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实习记者 何蕊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团队在结构光三维投影芯片的研发中实现突破，并成功在工厂流水线推广应用。因为可以精准投影结构光图案，“火眼”辨物还原物体三维信息，这枚微机电系统微镜芯片将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比如感知快递尺寸实现物流智能分拣、还原犯罪现场三维痕迹、辅助牙医构建牙齿三维模型等。
2022年5月，团队成员曹英超在苏州纳米所使用显微镜检测芯片
无人车间里，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转着。结构庞大的机械臂，一上一下，一抓一拿，精准将零部件定位、抓取、装配、焊接，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机械臂“看得见”的秘密，藏在一枚小巧的微机电系统微镜芯片上。
2022年5月，曹英超在苏州纳米所测试间使用探针台检测完成某步加工工艺的MEMS微镜芯片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我们研发的微机电系统芯片能以高帧率将结构光投影到物体表面，为机器人视觉感知提供精准三维信息，构建广阔视野。在智慧物流、刑侦采集、医疗诊断等领域有望得到广泛应用。”北理工“光芯绘影”学生团队负责人、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硕士张瑞浩说，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芯片依赖进口、国产性能不足。以微镜芯片为突破口，针对现有技术短板不断创新，是团队的科研目标。
2022年6月，光芯绘影团队与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微电子研究院举办了CIMEMS暑期科研实践，为20多名即将入学的新同学提供科创方面的培训。
提高芯片的精度等性能，是团队的重点研发方向。“芯片的核心是一面微反射镜，通过围绕扭转梁在特定角度下转动，高速反射光线从而投影出结构光图案。”微镜芯片设计负责人、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博士曹英超解释，扭转梁在镜面转动时会发生形变，大角度偏转时可能会断裂损坏器件，所以优化扭转梁的结构设计是研发的重要步骤。在该学院教授谢会开的指导下，团队通过数十次工艺验证，最终制作出了承受力第一的扭转梁。曹英超补充：“扭转梁能够承受的应力提高了，微镜的偏转角度也更大，可以让镜面反射出更广的视野。”
2022年7月，张瑞浩在重庆微电子研究院电子实验室进行MEMS微镜芯片的电容式位置检测电路的调试。
团队以微镜芯片为核心，开发出应用在结构光三维成像领域的结构光投影模组，用户可以使用模组搭建自己的三维成像相机。在工业检测领域，三维成像相机能通过对工件的快速三维建模，精准筛选出不合格的残次品，代替人工甄别，提高生产效率。
完成封装工艺的MEMS微镜芯片
目前，芯片已具备量产能力，并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未来，这支学生团队将继续探索微镜芯片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将其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你觉得电子厂流水线操作工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大学生做是什么感受？
回答了:流水线工作确实比较单一，每天在同岗位上工作，拧一颗锣钉，或者点焊一个点，重复着一样工序，如果这种工作能每天，或者一周换一个位置，那就是比较理想，把每个工作顺序做一遍，那对今后的工作就觉得不枯躁，有活力，而且熟悉了整个工作流程。至于大学生做工是什么感受，其实上岗人人都是从O开始，做好了工作，也是实践开始，以理论指导实践，能创新，使质量提升。这样，就是每个人，每个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要转型的前提，做好啦，生产力再得到一个新的飞跃。谢邀!
