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医药的起源很早。苗族民间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而苗族医药见诸史籍的时间也很早。西汉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苗父”者谁?有的学者认为:“刘向《说苑》说上古有人名苗父,……这个苗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中国通史简编》)。

  有的学者认为,汉族文献所记的苗父,就是苗族传说中的“药王爷”。湘黔交界的苗族人民说,药王爷是一个周身透明、状如玻璃、有翼能飞的神人,他不畏艰难险阻,披星戴月为人民“岔税岔嘎”(东部苗语即“寻找药方”),这个传说流传很广,苗族东西部地区均有“一个药王,身在八方;三千苗药,八百单方”的歌谣。至今黔西南州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医,还非常崇敬“药王”,在行医过程中治好病,就要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来敬祭“药王”。这个传说同《淮南子》记载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非常类似,《山海经》云:“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其中“有翼”和“有翅”、“透明”的传说,均是神话时代苗族先民的特征,这说明苗族医药是起源于上古神话时代的。

  由于苗族本身无本民族文字和史实的记载,故其医药的起源难于考证,但从众多的其它文献和传说、古歌中,仍可窥知其具体情况,其特点一是起源较早,历史悠久;二是起源于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苗族由于生活于药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较早地了解和掌握了植物的知识和药用价值。至今在苗族地区,几乎每人都能认识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有些地方家家户户门庭院落房前房后皆种植一些常用药物,形成人们应用草药极为普遍的特点,具有“百草皆药,人人会医”之称,史载楚国巫师经常用苗药作巫具.

  《楚辞》中有不少记有被称为“苗药’、的“菖蒲”和“泽兰”,长沙马王堆一、二号汉墓把“泽兰”作为殉葬品,说明了苗药的历史悠久和广泛应用。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问从何来,曰:“道西北(yangke江)”(《史记‧西南夷列传》),即古夜郎境内,《兴仁县志》载:“山产萎(草头加弱),花如流藤,叶如荜茇,子如桑椹。苗家沥其油,醢为酱,味亦辛香。取其叶,裹槟榔食之,谓可辟瘴,苗女持赠所欢,以为异品。”

  兴仁在古夜郎境内,从上述记载,可知苗族开发植物资源作为食品和药物的历史悠久。

    苗族“古歌”中关于远古发现药物的故事也很多,如黔东南一首叫《垫哈》的古歌,说的是哈哥小时不幸被虎背去,十年未返,后被父母找回时,野性不改,声音嘶哑不能说话,一次他跑出去到河边吃了很多浮萍,哈哥不但能说话了,还改掉了野性,苗家因此积累了浮萍能治嘶哑病的经验。

  虽然苗族生活在植被繁茂、药物丰富的地区,但苗族早期迁徙频繁,所到之处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荒僻山区和瘴疠之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这种环境反而锻炼了苗族生存斗争的能力。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起源较早的医药活动,绝对不能保证民族得到生存和繁衍。苗族的许多有名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经验,就是来源于这种生存斗争。如苗医著名的糖药针疗法,是一种独特的外治疗法,此法广泛流传于贵州西南和西北大部分地区,贵州关岭镇宁、紫云等地的苗医,用此法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

  糖药针疗法溯源于古老的弓弩上应用的弩药,从弩药的成份上看,主要是古代苗人将“见血封喉”的剧毒药汁敷涂于弩箭尖上,以猎取虎豹等凶猛动物,《宋史‧蛮夷列传》载,蛮夷人(主要指苗瑶民族)“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畬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药解之即。”

  至今苗族仍有狩猎习惯,古代苗族应用弩药是可以肯定的,但其它民族也有弩药,而苗族都能将它应用在治病上,可谓是一创造。苗族在应用弩药的漫长过程中,配制者为适应治病的需要,有意减去了其中的剧毒成份,加入蜂糖等降低药物毒性的成份,用特制的排针或三棱针沾药汁刺于患处,其操作简便,治疗迅速,副作用小,糖药针是苗医独特的外治法,是起源于苗族古代狩猎活动而发明的弩药,这正是苗族医药起源于古代生活和生产实践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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