有些村干部是拿着修路的幌子非法捞钱，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
最近几年你的家乡在发展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什么？
从我们对39个行政村和165个农户、村干部访谈的情况来看，当前乡村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产业基础仍不牢固。24名调查人员认为，缺乏产业支撑是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最突出问题，除了影响农民收入外，更造成村集体经济孱弱，影响基层治理效果；71名受访农民反映，粮食价格相对较低，发展种养业风险较大，同时农田水利的“毛细血管”设施落后，期望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21名村干部反映，由于集体经济薄弱，难以支撑日常支出，更无力改善农民生活和基础设施。
1.种植业比较效益低。一是种粮效益相对较低。山东聊城某村村民算了一笔账，现在人均耕地不到2亩，一年小麦、玉米各种一季，算下来每亩地纯利也就1000元左右，加上政府给的每亩小麦补贴125元，总的收益不到1200元，三口之家靠种地一年的收入也就5000元冒头，“还不如一个人在建筑队干两个月小工挣得多”。二是经济作物种植效益也在下降。山东潍坊某村村民反映，山楂、苹果是当地的特色经济作物，近年来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但种植成本却在随着农资价格上涨不断提高，“现在一瓶500毫升的农药卖20多元钱，而在2018年卖17元左右，2016年才卖14元左右；2015年1.2元一斤的氮磷钾复合肥，现在卖到了1.8—2元，每年涨价都在10%左右。”
2.年轻农民离土离乡较多，种地者趋向老龄化。由于种粮难以致富，而且劳作辛苦，农民不再将种地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城打工。根据调查人员的观察，在田间劳作的人员普遍在50岁以上；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青壮年外出务工比例已经超过80%。四川遂宁某村现有村民1613人，其中18—60岁的880人，外出打工的就有730人，村里几乎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同时由于农业效益不高，灌溉及机械化操作不便，该村2331亩耕地仅有690亩还在耕种，撂荒地多。留在农村的农民大多年龄偏大，虽然仍怀着对土地的感情在耕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下降，种粮的精细化程度也不如以前。
3.水利设施不够完善。这次调研的村庄，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仅有27.8%，仍在使用水泵沟渠等传统灌溉方式的村庄占86.1%，其中41.7%的村庄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内蒙古丰镇某村共有1.2万亩耕地，由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部分已经毁损，现在只有300多亩地能够浇上水，而且也是采取传统漫灌的方式。同时，承包土地按地力等级分配，零星分散，农民对修建水利设施投入积极性不高。
4.农业经营风险较大。据了解，当前农业生产尤其是一些特色种植和养殖项目，特别容易受自然灾害、市场行情、疫病等因素影响，而相应的保险保障措施还不健全，“一旦遇到风险，几年都翻不了身”。一是突发事件难以承受。比如今年春节以来鸡蛋价格不断下滑，养殖户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受疫情的影响，鸡蛋运输受阻、工厂学校停产停学需求量大减等，造成鸡蛋严重积压，供大于求。调查期间鸡蛋价格约为2.4元/斤，饲料成本约1.22元/斤，按照每2斤饲料会生产1斤鸡蛋估算，每产一斤鸡蛋就要亏4分钱。二是市场变化难以把握。农民对市场信息不灵敏，不会过多考虑市场变化和供需矛盾，加上没有稳定的产销对接，往往只能跟在“市场的后面”。江西九江某村民在前几年小龙虾价格上涨时，觉得有利可图，跟着投入30多万元开展小龙虾养殖，而这几年小龙虾价格低迷，受供大于求和疫情运输影响一跌再跌，连续两年亏损近20万元。三是人为因素难以抗拒。近几年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对养殖业出台了一些规范措施，但在基层执行中存在“一刀切”，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关闭。河南信阳有养殖户反映，前几年当地政府鼓励发展养殖业，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了养殖场，手续证件齐全。但后来因环保需要被划为禁养区，养殖场被强拆，虽有补贴，但只有21.6万元，不及成本的五分之一。
（二）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还比较多。39名调查人员中有17名提到，由于农村建设缺乏规划，导致人居环境改善难度加大，尤其是污水不能有效处理较为突出；48名受访农户和村干部同样反映了污水处理问题，同时对农村道路拓宽、亮化需求迫切。
1.农村建设缺乏规划。现有村落格局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原来村民住房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简单地履行一个报批手续，建多大面积、建什么式样房屋没有规划，没有专门部门管，加上每家农户的经济实力不一样，一旦房子建好以后就无法改变。此外，农村乱搭乱建的现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因素导致村庄建设格局较为混乱，地下管网线等基础设施无法规范铺设，加大了人居环境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