首先你要知道啥叫流水线，不局限于电子厂。
我先说说自己的经历吧，去电子厂上过两天班，就受不了，走了。第一天还好，上的白班，带班师傅也和气，但是第二天就相当难受了，上的大夜班，带班师傅基本口头说一遍，之后就自己搞，出了许多错，他才过来然后说一句，连这点事都不会干？那一晚之后果断走人了。不是说不能熬夜啥的，也不是不能受气，作为一名大学生，经常熬夜，但是通宵一个月，我个人觉得相当伤身体，尤其是我这种年轻人，完全是对自己身体于不顾，而且我打工受委屈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只为了那点钱，在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地方打工，真是没有必要。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流水线的员工年龄大的有四五十吧，小的有十六七，跟我没什么话题，就算有话题，上班时间似乎也没有什么空闲。很多跟我一样的同龄人甚至比我小的人在这里，但是却显得没有活力与生气，像是受了多少摧残一样，总之给人的感觉跟学校里的同学完全不一样了。
我以前很不赞同一些人说的话 说大学生吃不了苦，受不了累，找工作还挑三拣四，不肯踏踏实实干活，后面我才明白了，你说大学生读了十几年书，去一个不需要学历不需要任何台阶的流水线，跟一群大叔大姐或是那些同辈的但是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沟通，而且熬着大夜干着枯燥无味的工作，作出机器人般的动作。。。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简直毫无意义，毫无收获，毫无营养，甚至有点怀疑人生！我不知道那些跟我差不多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在那里做，也许他们背负了很多压力与无奈，但是，真的我竟然觉得他们可怜，我感觉我似乎都能看到他们的未来了。
最后的想法就是我宁愿去做一个服务员，也不想干流水线，为了那点工资，去一个如此压抑的环境中出卖身体，我做不到，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思想的人是不会甘心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的。当然这仅代表个人观点
流水线的操作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时间也很长。通常还是两班倒的。流水线作业你必须要做得又快又好才能跟得上。工作是相当简单，一天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可以说，学不到技术，没啥前途。消耗的就是体力，时间。没什么学历，不喜欢挑战性工作的可以做，简单容易上手。大学生，不建议做这份工作。也不建议年轻人做这种机械性的工作，人都会做成傻子。当然，如果是过渡，短时间生活需要，可以做着，不建议长期做。
大学生可以选择一些，销售方面的工作，技术工种，售后服务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相对而言，有上升空间，可以锻炼你的 社会 能力，边工作边学习，多点历练 。口才好，有能力的，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强的，可以考虑做管理。
没有在电子厂里工作过
有一年大学暑假，在宜兴的文具厂做了两个月的兼职，不断重复机械性的动作就是每天的工作，两个人看一台制作胶水筒的机器，跟我一起的是一个河南的小姑娘，刚高中毕业。
他们这一批高中生都不吃惯米饭，所以食堂给他们准备了馒头。
我跟其他同学住的地方是一个宾馆改造过的宿舍，四个人一间，有空调，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下班回来，洗个澡，然后开着空调，打牌或者吹牛。
这种流水线的工作比较适合学历不高，又想有稳定工作的人，不用跟人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大学生刚从沉闷的高中生活缓过来，很难适应这种同样沉闷机械性的工作。在找到其他类型的工作之前，在流水线工厂缓冲一下，还是不错的，体验一下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工作。
笔者虽然没有做过流水线操作工，但有在流水线类型公司呆过。也经常有接触流水线操作工。流水线操作工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 机械运动、眼疾手快、停不下来、腰酸背痛、何时到点……
机械运动:每分每秒，每天每月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手势、姿势，如同机械人一般娴熟的操作着每个流程和作业；
眼疾手快:流水线一般都一个人一个部位，一个工序，每道工序做完流到下一道，意味着每个岗位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自己负责的工序，否则流不到下一道工序，同时也会积压很多半成品到自己工位上，工位多了产品也容纳不了，变成你时时刻刻必须眼睛盯着产品，手中不能停下来；
停不下来:很多做流水线的要不就是单个计件，要不就是集体计件，无论哪种计薪方式，都是要靠双手创造收入，手脚越快收入越高。同时如果集体计件你不快都不行，大家都眼睛盯着你呢。
腰酸背痛:由于长时间重复同样的动作，时间久了骨头酸麻、肌肉僵硬、手脚疼痛，自然身体也有出现一些症状了；
何时到头:一般操作流水线的工人，上班时间都比较长，8小时是基础时间，10个小时是常见上班时间，12小时也是比比皆是。作为流水线工人每天高强度、长时间工作，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从一上班就盼望着下班，每时每刻都是一种煎熬和折磨。所以大部分从事过流水线的操作工应该都有心里在默念:什么时候下班啊，何时下班呀…….
以上是我总结的流水线操作工现状，试问大学生能坚持下来吗?能从事这份工作吗? 我表示怀疑。现在大学生大部分是独身子女居多，他们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而且他们读了一个大学，他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会去车间做流水线操作工的。哪怕在家做啃老一族都不会。
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一定就是电子厂才有，只要是固定的产品配件，都可以设计成流水线形式，进行重复的动作。由于生产线的智能化程度不够，为了降低生产线的成本，使用人工投入生产环节，也就是说，流水线操作工在这个时候，是被当做机器的一部分。
大学毕业生做这项工作不能体现价值，不见得比小学毕业生做得好。在国内的工厂里面，劳动力的人工成本比较低，所以不建议大学生进行此类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是不需要什么学历的，有些还是十几岁的童工。只需要稍微培训一下就可以马上工作了。这种工作也非常的简单，把一个产品分成几十道工序来安装，工人围着安装台站着，每个工人负责其中的一道工序。装好的部件通过传送带传到下一个工序，比如装垫圈的人就一直在装垫圈，装好之后就送到下一个人那里。工人们通常要一直站着或者坐着干几个小时的活，中途如果要上厕所，需要向拉长申请，获得批准才能去，去厕所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会影响下一道工序的生产。
这种工作都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有些工作已经被机器手替代了，暂时还不能被替代的工作还需要工人去完成。工作虽然看起来不累，但是工作时间一般每天要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天下来还是很累。
我不赞成大学生去做这种工作。一般大学生去工厂都是从事一些技术相关的工作，比如设计图纸等等。工厂一般会安排大学生去车间实习一段时间，主要是了解工厂生产的流程，一般也不会让大学生去从事流水线上的工作，否则有些大材小用了。
大学生如果从事这种工作，首先得不到有效的工作经验，未来也没有太大的发展。流水线造成了工人之间无法交流，把人变成机器，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不利于身心的 健康 。
我有一个侄子也在南方某一个电子厂干过，用他的话来说，在这种流水线里工作根本学不到任何技术，只是每天重复了一个单一的工作程序而已。
如果 每天能从工作中学到一定的技术，对自己以后跳槽或者是成长有一定的作用的话，这份工作还算是可以的， 可是事实跟这根本就不一样。
而且这种工作枯燥乏味，而且还没有任何活力， 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勉强的在那应付着每天的单一的工作而已，很多人在那里工作没有超过一年的。
每个人从事一份工作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重塑， 只有在工作中重新的认识到自己，才能够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可是电子厂流水线的工作确实不敢恭维。
尤其是那些大学生，如果在那里干的时间长了就会感到， 自己有一些大材小用的感觉，甚至干的时间长了，自己还会变得十分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的道路在哪里。
所以说无论任何人从事电子厂流水线的工作，你只能够把这些工作当成一种过渡， 如果想在这种工作中干一辈子，那是不可能的，你的体力和精力也经不起这样消耗。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这个问题要认识到自己， 无论干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前景规划，不能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家庭的负责任。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
我国第一台半导体大型体计算机是？
中国计算50年
——中国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创业历程及领路人
(2006-09-11 16:18:31)
■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高庆狮
编者按： 一转眼，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在《计算机世界》纪念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50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这50年里，有太多激动人心的创举出现，也有太多令人黯然的无奈穿过。
几代大师为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更多人为了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前行奋发图强。为此，我们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高庆狮撰写此文，以纪念过往、庆祝成就，同时也警醒现状、激励未来。
50年风雨之后，为了寻求ICT的融合和计算领域的更大发展，中国正在积极酝酿更好的政策环境。2006年8月29日，全国信息产业科技创新会议在京召开。
自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与计算机最邻近领域的数学和物理界的共和国泰斗、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教授，十分关注这一新技术如何在国内发展。
中国诞生计算机
从1951年起，国内外和计算机领域相近的其他领域人才，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工程师和博士，不断转入到该行业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和钱三强领导的中科院物理所里，其中包括国际电路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培肃博士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士飞博士。
他们积极推动，把发展计算机列入12年发展规划。
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和北大的党政人员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国际会议，到前苏联“取经”，为我国制定12年规划的计算机部分做技术准备。当时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后来都参加了12年规划。此外，范新弼、夏培肃和蒋士飞也加入规划制定中。在随后制定的12年规划中，确定了中国要研制计算机，并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等四个研究所。
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计算数学训练班的学生有幸听到了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和董铁宝教授讲课。钱学森教授在当时已经是国际控制论的权威专家，而董铁宝教授在美国已经有过3～4年的编程经验，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真正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当时我也是学生之一。
钱学森的数学功底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学的数学的所有课程，而且运用自如，我们作为北大数学系学生，对此感到十分钦佩。同时，钱学森教授也帮助我们具体了解到，数学如何应用到实际物理世界中。
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导研发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并于1958年交付使用。参与研发的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随后，由总参张效祥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在1959年也交付使用，骨干有金怡濂，苏东庄，刘锡刚，姚锡珊，周锡令等人。其中，磁心存储器是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的。在104机上建立的、由仲萃豪和董韫美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则在1961年试验成功（Fortran型）。
国防是首要服务对象
在任何先进国家，计算机的发展首先都是为国防服务，应用于国家战略部署上，中国也不例外。1958年，北京大学张世龙领导包括当时作为学生的王选在内的北大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亲自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机器。随后，张世龙带领北大师生（包括王选和许卓群在内），立即投入北大自行设计的“红旗”计算机研制工作，当时设定的目标比前苏联专家帮助研制的104机还高，并于1962年试算成功。但是由于搬迁和文革的干扰，搬迁后“红旗”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和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合作，自行设计了“901”海军计算机，并交付海军使用。在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空军机载计算机也交付空军使用。随后，柳克俊领导的国产晶体管军用的计算机，也在1961年交付海军使用。