2.污水集中处理较难。绝大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还没有提上日程，这是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突出短板和弱项。主要原因是村民居住分散，铺设管网长，投资太大，污水处理厂的规模效应和经济可行性都达不到要求。江西九江某村厕改完成后，产生的污水大多采用每户安装一个小化粪池的方式进行处理，降解后的污水随雨水流入池塘和港堰，最后流入鄱阳湖，严重污染水系。而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仅管道造价就要300元/米，完成村内污水处理需要投入200万—300万元，资金来源难以落实。同时，目前农村土地基本分给了农民，集体机动土地相对较少，项目设施在哪里建也是一个问题。
3.农村交通跟不上发展步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用车、小轿车已经成为大部分农民生产生活工具，对道路交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安徽合肥某村通村公路已全部硬化，但村内到各村民小组的道路只有主路硬化，不能全部硬化到户，且硬化路面只有3.5米宽，两车不能相错，带来很大不便。过去农村车辆少，问题不明显；现在车辆多了，问题变得突出，村民反映强烈。还有，作为两县交界的一些村庄，与另一县的村庄道路连通不上，“断头路”和“最后一公里”问题较多。另外，部分受访村民希望在乡村道路加装路灯，解决夜间出行安全问题。
（三）农村民生保障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43名受访农民和村干部反映农民收入不够稳定，认为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水平相比城市差距较大。
1.农民收入不够稳定。总的看，农民种粮效益较低，农业经营风险较大，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营收益增长。而外出务工的农民能力参差不齐，多数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缺乏技术和技能，往往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影响下，很多反映“活不好找”，“有活了也不稳定”，务工收入难以保障。贵州铜仁某村民家的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近三年平均家庭收入为15433元，但受今年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预计家庭收入减少过半。
2.社会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由于负担能力相对较低，大多数农民在参加养老保险时普遍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到龄后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养老金，与农村实际生活开支相比保障水平过低。河南信阳某村村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年缴费200元，费用自理，符合条件的村民领取养老金，领取金额105元/月。据村民介绍，养老金只够基本生活保障，“如果有个这事儿那事儿就不够了”。
3.养老设施建设还不能满足需求。当前农村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年轻人大多常年在县外、省外打工，难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农村社会化养老需求越来越多。在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社会化养老机构建在城区，而且接纳人员有限，不能满足农村的养老需求。
（四）农村投入机制有待强化。乡村发展的“钱从哪里来”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调查人员认为当前政府和社会对乡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36名受访村民和村干部则反映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财政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仍需优化。近年来，我国财政涉农资金投入逐年增长，但与农业农村的现状和发展需要相比，总量仍比较有限，各地推进“三农”发展的资金缺口仍比较大。特别是，资金的投入结构还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倾向选择经济条件好、产业发展快、声誉较高的农村给予政策帮扶，资金使用效果仍有待提高。吉林松原某村每年仅有5万元左右的补贴，加上自身集体收入非常有限，使得连村里卫生治理的资金需要都无法满足。反观同属一个乡镇的另一个村庄，则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发展了覆盖养殖屠宰、绿色粮食加工、经济作物加工及出口的多项龙头产业，近年来上级政府的各项支持政策持续向该村倾斜，仅在环境卫生、村容村貌整治、文化建设等工作领域，财政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
2.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需要调整优化。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些城市和工业项目征占用了农民的土地，但补偿金额通常是按照农用地标准确定，农民或村集体往往只得到了每亩几万块钱的补偿款，很少享受到土地的增值收益。调研中，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反映，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财富，希望在土地征占中能把一部分增值收益返还给村集体和农民，让农民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融资难融资贵依然存在。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强烈的融资需求，但由于抵押和担保不足而经常得不到满足。调查人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某村了解到，当地的种粮大户基本都参加了专业合作社，但由于合作社普遍存在经营规模有限、财务制度不健全、缺少有效的抵押资产等，难以从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获得融资。据该村村民介绍，在金融机构融资需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措施，且利率较高，其参加的合作社主要通过缴纳保险获得一定信用额度的方式进行融资，但额度有限，只能量力而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社的经营发展。