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也前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些自行设计、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
1964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吴几康、范新弼领导的自行设计119机（通用浮点44二进制位、每秒 5万次）也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大型通用计算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领域，119机虽不能说明中国具有极高水平，但是仍然能表明，中国有能力实现“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这个伟大目标。
在119机上建立的，是董韫美领导的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该系统在1965年交付使用（Algol型），后来移植到109丙机上继续起作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系慈云桂教授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441B（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在1964年研制成功，骨干人员包括康鹏等人。1965年，441B机改进为计算速度每秒两万次。
与此同时，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蒋士飞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也在1965年交付使用。为了发展“两弹一星”工程，1967年，由中科院计算机所蒋士飞领导，自行设计专为两弹一星服务的计算机109丙机，并交付使用，骨干有沈亚城、梁吟藻等人。两台109丙机分别安装在二机部供核弹研究用和七机部供火箭研究用。109丙机的使用时间长达15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而且，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管理程序就是在它上面建立的。
这些由中国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研制出的第一批计算机，代表了中国人掌握计算机的技术水平和成果，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事业。
突破百万到超越亿计算
虽然我国自行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一直未能突破百万次大关。1973年，北京大学（由张世龙培养的、包括许卓群和张兴华等骨干人员）与“738厂”（包括孙强南、陈华林等骨干人员）联合研制的集成电路计算机150（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百万次）问世。这是我国拥有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程序和自行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该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杨芙清教授领导研制，是国内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
1973年3月，在全国实际研制目标200～500万次不能满足中国飞行体设计的计算流体力学需要的情形下，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根据飞行体设计需要，要求中科院计算所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80年代完成十亿次和百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并且指出必须考虑并行计算道路。中科院计算所根据国防情报所和计算所情报室提供的国际上的公开资料，分析了1970年前后美国研制的高性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于1973年5月提出“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20M低功耗ECL、电路-四条流水线）及其模型机（757向量计算机、10M ECL、电路-单条流水线）”的可行方案。由于文革中受到严重干扰，以及文革后“走马灯”式良莠不齐的领导乱指挥，尽管在1979年，由亚城负责的20M低功耗ECL电路的集成电路芯片投片已经研发成功，但是最终“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的研发，因为任务变化，最终搁浅。
表1和表2给出了代表中国掌握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时间表，水平主要是根据创新的“三性”中的先进性。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只是代表中国已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水平的计算机，其中，带*的103、104、119、150、757，及银河-1号巨型机和银河-2仿真计算机等7台计算机，都被载入“记述对中华文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中。
除了研制水平之外，产业、市场和应用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在批量生产计算机上，电子工业部及其相关研究所（例如著名的15所）和工厂（例如著名的738厂）功不可没。不仅上述中国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要依靠它们，而且它们也独立设计和研制过一些成批生产的计算机(例如108系列、与清华大学合作的DJS-130等），尤其在人造卫星地面系统（例如320计算机及舰上718计算机）及其他军工任务上，这些研究所和工厂都有过突出贡献。研究所和工厂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技术和工艺方面。他们的领军人包括莫根生、陈立伟、曹启章及一批骨干人员，例如江学国等。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领导的仿IBM系列也起过历史性作用，沈绪榜和李三立负责的有关卫星天上和地上计算机及其他任务用的计算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七机部、清华大学及中科院各分院在发展计算技术方面还做出了许多贡献，这里就不枚举了。
中国自力更生全部国产化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事业，和20世纪50～70年代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和109厂的研究及开发工作是分不开的。中科院半导体所和109厂都是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独立出来的，中科院物理所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发展计算机事业离不开人才培养，20世纪50～70年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之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夏培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计算机、进行实践、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培肃领导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了107（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 250次）计算机，该计算机于1960年交付使用，并且还复制了两台。尽管107计算机比103（1958年交付使用）、104计算机（1959年交付使用）速度低了10倍到40倍，但是对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计算机系统是由多方面研究成果构成的。范新弼领导的磁心存储器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主要的骨干有伍福宁、王振山、徐正春、张杰、甘鸿，等等。王克本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八层印刷电路版研究与设计小组。方光旦在磁头、磁胶，张品贤在磁带，顾尔旺在磁鼓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实际上，大多计算机的研发都是集体成果，例如全国参加757计算机研发工作的人员，就有上千人。
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于1957年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20世纪50～70年代，它承担了中科院计算所代表性的计算机（119、109乙、109丙、757、717等计算机）的系统结构设计任务。参与成员则根据当时前苏联计算机领军人物、前苏联科学院列贝捷夫院士的建议，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人士闵乃大教授，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则是1958年5月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设计工作由北京大学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虞承宣，加上6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其中周巢尘、沈绪榜等3人后来分别由不同领域（软件、航天、系统结构）、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中国20世纪60年代编译系统的带头人在当时都是年轻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杨奇、中科院计算所董韫美和仲萃豪、南京大学徐家福、国防科技大学陈火旺等。中国20世纪60年代操作系统的带头人有北京大学杨芙清、南京大学大孙仲秀等，当时也都是年轻人。软件正确性设计（容易推广到硬件的正确性设计）是近20多年国际上关注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我国领军人物何积丰院士、周巢尘院士如今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佼佼者。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容错和检测理论和实践的带头人是魏道政，而知识处理的带头人是陆汝钤。
依赖进口弊端过大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研制的计算机，几乎全部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
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迅速发展，数千万甚至上亿个晶体管逐渐能够集成在一个芯片上，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是普通个人使用的“微机”（PC机）及超强“微机”（后者可以组成服务器或者并行处理的高性能计算机），而其他各式各样的计算机（包括超级中小型计算机在内）由于性价比问题，无法和微机竞争，就自然逐步退出舞台了。国际上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的计算机公司，例如CDC公司、王安公司等，纷纷倒闭。虽然如此，国内那一段过渡时期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研制的各种机型也曾有过较大贡献，例如张修领导的KJ8920，在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软件方面就很突出。
中国最早意识到个人计算机发展趋势而率先转向研究“微机”，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带头人有倪光南、韩承德等。
国内高性能计算机，有慈云桂、卢锡城、周兴铭、杨学军领导的银河系列；张效祥、金怡濂、陈左宁领导的神州系列李国杰、孙凝晖领导的曙光系列；祝明发领导的联想深腾系列；以及周兴铭领导的银河-2数字仿真巨型机等。PC机有联想系列、长城系列、方正系列、同方系列等，其学术代表性带头人是倪光南，产业代表性的领军人是柳传志。
计算机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链，软件发展依赖于整机和应用需求的发展整机的发展依赖于芯片、部件及需求的发展芯片的发展则依赖于“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这里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是指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三大部分，即大底座、中间层和顶层。大底座（价值十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生产线）是从拉单晶硅到光刻-扩散-参杂，到最后封装，相当于过去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领导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的研究工作。中间层是各种高速低功耗电路设计，相当于过去中科院计算所电路设计组蒋士飞、沈亚城等人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沈亚城所进行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设计，直到做成芯片，才可以算做完成。顶层则是硅编译等等软件工作，这部分工作过去是计算所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把逻辑设计图变成为工程布线图的手工工作，加上半导体所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各种掩模版所需的手工工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情况下，从复杂性、可靠性角度，手工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依靠硅编译来自动完成。
在允许部分进口的环境下，一个产业链如果要求全部国产化，会造成一环落后引发产业链后续部分全部落后的情况；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使得各种类型整机可以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进而软件和应用都能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当国内所研制的计算机全部转向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时，一方面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和PC机的发展依赖于进口元器件和进口部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集成电路研制力量，由于缺少巨大的经济支持，都转向非计算机用的其他难度小的方向。
“元器件全部进口化”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全部国产化的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研制中止，而且真正完全自主的国产的计算机集成电路研制工作也中断，至今也没有恢复，甚至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这两方面对国家安全都很不利。实际上，“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依靠进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就等于依赖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引进无法达到最先进，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引进很可能中断，引进的生产线的备份件也不能得到更新。
“中国芯”何时真正崛起
进入21世纪以后，李德磊负责的“方舟”、胡伟武负责的“龙芯”、以及王沁参加负责的“多思”、方信我负责的“国安”等等“中国芯”项目不断涌现，计算机产业链国产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当前或者未来将出现的众多的“中国芯”的共同点，都是“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其水平仍然是依赖于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仍然受制于人。
众多“中国芯”的主要的差别只是在系统结构设计上，或者在高速低功耗电路等设计上，有没有重大创新、重大突破。设计明显创新的，有国外学者称之为相当于“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虽然难听却也有几分道理。尽管能设计“中国芯”的人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能设计“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仅目前没有，恐怕不远的将来仍然是空白。如果中国不能制造中国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那么无论有多少种“中国芯”，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中国PC机的发展水平就必然还是取决于美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水平及美国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水平。