（五）乡村治理能力亟需提升。从调研情况看，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源于缺乏有效的乡村治理。20名调查人员认为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34名受访村民同样反映了这个问题；6名村干部认为当前基层干部待遇偏低。
1.基层组织领导力需要加强。党员队伍有待加强，调研村庄的党员总数为2731名，占全体村民的比重为2.3%，远远低于全国党员比例的平均水平。党员结构有待优化，从年龄结构来看，青年党员占比仅为23%；从学历结构看，绝大多数农村党员仅有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村支书平均年龄49岁，除了派驻的第一书记，最高学历为高中。受学识、思想和能力限制，村干部观点相对滞后，缺乏带领乡亲们致富的能力和手段，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同时，随着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对集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弱，与集体的关系也日益淡薄。
2.基层运转经费不足。总的看，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上级财政的拨款也往往不能满足需求，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工作的运转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在调查的村庄中，6个村庄没有任何集体收入，18个村庄依靠财政补助和机动土地发包有微薄收入，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入不敷出，更谈不上改善民生。山东潍坊某村集体资产仅有5亩左右土地和3间办公房，2017至2019年集体收入均不足万元，是周围村子收入最少的。现任村书记在职12年，对这样的情况也是一筹莫展，谈到发展集体经济的困境时坦言道，“咱们村不围城、不沿河，夹在中间，地还少，想做事很难”。村书记和会计对集体的收支算了账，“环卫费、宣传材料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就要交七万元，咱们村每年收入的几千块钱连基本支出都不够”。
由于集体经济相对匮乏，党支部缺乏带领群众致富的必要物质条件，修桥、铺路等社会公益事业无力去办，影响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江西萍乡某村2019年靠着老办公楼租赁收入5000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该村村民反映，村里路灯坏了、路烂了、水田垮了，基本不找村里，找也解决不了；村支书则反映，集体经济家底薄、可用资金少，办事没有抓手，在管理村民中也是一件难事，不服管的情况时有发生。
3.村干部待遇普遍偏低。在调研过程中，很多接受访谈的村“两委”干部都谈到乡村干部任务量大、工资待遇低、上升空间不足等情况。福建福州某村村支书职务补贴每月仅1400元、村主任1300元，会计1000元。而农村干部“人少事杂事多事急”，工作压力非常大，待遇水平与工作强度明显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安徽合肥某村村支部书记介绍，他在村支部、村委工作40多年，按照政策，退休后的待遇却非常低，每月拿不到1000元，退休后的养老生活很难得以保障。
（六）乡村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通过对39个调研村庄的比对分析，我们还发现，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不平衡。在39个行政村中，有资源、有产业或城郊村2个，走在乡村振兴的前列，可称之为相对富裕村；有9个行政村是国定、省定贫困村，通过精准帮扶，已经脱贫；有28个行政村只有耕地和山地，人均占有水平低，种植业特别是粮食作物是主要的产业，这类村比富裕村差，比贫困村好一点，成为了“中间村”。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39个行政村中，有资源禀赋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百万；仅有耕地、山地的中间村，集体经济接近“空壳”，农民收入增长完全依靠外出务工；国定、省定贫困村，通过精准扶贫，集体经济和产业开始建立，有的已经超过了中间村。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平衡。我们调研发现，富裕村普遍是党支部强村，中间村都不同程度存在基层党组织能力不强和软弱涣散的问题。相反，在9个贫困村，都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加强了党支部，领导带动全村实现了脱贫致富和跨越式发展。四是支持政策覆盖不平衡。据了解，当前国家有关支农政策存在“两头多、中间少”的倾向，即对先进村及明星龙头企业的支持政策多，对贫困村及其生产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多，而对一般的中间村及其生产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相对较少，政策覆盖还不够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