现实的道路是，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独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发展芯片产业，而建立完全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则应该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
早在1965年，中科院半导体所王守觉就开始研制从逻辑图到掩模版的自动形成系统“图形发生器”，这项研究比美国还早。由于文革破坏而中断了3年，1971年初研制成功时，反而比美国晚了一年多。以上历史说明，中国人的独立研究能力也不容忽视，研究环境也不容被忽视。
如何做到既能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发展都能建立在国际最高水平之上，又能确保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产业链的问题，应该是许多产业链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更是决策者急需处理的政策问题。
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50年前，是10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30～40多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过专业教育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数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本文列举的，只是这个百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链接:文中部分科学家简历
华罗庚：江苏金坛人。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国际知名数学家，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等。
钱三强：浙江湖州人，出生于浙江绍兴。核物理专家、中国核原子科学之父，曾师从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在中国研发原子弹期间，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范新弼：电子计算机专家，湖南长沙人。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在电子器件研究与应用领域获8项美国专利。归国后，领导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及其后多台大型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研制工作，领导中国半导体存储元件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批测试设备。
张效祥：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领导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并在此后的35年中主持中国自行设计的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领导完成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
钱学森：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上海。钱学森曾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历经5年努力，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江苏武进人，“中国第一个程序员”（王选），长期致力于结构力学、断裂力学、材料力学性能、计算数学的研究和教学，我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赴美学习，1956年归国教学，1968年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自杀。
金怡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性能计算机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籍江苏常州。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者之一，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赶超世界计算机先进水平有着重要贡献。
王选：江苏无锡人。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象的计算机处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巢尘：计算机软件专家，原籍江苏南汇，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所长。
杨芙清：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第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计算机科学技术及软件专家，无锡人。历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教授。
孙仲秀：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浙江余杭，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历任南京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等职。1974年后主持研制了中国国产系列计算机DJS200系列的DJS200/XT1和 DJS200/XT1P等操作系统。从1979年起开始对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进行了研究，1982年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ZCZ分布式微型计算机系统，研究和开发了多个实用的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何积丰：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软件学院院长，上海嵌入式系统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早年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发。
吴几康：安徽歙县人。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于1951年至1953年在丹麦任无线电厂开发工程师，归国后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参与筹建计算技术研究所。1965年负责研制成功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后参与筹建771微电子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和研究员。
张梓昌：电子计算机专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历任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所长、测控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期从事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的研制，曾负责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技术工作，是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张世龙：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曾参加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计算机119机和北大红旗计算机的系统设计。
慈云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安徽桐城人。历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等职，先后主持了我国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从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专用机，到担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康：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生于江苏南京，原籍浙江绍兴。其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199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名誉主任。(排名不分先后)
(计算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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